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

    與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相比，現階段我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已轉變為總體上供求平衡和供過於求，某個時期、某些領域出現局部過剩的經濟。另一個重要區別是市場體系初步形成，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第三個重要區別是生産要素總體上供給充分，當市場需求上升的信號給出後，供給方有能力作出較快反應。這些基礎性變化，使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通貨膨脹重現的基礎大大削弱了。從這一輪增長中的幾個“龍頭”産業看，價格基本是穩定或下降的。以“爆髮式增長”的汽車産業為例，２００２年産量增長是以價格下降為前提的。目前，增長最快的轎車正在進行著新一輪的較大幅度價格下調。

    近一個時期價格漲幅較大的主要是幾個能源和原材料行業。這些行業的價格上升首先受到國內需求的拉動。需要重點分析的是供給方的狀況。石油價格上升主要與伊拉克戰事有關，戰事結局明朗後，國際原油價格不大可能保持在高位。當國際油價下調後，國內油價將會聯動。鋼材價格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進口保障措施和近年來總量控制措施的影響。電力屬於緊的供求平衡，局部地區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電力緊張與前些年新增發電能力較少有關。如果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特別是減少不適當的行業進入限制，經過一個不長的調整週期後，這些行業的價格上漲或供給不足的局面是不難改觀的。總體上看，在一個時期內出現全局性的、對經濟增長産生顯著負面效應的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

    市場經濟中的泡沫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問題在於泡沫是何種性質，是否處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現階段的經濟增長中有兩個因素是有利於抑制泡沫的。其一，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實體經濟增長的空間很大，與老牌工業化國家增長空間狹小、經濟過熱後易於出現嚴重泡沫的情況不同；其二，這一輪經濟增長中的龍頭産業直接與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相關，具有滿足大眾消費的特徵，這就減少了交易環節過多、最終實際需求不足而導致泡沫的風險。在這一基本判斷的前提下，局部領域、某些時候出現較嚴重泡沫的情況是可能出現、必須警惕的。這些情況的出現，往往並非源於純粹的市場力量，而是與不當的行政干預相關。例如，某些地方的‘‘圈地”活動促使土地價格上升，並轉化為房價上升。而土地交易中的非市場化、非透明行為，乃至權錢交易腐敗行為，則是土地交易環節增多，推動價格上升的主因。減少和消除這類泡沫，必須與相應的改革相配合。

    二關於“重復建設”

    首先要明確市場經濟與重復建設的關係。市場上只有一個企業是壟斷，一個以上才會有競爭，而一個以上就是重復。從這個意義上説，沒有重復建設就沒有市場競爭。即使在供過於求、生産能力過剩的情況下，新的生産能力的進入仍可能有其合理性。新的生産能力可以採用新的技術、工藝，生産出與已有産品具有顯著差異的産品，如大螢幕背投彩電、電漿彩電、液晶彩電與傳統彩電的區別。在企業效率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産品類型一樣，高效率企業仍有理由進入，因為它能以較低成本提供産品，並最終將低效率企業淘汰出局。因此，結構調整和升級、企業效率改進，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新的生産能力進入實現的。企業競爭力的形成本質上是一個“幹中學”的過程，即競爭力只有通過競爭方能獲得。如果説重復建設可能引起的某種浪費，也可以將其看成培育企業競爭力不能不支付的成本，但相對於企業沒有競爭力導致的浪費來説，這種浪費還是要小得多。

    在我國現階段的體制背景下，有一種危害很大的“重復建設”。相對於“市場性重復建設”而言，這種重復建設可稱為“行政性重復建設”，即受短期內出政績的動機驅動，政府使用財政資金，或在政府主導下通過其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進行不負長期或最終責任的重復性投資活動。這種“重復建設”的癥結，不在於“重復建設”，而在於對投資活動不負長期或最終責任的“行政性”，也就是現階段政府職能和投融資領域所存在的體制問題。不解決這些體制問題，不僅重復建設會造成比“市場性重復建設”更多的浪費，不重復建設而搞“壟斷建設”時浪費則更大。

    把兩種重復建設區別開來，將有助於正確認識新一輪經濟增長中的重復建設問題。以汽車産業為例，對行業進入的不當限制和行政性重復建設兩種情況都存在。儘管一個時期來對汽車行業的進入限制有所放鬆，但與創造一個開放、充分而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目標相比，還有一些距離。中國汽車産業正處在大眾消費的起步階段，各類負責任投資者平等進入甚礎上的充分競爭是不可缺少的，應當並可能維持較長時間。期待中國汽車市場出現由少數幾家大企業分享的格局為時尚早。地方政府主導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是當前應當關注的一種傾向。在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以前，對政府財政資金和其他由政府直接控制資金投資于汽車産業應有明確限定。

    三政府在新一輪增長中發揮什麼作用

    新一輪經濟增長既需要政府發揮重要作用，也為政府所發揮作用的內容和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機會。

    第一，把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正確地區分開來。當出現經濟過熱和嚴重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時，採取項目審批、限制産量、關閉企業等措施，嚴格等説，並不屬於“宏觀調控”，而是微觀干預。如果這類微觀干預採取“—刀切”的方式，那就可能在限制了不負責任的、違規的投資者和生産者的同時，也限制了負責任的投資者和生産者。意在約束重復建設的項目審批，從實際效果看，未必能夠減少行政性重復建設，因為審批不能解決導致此類投資行為的體制問題，反而使通過審批的項目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刺激地方爭項目。在微觀層面上，包括所謂“行業管理”層面上，政府管理的首要原則應當是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由於體制問題，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那也應當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宜“一刀切”。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中採取的措施應當有助而不是有悖于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確切意義上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必要時當然要擇機實施，目的是減小和熨平宏觀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

