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於國內銀行巨大的不良貸款，以往的政府不僅一直密切關注，而且也採取了相應綜合解決方案。如從１９９９年起以債轉股的方式將一部分不良貸款以其賬面價值（１．４萬億元）四大國有銀行剝離到四家資産管理公司。並要求四大國有銀行從２００１年起，每年不良貸款率下降２－３％，５年內使得不良貸款降至大約１５％。政府並出臺新法規，允許登出不良貸款的金額高達利潤的１００％。這就是國內處理不良貸款的狀況。

    這種不良貸款的處理方式，其優點在於，巨大的不良貸款從銀行中剝離出來明顯地減輕了銀行的負擔，也使銀行對既有不良貸款承擔起責任，從而為銀行規範管理及改善業績創造條件。同時，由於剝離後出現的不良貸款要由銀行自己承擔，從而也就減少了國家對此類債務的財政責任。但是，這種解決方案是建立以下假定基礎上：一是剝離出來的巨大的不良貸款能夠有效地處理；二是國有銀行的運作機制得到改善，從而新的不良貸款不增加或增加的比例較小；三是國家經濟能夠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與實際情況相比，這些假定是十分令人質疑的。

    把巨大的不良貸款剝離到資産管理公司，這是多個國家處理不良貸款的有效方式，但其前提是有完善的金融市場及運作機制，可是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建立過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資金的運作及市場的準入完全是在政府管制下。在這種情況下，金融資産既無法由市場來定價，也無法由市場來分散風險，這樣，既無法有效的處理不良貸款，也讓國有銀行無法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官方統計數據表明，儘管通過早幾年的債轉股轉移了一萬四千億元不良貸款，但銀行系統中現有的不良貸款仍然數額巨大，約佔ＧＤＰ的３０％。由於國有銀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無法形成，銀行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與有效經營模式也就無法確立，這就意味著新的不良貸款仍然會不斷地再産生。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國有銀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無法形成，因此，對不良貸款處理的壓力不是出自於銀行內部盈利要求，而是來自中央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為了完成央行所提出的明確目標，在預計到貸款存在風險時，只會不願貸款即所稱的“惜貸”現象出現。而在銀行“惜貸”的同時，存款還在源源不斷地進來。在這種情況下，由市場自發形成的存款與貸款的平衡機制也就失去了基礎。

    也就是説，面對央行明確提出的不良貸款處置目標，銀行只會更加不願貸款，轉而持有國債。實際上這已經成為國有銀行正在採取的經營模式，從而導致整個經濟領域的信貸緊縮。自１９９８年以來，銀行對政府的貸款（包括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每年上升６１．６％，而每年對於企業的貸款僅上升１０．４％。另外，對企業貸款在總貸款當中所佔的比率也從１９９７年的８５％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７２％。在過去的５年中，金融機構的各類投資佔資産增長的２６．５％，但大部分購買國庫券。５年前定期貸款佔貸款總額的２０％，但從那時起，定期貸款已佔貸款增長額的５９％。多數定期貸款銀行直接購買國庫券和基礎設施建設債券，貸款給參與政府發起的工程公司及參與基礎設施類的工程的大型國企。也就是説，近期的信貸增長完全是政府支出增長驅動的。

    如果從識別風險的角度説，對國有企業貸款整體水準的降低也也許是減少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好跡象，因為國有銀行已經開始區分企業的風險狀況，其結果是銀行切斷對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的企業的貸款，這樣將有利於減少未來不良貸款。事實上，如果國有銀行真正有能力運用自己的資訊優勢鑒別企業風險，這應該看做是國有銀行經營管理的改進。不過，已有的一些信貸調查結果顯示，只有那些有盈利的和大型企業才能獲得貸款，而大多數企業卻受著銀行緊縮貸款的影響。例如，２０００年江蘇省有１３０家企業獲得銀行新增貸款的４５．３％，而該省另有３８４１８家企業的銀行貸款卻被縮減。另外，從銀行貸款的地區分佈來看，而存在極度失衡的狀況。新增貸款越來越向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集中，而那些邊遠的、經濟落後的地區則存在著銀行貸款的全面收縮。一個省的情況是這樣，全國的情況也是如此。有關的信貸調查結果顯示，銀行貸款向大型和高盈利企業、上市公司和大中城市及地區傾斜，而經濟落後的邊遠地區的廣大的中小型企業、農業、中小城市以及整個農村地區卻受到銀行緊縮貸款的嚴重影響。這就是目前國內中小銀行貸款難的問題的根源。而銀行貸款的明顯緊縮可能導致了經濟增長的放慢。

