近年來，學界對於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討論得比較多。其實，在因地制宜形成的諸多地方發展模式中，至少還有一個模式與前兩者比肩而立，這就是産生於珠江三角洲的珠江模式。一般來説，“蘇南模式”是指以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為主的地方政府推動型模式；“溫州模式”是指以家庭經營和發展個私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而“珠江模式”則是指鄉鎮集體企業加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模式。

三大模式雖是發軔于80年代農村的集體經濟變革中，但卻有著不同的發展路徑：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屬私人發動型，“蘇南模式”傾向於政府(社區)發動型，“珠江模式”則兼而有之；從籌資途徑看，“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傾向於資金自給型(內生型)，“珠江模式”則傾向於引進外資型(外來型)；從制度變遷、體制轉軌的路徑依賴看，蘇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體制內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溫州則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珠江則兼而有之。

三大模式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三大模式也面臨著挑戰。溫州的發展障礙主要來自外部的制約，如市場準入、資訊共用、技術支援、資金融通和人才開發等方面；蘇南則主要面對來自內部的制約，如法人治理結構、政企關係、內部管理方式等；珠三角則與蘇南一樣，市場化與逆市場化兩種潮流交匯在一起。

在三大模式中，學界對“溫州模式”讚譽有加。這不僅因為它是自發生成的市場制度，更在於這種制度能夠“與世俱進”，擴展、更新、修正和成熟。現在一些學者提出了“浙江模式”的説法。實際上，所謂“浙江模式”，就是擴展、更新、修正、成熟的“溫州模式”。

與“溫州模式”受到的推崇相反，“蘇南模式”由於在轉軌過程中阻力重重，進兩步退一步，近年來人們對它的批評不斷，有人甚至發出了“蘇南模式已經終結”的論斷。不過，“蘇南模式”也在悄悄地發生“嬗變”。“二次改制”之後，蘇南經濟也出現了新的跡象，如資本經營、個私經濟、園區經濟、外向經濟等都有大動作。

至於“珠江模式”，可能人們目前只記得其主要特點是外向型經濟，但歷史上“珠江模式”的另一特點是鄉鎮集體企業力量較強。廣東在90年代初期就實現企業一次改制，主要是把鄉鎮集體企業改為股份合作制企業，實際上是把産權歸屬明晰化，即把屬於“公”的部分和“私”的部分明晰化，但沒有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1997年以來，全國鄉鎮企業都在搞新的一輪改制，廣東也不例外。“珠江模式”在這次企業轉制中有比較徹底的變化。

從目前情況看，無論是以集體經濟為主起始的“蘇南模式”，還是以私人經濟為主起始的“溫州模式”，或者以合作經濟為主起始的“珠江模式”，在它們向股份制公司形式的發展過程中，既堅持既有特色，又融合互補，力求在變革中實現高度整合：溫州模式加快了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與産業升級，蘇南與珠江模式則加強了混合經濟與民營化等。從這個意義上講，“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發展趨勢，正呈現趨同化的跡象。

從更為本質的方面看，正如農村研究界的泰斗杜潤生指出的，由於“溫州模式”具有“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性質，更貼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因此，三大模式實際上是向著“浙江模式”亦即擴大了的“溫州模式”趨同。

迄今為止，三大模式是我國市場化發育程度最高的地方發展模式。但它們能否最終殊途同歸併在全國推進，以及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和農民奔小康能否最終實現，還有賴於以下三個問題的解決程度：

首先是土地産權問題。儘管學界對農民是否擁有完整的土地産權還有爭論，但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必須得到法律保障，農民必須擁有進入市場的應有權利，由他們自主地組成經濟共同體，決定土地經營以何種方式重組，通過市場規則來選擇他們的發展路徑。政府在其中需要做的只是通過法律形式切實保護農民地權的市場進出權，防止外部力量對農民地權的侵奪，並在此基礎上促進土地的有序流轉。

其次是農民的公民權問題。産權問題的根本還在於農民的公民權是否完善。除了農民對現有土地的使用權還需得到法律進一步有力保護之外，農民進入城市的平等公民身份權利、自主的經營管理權利等憲法賦予農民的各項權利，更要切實維護並堅決予以落實。

再次是農村基層政權問題。行政冗員及由此引發的各種農村社會問題成為學界近年來關注的一大焦點。20多年來，我們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忽略了行政權力的龐大對農村市場的發育和農民負擔增長的影響，這種影響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現在也到了必須解決這一問題的時候了。（鄧聿文）

中國經營報 2003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