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與總量的關係是經濟增長中的基本關係。經濟的快速增長通常不是各個産業均衡增長的産物。當部分産業的增長速度脫離産業的平均增長速度而顯著提高時，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提高。這種提高程度，將取決於高增長産業的數量和規模。如果人們以為某個速度指標，如８％，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長速度，那麼，將會有一個對高增長産業的數量和規模上的要求。對一個國家是如此，對一個適當大的行政區域也如此。

    對一個以經濟內迴圈為主的大國來説，高增長行業通常具有如下特點。

    ——需求導向。儘管從年度或其他較短的時間長度度量，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構成了所謂的“最終需求”，但若將時間長度適當延長，從一個完整的經濟迴圈過程觀察，消費需求才具有“最終需求”的性質。所以，高增長産業不僅是需求導向，而且是消費需求導向，這樣才具有高增長的可持續性。消費需求的數量增長是通過結構升級而實現的，需求導向集中表現在那些反映消費結構升級的産品類型上。反映消費結構升級的産品類型的性質、價值規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仲介進行分期付款，決定了相應的高增長行業規模和持續長度。

    ——帶動力強。高增長行業的強帶動力首先基於體現消費需求的産品在産業鏈條上的位置。這類産品處於産業鏈條的終端，其增長將會拉動整個産業鏈條的增長。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産品和技術的複雜程度。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多、分工協作環節複雜的行業， 即所謂“迂迴生産”過程較長的行業，對其他行業的帶動力相應增加。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較後出現的高增長行業的帶動力通常大於較前的高增長行業，例如汽車行業的帶動力要大於紡織行業的帶動力。

    ——供給反應充分。積極而充分的市場供給反應是高增長的前提。當市場需求信號發出後，較小的進入障礙將大大縮短供給增長的週期。在市場發育不全的環境中，産業進入的制度障礙經常是嚴重的問題。生産要素的組合方式對供給增長及其競爭力也有關鍵性影響。開放而日益擴展的市場有助於提高生産要素的組合效率。

    二戰以後，一批國家先後進入工業化過程。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先前的工業化國家提高，工業化經歷的時間縮短。儘管如此，其中一些國家如南韓等保持７％以上的增長速度達４０年之久。增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相繼出現一輪又一輪的高增長産業群，或者被稱為主導産業群。中國的經驗也驗證了這一規律性現象。改革開放以來的２０多年時間內，大體上經歷了兩輪以高增長行業所帶動的快速增長週期。第一輪是８０年代初中期以輕工、紡織為主導的增長週期，第二輪增長週期是９０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開始的，起帶動作用的高增長行業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産業公路、港口、電力、鋼鐵等、新一代家電産品 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機等和房地産等。

    １９９７年以後經濟增長減速，對此可以提出這樣的解釋：９０年代初興起的高增長行業動力衰退，同時缺少新的高增長行業的接替，出現了高增長行業的“轉換缺口”，形象地説，出現了高增長過程中的“空檔”。那麼，中國還有無可能出現新的高增長行業﹖對一個處在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來説，答案是確定無疑的。這樣，問題就歸結為新的高增長行業的出現需要什麼樣的條件。而要説清楚這個問題，又不能不對現階段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的基本結構和機制有必要了解。

    現階段中國經濟迴圈的基本構造

    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基本特點之一，是依然保持著城鄉二元經濟。農村居民的收入水準僅相當於城市居民的ｌ／３左右。由收入水準決定的城鄉消費結構存在著顯著差異。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增長的迴圈過程呈現出如下特點。

    ——從全社會看，消費結構升級首先表現為收入水準較高的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在現階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決了吃、穿和部分用的問題，開始向以住、行、通訊和提高生活品質的層次升級。這種消費結構的升級，將會帶動一批相關産業的增長，其中包括住宅、汽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通訊、旅遊、醫藥等具有消費品性質的産業，為這些産業提供中間産品的鋼鐵、機械、建材、化工等行業，從而推動産業結構升級。

    ——與消費結構升級擴大消費需求總量一樣，産業結構升級將擴大生産供給總量，相應地增加就業總量，一方面可以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業和再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可以為農村居民進入非農産業和城市就業提供機會，而這樣的就業已經成為農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

    ——收入增加後的農村居民將擴大對中檔消費品如家電産品等的需求，並成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從而拉動部分傳統製造業、住宅、城市基礎設施、服務業等的發展，提高這些領域就業者的收入，進而轉化為城市居民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的需求。