    而且目前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方式還難以對銀行經營者的業績進行評估，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把銀行不良貸款週期性的原因和結構性的原因區分開是很困難的，這樣，如果銀行經營不好，經營者就會把其結果歸結于遺留的不良貸款問題，從而也弱化了經營降低銀行不良貸款的動機。

    還有，我們以上的討論都是建立在中國經濟一定會持續高速增長的假定上的。不過，正如我們上面所討論的那樣，國內近年來的信貸高速增長，基本上是建立在增長政府開支，增長與政府相關的基礎建設上的。現在我們要問題的是，這樣一種增長模式能夠持久嗎？特別是以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體系中，銀行信貸在支援國內投資和宏觀經濟活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且這種格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因此銀行信貸任何緊縮都直接影響到國內投資和經濟增長。而任何時候的宏觀經濟停滯或經濟增長放緩，都會導致現有的企業出現虧損，都將導致不良貸款的惡性迴圈。也就説，如果銀行系統激勵結構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信貸緊縮就一定會越來越嚴重。而信貸緊縮一定會減緩經濟增長之速度，甚至於把經濟推向停滯狀態，使宏觀經濟更加脆弱。日本現在的情況就是前車之鑒。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是不能僅靠增長來解決不良貸款問題的。根據２００１年的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數據資料，可計算出從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間資産的平均加權回報率為０．７３％。由於平均加權凈貸款與資産的比率為６１．２％，貸款的平均回報率則為１．１９％。在現有的激勵機制下，假設所有利潤全部用於登出不良貸款，那麼，四家國有銀行要用９－１３年的時間才能將不良貸款減到１５％，而要將其降到５％則需要１３－１７年。這一計算過程中使用的是四家國有銀行公開的不良貸款的下限值。如果取一個較高的不良貸款數據，比如４０％，那麼所需要的時間會更長。

    既然僅依靠經濟方式來降低不良貸款所花費的時間極長，那麼可以另覓他途。比如不良貸款剝離、國家財政的注資等。這樣就把問題轉化為：快速處置不良貸款問題會威脅中國財政的持續性嗎？比如説通過發行國債對國有銀行進行重新注資的方式，但這必須保證不危及中國財政的持續性。有人就認為如果每年不高於６％的實際利率發行佔國內生産總值４０％的額外債券給快速處置不良貸款提供資金支援，同時經濟繼續以平均７％的速度增長的話，那麼中國確實能夠保持其財政的持續性。當然，要持續這樣做也是十分困難的。

    有人也認為可以借鑒智利處置不良資産的方法，即央行或財政部可以發行保值債券，然後使用所籌資金向國有銀行收購所有不良貸款。而即使在所有權多元化之後，銀行仍然不能脫此干系，應當要求銀行限期按面值加利息回購這些不良貸款。這種通過銀行部門未來利潤對債務支付證券化的方法不會對財政的持續穩定性造成過大壓力。

    一旦不良貸款被清除，銀行發行股票的可能性就可提高，從而可能籌集新的資金。在些過程中，由於對銀行定價産生的確定性太多已經消失，國有商業銀行所有權的多元化可以在相對平穩的狀態下實現。而完善的銀行治理機制形成，國家對銀行可以繼續發揮作用，但其影響或對銀行的干預則會減少。

    這些解決不良貸款的方式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如它會大幅度提高債務／ＧＤＰ比率，並由此在短時間內提高償債費用，造成高的財政赤字，並且可能破壞財政的可持續性。而且，如果不通過産權多元化和謹慎管理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對銀行的重新注資可能會導致道德風險問題，可能使得不良貸款問題越來越嚴重。

    總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被人們看做是國內金融市場最大風險，但化解國有銀行巨大的不良貸款，並非只是華山一條路，而是應該根據各家銀行的實際情況尋找一種更適應的辦法。以往那千遍一法的模式可能不是目前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基本之道。同時，無論是採取哪一種方式，都必須建立以下兩個前提上，一是國有銀行的産權多元化，二是金融市場有效的風險定價機制的形成。這樣才能夠保證完善的銀行治理結構建立，新的不良貸款不會增加。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