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和：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大背景下，很多國外媒體認為中國將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這事媒體上談論的很多，但所有談論對“製造中心”的標準是什麼，或者説究竟達到一種什麼樣的規模，具備什麼樣的特徵就能算“製造中心”，似乎意見並不一致。當然，真正對“製造中心”下個定義也不現實，我想請您談談歷史上各個“製造中心”的情況。

    唐傑：從歷史上考察，在世界範圍內先後形成過三個全球性的製造業中心。18—20世紀初，英國的製造業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稱雄世界，20世紀上半葉—70年代，美國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成為繼英國後最具競爭力的全球製造業中心，二戰後的日本自50年代末起步，至70年代形成了優於美國的製造業競爭優勢，80年代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自90年代起，日本的地位開始下降，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地位開始快速上升。

    在1760—1830年期間，英國佔歐洲工業産量增長的2／3。1860年前後，英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歐洲人口的10％，擁有相當於全球40％—45％、歐洲55％—60％的現代工業能力，製成品的産量為全球的2／5，生産了全世界鐵的53％，煤的50％。18世紀50年代至19世紀30　年代間，英國完成了紡織業的機械化，勞動生産率因此提高了三四百倍。20世紀的前25年，美國製造業從追趕英國到取代英國，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1870年至1929年，美國機械動力從234萬馬力迅速增長為4293萬馬力。1925年美國有47％的工廠實現了

    電氣化。1929年美國佔全球製造業比重達到了43.3％的最高點，同期的英國下降為9.4％。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在全球製造業的地位空前上升。以1963年為100，1973年主要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指數分別為，日本318，美國164，英國135，德國174。1965—1971年日本主要製成品産量增長佔全球産量增長的比重依次為，鋼鐵佔54％，造船佔54％，汽車佔46％，電子機械中的民用産品佔90％。

    薛小和：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來，中國目前的製造業的規模水準其實差的還很遠，我們只是在家電、水泥、玻璃、鋼材等方面的産量是世界最大。除了這些數字以外，各個時代的“製造中心”還有什麼其他特徵？

    唐傑：首先是製造業中心依賴於國內市場的規模和發展潛力。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英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期是製造業産品的主要消費者，19世紀中葉，英國的棉花消費量相當於全球産量的一半，3100萬的英國人使用了1億噸煤，相當於當時其他國家8—9億人口的年使用量。日本製造業高速增長時期，鋼鐵消費增長率佔鋼鐵産量增長率的45％，電子機械的57％。美國製造業的發展有著遠勝於英國的國土和人口資源優勢。“南北戰爭”成為美國製造業起飛的轉捩點，戰爭需求及戰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掀起了美國大規模修建鐵路、電報、電話網等基礎設施的高潮，20世紀初，汽車業的發展推動了公路建設，使得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得以持續半個多世紀，鋼鐵業和機械製造業以及相關産業得以擴張。

    其次是全球製造中心與全球貿易、航運中心和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相輔相成。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國家，都要求以能通達全球的航運能力和核心港口為支撐，製造業和貿易的增長創造了大量資金結算業務刺激了金融業發展，富於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企業資産市價上升，是形成發達資本市場的基礎，資本市場越發達也就越能為企業提供便利的融資機會，也增強了製造業、貿易活動對金融業的依賴。倫敦、紐約以及後來的東京先後成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都與所在國的製造業在全球地位上升有著密切的聯繫。

    第三是全球製造業中心以科技創新為基礎，製造業大國也是科技強國。在工業化時代，製造業中心的地位與國家規模、航運能力和金融業能力密切相關，但一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才是真正的決定性因素。例如，蒸汽機和工業革命初期一系列重大科學技術在英國的誕生，是英國最早開始工業革命並能夠在長達一百餘年間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基本條件。在美國追趕英國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過程中，確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地位同樣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據記載，1790—1800年的十年裏，美國政府頒發了276項專利權，1850—1860年的十年裏，專利權增長為25200項，1890—1900年增長為2304956項。

    薛小和：這個特徵給我們的啟示是，單純依靠低成本競爭是無法成為“製造中心”的，必須提高國家的科學技術水準，提高産品的技術競爭力。

    唐傑：更進一步的是第四條，技術創新中心能力的消長對全球製造業中心遷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英國是蒸汽機時代全球科技創新的中心，美國在不斷吸收蒸汽機時代科技成果的同時，逐漸成長為電氣化和內燃機時代的科技創新中心。例如，巴賓長途電報和電話裝載線圈半球的發明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通訊方式，萊特兄弟等對飛機發明所做的貢獻最終改變人類關於距離的概念，此外愛迪生等一大批科學家、發明家的出現以及貝爾電話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及柯達等一批大公司內部實力強大的工業技術研究機構的産生，使美國在20世紀初成為新的科技創新中心。適應新技術革命的需要，進行産業組織方式的創新，也是使美國全球製造業中心地位得以確立的重要因素。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福特創造的大批量生産方式。1913年，福特開始以大批量流水生産線方式生産汽車，創造了每天生産1000輛汽車的現代工業組織方式。

    日本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過程也是成長為重要的技術創新大國的過程，80年代初期，日本的總體科技水準已經領先於西歐、接近美國。1983年時，據統計，在159項關鍵技術中，日本同時領先於美國、西歐的有39項，與美國、西歐接近的有38項，落後的為16項。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在鋼鐵、石化、汽車製造方面引進、發明、應用了大量的新技術，勞動生産率迅速提高，到80年代已經全面地超過歐洲、趕上美國，並在鋼鐵、汽車等重點産業形成了遠高於美國的競爭優勢。80年代中期，在新興的半導體産業技術方面日本超過了美國，贏得了佔全球半數以上的市場份額，確立了美國之後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地位。