    把以上諸個環節聯繫起來，將會看到一個迴圈過程，經濟生活中的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變數，如擴大需求、結構升級、增加就業、金融活動品質、城市化進程、提高農民收入等，都內生並互動於這一過程之中。離開這一過程討論某一個矛盾或變數，很可能出現片面和誤解。例如，談“擴大內需”，作為源頭的是真正具有最終産品性質的消費需求，其中起帶動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體現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不考慮這種內在的邏輯聯繫，將社會總需求僅看做是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項的簡單相加，就可能出現誤導。離開消費結構升級謀求消費需求增長，離開消費需求擴大投資需求，最終“內需”將難以“擴大”，短期內擴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又如，農民收入增長遲緩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困難，是近年來經濟生活中的焦點問題。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對城鄉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無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擴大其就業機會，特別是農民進入非農産業和城市就業的機會，這樣才能實質性的、持續地改善這些人群的收入狀況。而擴大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就業機會，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城市中高收入階層所帶動的消費結構和産業結構升級。在此意義上，可以説農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城市中高收入階層沒有充分地花錢消費。某個四川農民買不起彩電，是因為某個北京的白領沒有買房。

    再如，民營企業和小企業融資難，經常被認為是民間投資不振的主因。現有的金融體系不適應民營企業和小企業發展的需要，這些企業融資渠道的障礙較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在９０年代初中期的經濟高漲期，民間投資增長速度是相當高的；去年以來，特別是今年一季度，民間投資也出現了高速增長態勢。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説，９０年代初中期的民營企業和小企業融資環境要優於 ９０年代後期，去年以來這些企業的融資環境在短期內有了突破性地改善﹖顯然不是。除了融資渠道的因素外，市場需求對民間投資的影響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場需求不足、投資回報預期不佳或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貸款必然趨於謹慎，民間投資者也不會樂觀。“膽子”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資預算約束不緊的國有投資主體。在市場需求提升時，較早作出反應的往往是民間投資主體。

    因此，我們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在既有結構的框架下理順經濟迴圈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通過迴圈中增量變化逐步調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如果迴圈過程中的某些環節存在障礙，“交易成本”過高，就將降低整個宏觀經濟水準。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就集中到“哪個環節是低水準迴圈的‘瓶頸’”。

    體制和政策調整打破“瓶頸”，推動經濟進入一個新的較快增長週期

    尋找這種“瓶頸”的一個直接困難，是經濟迴圈中的各個因素是互動的，一個因素與另一個因素之間往往互為因果。儘管如此，具有始發性作用的環節仍是存在並可被觀察的。在近幾年的經濟迴圈中，具備顯著“瓶頸”性質的環節就是城市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其主要內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品質為重點的消費層次的過渡。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困難，主要不是來自技術、資本、勞動力及其他相關生産要素的供給不足，也不是來自潛在需求的不足，而是來自體制和政策上的障礙。這種障礙集中表現在“住”、“行”兩個方面。以“住”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製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得到滿足。在打破住房分配製度以後，還需要多級住房市場、金融服務等一系列制度建設的配合。而對“行”來説，其中的一項基本內容是汽車進入居民家庭。這是一個在認識理念上極具爭議的問題，儘管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但爭議至今還不能説已經停止。在體制和政策層面，一方面，人們可以看到對汽車消費的種種限制，另一方面，對汽車産業這樣一個典型的競爭性産業，實行了遠較其他競爭性産業嚴格的進入限制，其結果是品種少、品質低，價格特別是轎車價格遠高於國際水準，直接限制了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就“行”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建設而言，過多依賴政府投資、市場化投融資渠道不暢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約。

    ２００２年以來一批高增長行業的出現和相當穩定的增長，標誌著國民經濟由低轉升的“拐點”的出現，由此可以引出的一個初步判斷是：１９９７年以來由於高增長行業“轉換缺口”所導致的經濟增長遲緩狀態結束，以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為龍頭的一批新的高增長行業推動國民經濟進入一個較快增長週期。這一變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約經濟良性迴圈的“瓶頸”環節已經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頸”的前提則是相關體制和政策調整的實質性進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製度停止。住宅多級市場得到較快發展，儘管不同地區的差距還較大。２００２年汽車産業的快速增長，消費政策的調整、加入ＷＴＯ後汽車進口關稅下調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於政府自覺和不自覺地放鬆産業進入管制後，生産廠家增多，競爭得以展開和加強，品種增多，價格下降，促使消費者預期調整，購買力大量釋放，汽車的消費和生産開始進入互動的良性迴圈。可以不誇張地説，２００２年汽車産業的爆髮式增長，是政府放鬆進入管制促進産業和經濟增長的典型案例。我們經常強調改善消費政策和環境對刺激消費的作用，而汽車産業的經驗表明，通過放鬆管制、鼓勵競爭而降低價格，對擴大消費需求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把這一系列事件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體制和政策調整打破消費結構升級“瓶頸”，消費結構升級帶動一批高增長産業出現，國民經濟進入新的較快增長週期的邏輯過程，從而理解這一輪經濟快速增長的真實原因。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