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無論對於歐洲、日本、美國還是中國，人民幣幣值問題都不過是一個經濟問題。以經濟的視角討論之，使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在不損害中國經濟利益的前提下，也有益於他國經濟狀況的改善，才是合乎博弈規則的共贏之路。而那種認為非贏即輸、非死即活的“零和遊戲”思維，可以説仍未跳出“冷戰思維”的窠臼。

    美國的某些産業組織和商會正在討論是否提請美國政府動用“301條款”來迫使人民幣升值，歐洲15國也以取消“普惠制”這一“胡蘿蔔”來表示他們對於人民幣幣值問題的關切，日本、南韓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也似乎在“是否加入遊行示威的隊伍”這一問題上躍躍欲試。不過筆者相信，如今的人民幣幣值問題並非項羽“時不利兮騅不逝”的沒落處境，而是“中國國力跨上新的臺階”這一征程中響亮的號角：以行銷學的“眼球理論”看，這或許是宣傳中國的免費廣告。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易憲容認為，“既然不少國家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政治化，那麼，中國政府就應該明確地向他們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可以談判，關鍵是看看他們給出什麼價錢。”這價錢當然不是指赤裸裸的銀子，而是匯率變動後的利益補償。在國內經濟目前的發展態勢下，追求WTO規則之內的“費厄潑賴”，而非謀求別國的扶助，已經成為可能。

    這樣，與匯率浮動相對應的，應當是我們對他國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的相當關切。由於WTO規則之下的貿易應訴相當耗時費力，所以，以政府部門的姿態謀求“所有”的貿易自由化框架協議，將大大節約貿易爭端的應訴成本。這一觀點基於如下判斷：即使在人民幣一定程度升值的情況下，中國出口産品的競爭力仍將保持相當的優勢，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在今後若干年引起持續的貿易糾紛。

    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對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15%，它對校正美國貿易赤字的效果不大，對日本經濟不景氣的“治療作用”輕微，對歐元區GDP的影響也幾乎為零。高盛（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胡祖六博士稱，時間系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出口的匯率彈性為0.2。也就是説，如果以貿易額加權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1%算，中國的出口額可以增長0.2%。“所以實際上，匯率浮動給中國的出口增長帶來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華盛頓尼克松中心中國研究處的喬舒亞艾森曼恩更認為：“考慮到目前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位已經十分低廉——許多外國競爭者已經被中國製造商從以玩具、紡織品為代表的低端工業品生産鏈中排擠了出去，所以，中國出口商品漲價只會縮小它們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國家産品的價格差距，大多數中國出口商品仍將保持其競爭優勢。”

    一種極端的情形是：在匯率變動對出口數量影響有限的情況下，由於單位商品結匯額的增加，出口貿易的絕對額反而會增加。另一種可能的影響是：由於出口商品的價格走高，減少了他國貿易保護主義者“反傾銷”的申訴理由，從而以貿易環境的改善遏制了出口下降的趨勢。這兩種可能性雖然未必很大，但也絕非空談。

    總而言之，在思考、探討相關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認識到：人民幣已經“長大了”——它即將步入成年，而不再是個孩子。另外，在中國，由於“産業組織”的聲音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幫襯政府”的程度，所以，“政府作為”的效果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這有待於在後續改革的進程中逐漸增加砝碼。（喬其興）

    國際金融報 2003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