    薛小和：有的專家指出：在新的時代，“製造中心”已經不完全基於國內市場的發育，而是以全球性的網路化生産、網路化研發、網路化採購為特徵，是委託加工的製造基地。你們怎麼歸納新時代“製造中心”的特點？

    唐傑：美國經濟作為知識經濟的發源地，幾乎在所有重大科技創新領域都領先於世界。但是美國並未謀求恢復全球製造業中心的地位，而是利用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地位和綜合國力來控制全球製造業中心，資訊時代的全球製造中心因此有了與工業化時代不同的特點。概括地説，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與製造業中心的分離，製造中心地位不再是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製造中心依附科技中心的趨勢正在形成。

    第一、在資訊化時代，製造業規模、製造業中心地位與産業能力的關係明顯弱化。與工業化時代不同，知識産品而不是物質産品的生産規模和效率決定了産業的規模和效率，物質産品的價值決定於知識産品的含量，進而是知識産品的價值決定了物質産品製造業的競爭力。

    第二、製造中心與科技創新中心相對分離，出現了全球科技中心控制製造中心的新趨勢。世紀之交，美國在資訊、通訊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在生物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領域，都確立了領先優勢。美國不僅利用資訊革命和知識經濟的技術創新優勢完成了製造中心與科技中心的相對分離，更為重要的是開始了以科技中心控制製造中心的新時代。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資訊産業製造中心，東亞地區的資訊産業在技術、生産及市場等方面對美國有著明顯的依附性。在實際運作中，全球科技中心對製造中心的控制主要通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扶持委託加工製造中心、強化低端産品對高端産品的依賴，核心技術對生産性技術的控制，以及市場需求等方式來實現。

    薛小和：請詳細解釋一下這幾種實現方式。

    唐傑：一是跨國公司內部國別分工體系的確立與強化。在資訊時代，傳統的空間和距離概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跨國、跨洲的經濟活動安排的技術障礙顯著縮小，今天的跨國公司將總部和核心研究開發部門放在美國，將加工基地、銷售總部、採購中心分佈在世界各地，但部門間的資訊交流就像在同一座辦公樓裏一樣方便。以電腦硬碟生産為例，跨國企業將研究開發環節放在美國，而通過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將生産製造過程放在東亞。美國企業因此獲得了科技創新領先地位和低成本高品質製造産品的雙重利益。

    二是扶持委託加工製造中心的發展。以半導體産業為例，美國矽谷是無工廠設計公司集聚地，無研發製造企業則主要集中在我國台灣。美國積體電路（簡稱晶片）設計公司僅進行晶片研究設計和産品開發，台灣企業則集中發展晶片的製造能力及相關生産工藝技術。

    三是通過掌握少數核心高端産品設計和生産，強化低端産品對高端産品的依賴並控制産業。現階段控制了超大型積體電路技術，就控制了資訊産業的發展。根據測算，積體電路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遠高於其他門類的産品，如以單位品質鋼筋對GNP的貢獻為1，轎車為5、彩電為30、電腦為1000，而積體電路的貢獻率則高達2000。國民經濟總産值增長部分的65％與微電子有關。用微電子晶片對傳統産業進行智慧改造，幾乎會使所有傳統産業顯著提高效率。

    四是市場規模仍對資訊産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網路化的大規模採購系統已成為直接有效需求的市場基礎。在資訊化時代，擁有與控制網路化的大規模採購體系的意義，一方面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生産和消費者市場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則可極大地超越本土市場需求的限制，發揮全球市場中樞組織功能。　

    薛小和：我這裡補充一個其他專家歸納的特點，就是新時代的“製造中心”不再是一個國家，而是許多國家，比如中國和東亞的一些

    國家。

    聽到你上面講的那些特點，我感到如果要想成為“製造中心”，任重而道遠。

    唐傑：我們認為中國還是具有成為製造業中心的比較優勢的。首先，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的較快提高，使人口和國土規模優勢迅速轉化為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優勢，能支援國內需求型製造業實現持續擴張。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煤炭生産國。在消費品生産領域也具有世界規模的製造業，例如，縫紉機的生産能力佔全球的50％，空調器佔30％，洗衣機佔24％，電冰箱佔16％，自行車佔63％，電視機超過50％。

    其次，具有突出的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比較優勢，在跨國公司全球分工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而勞動力成本低是跨國公司在我國建立分工體系的重要因素。

    第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與市場規模優勢相結合，使跨國公司投資可以獲得勞動成本比較優勢和中國市場增長份額的雙重目標。

    薛小和：即便有這些優勢，實際上要真正成為“製造中心”還是需要做很多努力的。而跨國公司的製造環節已經以驚人的速度和規模向我國轉移，面對這個轉移浪潮，在近期內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樣的選擇？

    唐傑：我認為，成為非科技創新型的製造中心是短期內合理的選擇。首先，成為委託加工中心是必經階段。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都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通過進入跨國公司的全球分工體系，成為委託加工的一環，並沿著其縱向分工體系向上攀登，是製造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其次，由於製造業發展水準具有顯著的層次性，可以結合實際在不同行業確定多樣化的目標。例如，在資訊産業等高新技術産業領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可能主要是承擔組裝廠的功能，而在一些技術相對成熟的製造業生産領域，作為全球生産和消費大國，逐漸成為生産工藝性技術和大批量管理和分銷技術創新中心的條件則已經相對成熟。因此，在一些重要消費品、傳統重化工業産品，甚至是部分高新技術産品製造領域，如航太、航空及新材料和生物技術領域形成比較強的、甚至是世界領先的科技創新能力也是有可能的。

    《經濟日報》 2002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