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公佈施行，同時廢止原來的收容遣送辦法。《救助管理辦法》的巨大進步是顯而易見的，表明瞭新一屆政府遵循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法律專家和人民群眾意見的尊重，必將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良好的形象。如果此辦法得以認真貫徹執行，收容悲劇就可能不再重演。

    有一部好的法規值得慶賀，但也不能因此而覺得萬事大吉。值得注意的是：“收容站”變成了“救助站”，斷了某些人的財路，它會不會犯“收容後遺症”既不“收容”也不“救助”？就像當年瀋陽腐敗大案被偵破之後，有些部門乾脆“我不辦壞事也不辦好事”，被人們稱為“腐敗後遺症”那樣？　

    這種擔心不是毫無根據的。一是救助站的經費由當地政府財政劃撥，且不説有些地方的財政本來就很緊張，沒有更多的錢拿來救人，即使是有錢，我不救助，省下的錢是我的，發獎金髮補貼，幹什麼不行，我為什麼要救助“別人”（指別的行政區域的人）？二是當“收容站”變成“救助站”，因為編制等問題，如果原來的那些工作人員大部分還要保留，這些人頭腦里長期形成的“收容觀念”能不能一下子轉變為“救助觀念”？由過去的吆三喝四變成躬身助人，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一方面是財力的“地方保護”，這就可能使一些地方對救助不太熱心，另一方面是人員的觀念落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只要看好攤子不出差錯”的想法很容易佔上風。在這個時候，如果要保證救助站發揮應有的作用，就需要有人對救助站進行監督制約。

    誰來監督呢？《救助管理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救助站不履行救助責任的，求助人員可以向當地民政部門舉報；民政部門經查證屬實的，應當責令救助站即時提供救助，並對直接責任人依法給予紀律處分”。顯然，被拒絕的求助者舉報的受理者是民政部門，而救助站也是由民政部門負責主管的，其結果就好比是到“父親”那裏告他的“兒子”，這就要看“父親”的覺悟了。而建立在“覺悟”基礎上的事情往往是十分脆弱的。為公平起見，應該讓第三方進行監督。最有效的，明確救助站的法定義務，而不僅僅是行政責任，被拒絕救助者可以直接到法院告救助站“不作為”，法院應該直接受理。

    作為一個福利性的好制度，執行的結果當然不能僅僅停留在“抑惡”的層次，“揚善”才是其根本目的。而要真正達到這個目的，防止“收容後遺症”的發作，還要有更多的附加制度（實施細則）來保障救助站既不能“作惡”，更要“行善”。到那時，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好制度才算真正實現了其初衷。（艾君）

    南方都市報 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