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人民幣是否升值討論的深入,資本賬開放問題也引起了國人廣泛關注。對其關注是好事,但有文章指出,國人要警惕全面開放資本賬之陷阱,這種説法就有失偏頗了。因為,80年代以來,儘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發生了不少金融危機,但是這段時間以來金融市場與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也是不可否認之事實。金融自由化作為一把兩刃劍,我們不應去回避它,而應該如何來化風險為利益。
一般來説,資本賬開放就是解除資本賬下的資本流動管制。它一是指取消跨境資本交易本身的管制;二是取消與資本交易相關的外匯管制。因此,資本賬開放可以是資本交易的放開,也可以資本賬下的匯兌自由。
無論是人民幣是否升值問題關注,還是CEPA簽訂,QFII的出臺,QDII的推出,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等等。這些都涉及到人民幣資本賬可兌換的問題。由於在WTO條款中對人民幣資本賬沒有承諾,人民幣的資本項目下什麼時候可兌換完全在於中國政府視國內外情況之判斷。
不過,最近有人認為,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資本賬開放可以會成中國經濟發展之陷阱,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嚴守關口,不到條件完全成熟決不可開放。這種説法沒有什麼不可,但這是人民幣資本賬開放政策較好的選擇嗎?國人對資本賬開放現狀了解多少?人民幣資本賬開放難以進行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在哪?可以找到化解之路嗎?
實際上,在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中,外匯體制改革應該説是進展最為順利的。1994年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實現了人民幣經常賬有條件可兌換。在此改革的基礎上,從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第2、3、4款的義務,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這是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的第一步。本來在此基礎上,計劃在5年後實現人民幣資本賬下完全可兌換。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個計劃嘎然中止,1999年6月10日,正式施行全面停辦非貿易項目的境外人民幣結算業務。
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後,國際間不少知名學者此次危機在於這些國家資本賬開放過早的結果,並由此判斷,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還不具備資本賬開放的條件,對資本賬開放要更謹慎的態度。可以説,亞洲金融危機,既為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金融監管敲了警鐘,也使中國政府對外匯體制改革保持慎重的態度。
但實際上,從中國外匯管制中,國際收支資本賬的30個子項目中,管制較嚴只有5項,不過,這5項是國際金融市場最為活躍的項目,如對外直接投資項下流出、居民對外股本證券投資、居民對外發行債券、居民在境外購買債券和居民借用外債等都採取嚴格管制。
儘管管制項目少,但也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弊端。第一,對外匯有效需求的嚴重壓制。因為,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是建立在強制結售匯與中央銀行對各商業銀行實行限額管理的基礎上的。由於外匯供求完全操縱在國家手中,國家既是外匯的供給者,又是外匯的需求者,外匯匯率的形成由非市場的國家決定。從而使得企業與外匯銀行失去了對外匯的投機性或預防性需求,而僅僅滿足於交易性需求,造成了外匯需求被人為的壓制。由於受到外匯管制,資本的進出更不能隨心所欲,因此,對外匯的個人評價與國際市場資訊是毫無價值可言的。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既無法進行國內外價格的正確折算與比較,也無法真正了解實際比較成本與比較利益,也無法讓人民幣匯率成有效的國際市場資訊。
第二,資本賬的嚴格管制,還會使得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大打折扣。因為這種匯率制度取消了國內企業的所有現匯賬戶,並規定出口企業的外匯收入必須全部結售給外匯指定銀行,企業進口購匯也須持經嚴格審批的進口許可證等有效憑證,並且須按外匯指定銀行的當日牌價交易,這實際上等於在時間、價格及數量等方面對企業的外匯買賣施加了嚴格限制。這也意味著中國對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實際上使人民幣無法成為可兌換貨幣。
第三,從國際以往的經驗來看,一國在實現經常賬可兌換的同時而對資本帳進行管制,必然導致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進行資本外逃。如在進出口貿易活動中高報進口或低報出口,通過對外投資的資本外逃,借助境外融資實現資本外逃等。還有在現行“經常項目可兌換,嚴格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體制下,市場參與者趨利避害的本性必然會導致大量資本項目交易混人經常項目交易的情況。可以説,這種資本外逃不過是資本賬管制下的産物;在資本賬開放的條件下,資本流出入是一個正常現象了。
第四,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非自願或非自由的結售匯使企業無法真正地自主經營;無法面向國際市場;使得企業認為創匯再多也是國家的,自已從中獲得益不多,挫傷企業出口創匯的積極性;使得企業外匯需求的能力受到嚴重壓抑,從而失去了規避外匯風險的動機、能力與條件等,由此,降低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還有由於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外匯供求關係主要反映在經常項目,資本項目不包括在內,這就必然扭曲了人民幣匯率的合理性,使得國內價格體系無法與國際價格體系相對接,並通過合理的匯率水準向國內的生産企業提供正確的資訊。
第五,在資本賬嚴格管制下,國家的外匯儲備、居民的金融資産都處於低效或無效的運作下。因為,國家對金融體系的嚴格控制,居民可選擇的投資機會甚少,其資産除了納入政府管制的軌道上,別無他途。這樣不僅容易把整個經濟的風險都集中于國內金融市場上,從而影響金融安全。上述的種種困境,不僅不能改善中國資本帳開放的條件,反之,還會使其條件進一步惡化。
事實上,資本賬開放雖然有風險的,更重要的是會帶來收益。近些年來,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邊境貿易中,人民幣已經被普遍用作支付和結算的硬通貨,人民幣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可以自由地兌換,在越南、緬甸等國家,人民幣可以全境通用,一些國家甚至官方正式承認和公開宣佈人民幣為可兌換貨幣。正是這意義上,趙海寬曾認為,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更深入地參與經濟全球化,人民幣也應該成為世界貨幣之一,最少應該能夠發揮一部分世界貨幣的作用。因此,人民幣資本賬可兌換再一次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如果人民幣資本賬可兌換,不僅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之一,而且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利大於弊。因為,鑄幣稅可以帶來最直接的收益。據統計,截至1992年底,美國輸出美元紙幣的毛額已經超過了7009億美元,這些錢成為其維持自身在世界政治、軍事領域霸主地位的重要來源。而中國一旦實現了人民幣可兌換及國際化,不僅可以減少因使用外幣引起的財富流失,而且將為中國利用資金開闢一條新的渠道。人民幣可兌換也會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增強中國對全球經濟活動的影響力和發言權。還有,人民幣可兌換還可以促進中國對外經貿活動和國際交流的開展,尤其將推動中國對周邊國家地區的經濟貿易和境外投資,並將有力地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現代化、全球化建設步伐。同時,它還可以減少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中由於使用外幣帶來的匯價風險等。
事實上,資本賬管制使得人民幣資本賬開放所面臨更多的困難與問題,而且這些困難越來越惡化了資本賬開放的條件。而政府則根據這些條件來確定人民幣資本賬開放的政策,從而難免走上惡性迴圈之路。本文認為,人民幣資本賬開放的條件應該是在大力改革過程中生成,而不是出現了這些條件後才改革。否則,不僅會加大資本賬開放的成本,不利人民幣資本賬開放條件的生成,而且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成長。而資本賬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由之路,只不過國人要有更多的準備。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