    第二，加快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如前所述，經濟中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泡沫等問題，起因于現行體制下的政府行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現有的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政府投融資體制要解決諸多問題，首先是規範政府的投資領域；將政府投資明確限定在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領域，此外的領域原則上不投資。 當前正在開展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改革，為這項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機。新一輪經濟增長，也為這項改革提供了諸多有利條件。應當抓住有利時機，使這一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在改革取得大的進展以前，針對行政性重復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對政府的投資範圍做出行政性限定也是必要的。

    第三，增強政府蒐集、分析資訊，向社會提供資訊服務的能力。在減少政府微觀干預、改革政府投融資體制的同時，要增強政府的資訊蒐集、分析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加強對社會的資訊服務。這是新形勢下亟待加強並可能取得顯著成效的一項重要政府職能。政府宏觀調控和必要微觀干預的前提，是獲取充分資訊。在邏輯上，政府在宏觀經濟、行業經濟等層面，與企業相比具有資訊優勢。但經驗表明，政府掌握的資訊往往是不充分的，與企業相比，有時也未必具備資訊優勢。提高蒐集、分析資訊能力，是改進政府管理經濟能力的一項基礎性的、非常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視的工作。蒐集、分析資訊，主要是那些對了解和把握宏觀經濟和結構變動有重要意義、對解決資訊不充分而引致的突出問題有幫助、企業和個人經濟決策需要但往往難以獲取的資訊，目標是建立政府比較優勢領域內的資訊優勢。利用這種資訊優勢，首先改進政府的決策品質，其次向社會上的企業、其他機構以至個人提供資訊服務，重點是與生産和投資預期相關的資訊服務。例如，當某個企業向某個領域特別是熱點領域投資時，社會上其他許多企業也在做相同投資，但由於資訊不溝通，這個企業無法獲知全社會的投資狀況，而當項目建成後，才發現供給過剩了。如果政府能夠在單個企業投資決策時提供全社會相關投資的資訊，將會大大降低單個企業投資的不確定。

    第四，政府對微觀經濟層面的管理，要由“指令性管理”轉變為“禁令性管理”。所謂“指令性管理”，是指政府讓做什麼，才能做什麼，此外的都不能做；所謂“禁令性管理”，則指政府規定什麼不能做，此外的空間留給當事人自主選擇。在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方式的這一轉變是基礎性的、必須完成的，否則，經濟轉軌不可能真正實現，而且很可能演變為一個嚴重扭曲的、低效率的、“壞的”市場經濟。政府管理方式的這一轉變，要以一個基本理念為基礎，即在不斷發育、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相信市場，讓市場充分地起作用。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是有缺點的，在嚴格意義上説，所謂市場經濟的完善只能是相對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還是要承認的，否則我們就沒有必要搞市場經濟。市場中的企業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場經濟同樣提供了糾正錯誤的機制。市場會有波動，但也有調整波動的機制。問題是要給市場以機會。就最近的例子而言，鋼材漲價，只要市場是開放的、充分競爭的，在生産要素供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的情況下，産量增加、價格回落是一個不長的時間問題。“指令性管理”轉為“禁令性管理”的另一個好處，是顯著減少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數量，因為“不管什麼”較“管什麼”所涉及的事務量要少得多。這將為政府精簡機構、精幹人員、提高效率創造條件。

    第五，促成國債投資的逐步“淡出”。近幾年實行的以國債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具有反週期的性質。事實上，國債投資在經濟增量中的貢獻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國債投資，經濟增長中的“存量”部分會相應減少，從而影響總體增長速度。因此，國債投資“淡出”的必要條件是：經濟中的內生增長力量在支援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長的同時，能夠彌補由於國債“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隨著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展開，國債投資“淡出”的條件和時機正在成熟。何時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將是一個隨機抉擇的問題。積極財政政策意義上的國債投資“淡出”，並不等同於不再發行和使用國債。國債的規模可以適度減小，以為今後的宏觀調控留下較大餘地。重要的是國債使用方向和規模的調整，應以支援增長速度的建設項目為主，轉向以解決體制轉軌中的深層矛盾，如補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國有銀行不良資産、減小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為主。

    第六，關注高增長産業發展帶來的新問題。例如，汽車數量的快速增長，加劇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鬧市區的擁擠；石油供給條件上的某些不確定性，使人們對汽車能源供應的可持續性懷有疑慮；環境污染壓力可能隨汽車數量增長而上升。從中長期看，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而且在解決中可能贏得新的發展機遇。但如果對這些問題缺少足夠重視和對策，則可能使汽車産業的發展受阻。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隨著汽車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要及時調整城市發展戰略。有汽車大眾消費的城市結構與沒有汽車大眾消費的城市結構是大不一樣的。汽車數量增加無疑加大交通壓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人們的活動空間，推動功能分工基礎上的城市衛星城建設，使城市建設進入郊區城市化階段。解決汽車數量增加後的交通擁擠問題，將為城市結構的升級提供契機，除了汽車需求的增加外，還將帶動住宅、軌道交通等新增長點的發展，為城市經濟增長提供非常重要的動力。

    當前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來之不易，是我們多年來所企盼的，必須倍加珍惜、維護和發展。對出現的問題，應當也完全可能在發展、改革、開放中求得解決。增長速度能夠再提高一點，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能夠再增強一點，對我們這樣一個依然處在經濟轉軌和工業化進程之中的大國，實在是很重要的。簡而言之，發展還是硬道理。（作者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