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發生於每人平均收入達到較高水準的時期。較高的每人平均收入意味著資本相對豐富，因此，當勞動力出現短缺的情況下，在這些國家恰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産業結構變化。生産要素替代和産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則是這些國家産業結構的全面升級，技術結構轉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

中國的人口轉變主要是在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提早完成的，相應的老齡化是在每人平均收入仍然處於較低水準的發展階段中發生的。這時，還沒有從勞動力豐富的稟賦結構，轉向資本豐裕的稟賦結構，從而還沒有在資本密集型産業中獲得比較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就會導致工資水準上漲，意味著中國失去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然而，由於從每人平均GDP看，中國尚未進入可以用資本替代勞動的發展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將不能及時顯現出來，因此，經濟增長有可能喪失其可持續性。“先老”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和“未富”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形成一個比較優勢真空。因此，目前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端倪，背後潛藏著動態比較優勢危機。

人口紅利開發最大化

一個國家勞動力資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實現了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固然是充分就業的前提，但充分就業本身也是經濟增長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源泉。中國成功的人口轉變，較早地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於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提高的人口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人口結構的優勢趨於減弱。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資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於延緩這個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保持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儲蓄率高的發展優勢。而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因此，確定就業優先的政策目標，不僅不會淡化加快經濟增長的目標，反而會使經濟增長目標更加有保障，更有利於保持持續、高速、協調和健康的經濟增長。能否實現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充分就業，不僅決定著人口紅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而且其本身也是勞動者在“幹中學”中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過程。並且，只有通過勞動者的就業，社會才能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激勵，從而創造持久性的增長源泉。

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

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對於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説人口紅利更多地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並且作為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的話，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意味著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也就是説，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用品質替代數量，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實際上，作為勞動力短缺的信號而出現的“民工荒”，其更準確的資訊是“技工荒”，即隨著國內外市場對産品品質的要求提高，企業採用相對先進的技術和工藝，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也相應提高。如果現有和未來的勞動者，不能滿足於這種日益增長的基本素質和勞動技能需要的比重增大的話，勞動力短缺問題就會顯得格外突出。

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改善，需要通過提高全民教育水準和健康素質達到。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是人力資本培養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體制，也是人力資本積累與勞動力市場有效連接的渠道。中國的教育發展水準和投入水準，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進一步的發展在於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從健康角度尋找並抓住最有利於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發育勞動力市場，通過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鼓勵和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並且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於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並且尋求人口紅利替代增長源泉的中國經濟來説，是經濟增長保持可持續性的必要制度條件。

選擇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

應對老齡化挑戰，既要有積極應對的措施，也需要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作為必要的安全網。中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體系。但是，由於歷史欠債甚重，個人賬戶難以做實，目前城鎮養老保障採取的是典型的現收現付制。

現在的發達國家，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大都是在人口比較年輕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當這些國家進入老齡化時期，特別是當“嬰兒潮”一代進入退休年齡之後，都面臨著養老保障的潛在支付危機，改革的選擇方向通常是建立完全積累制。中國的“未富先老”，把選擇一個具有可持續性的養老保障模式的任務急迫地提上了議事日程。

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完全的個人積累是一種具有可持續性的養老保障制度。而從時間的緊迫性上説，現在就應該立即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需要通過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準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每一種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會養老負擔。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大約低19個百分點。

拆除阻礙勞動力流動的藩籬

未來城市勞動力供給，已經不能滿足非農産業發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賴於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正是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中國勞動力的供給尚未出現絕對意義上的危機。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減緩的話，勞動力短缺制約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近年來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規模逐年擴大，就是對已經出現端倪的勞動力短缺的自然反應。然而，迄今為止，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成為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和他們的家屬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認可，造成他們只能到處流動而不能遷入城市，他們的消費、子女教育成本也因此而大大增加。歧視外地人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供給等，也都根源於戶籍制度，根據是否具有本地戶口而定。這種排他性政策的繼續實施，嚴重地妨礙著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配置勞動力資源功能的發揮。

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性障礙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妨礙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因此，一旦通過消除這些障礙使勞動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動起來，不僅有助於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其産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還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世界銀行的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後能夠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全部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改革開放期間，由於非公有經濟的成長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份額有很大幅度的增長。但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並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全要素生産率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存在一系列問題。第一，全要素生産率貢獻份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即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邊際生産率低的部門向邊際生産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結果，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第二，全要素生産率貢獻增長率在不同部門是有差異的。第三，1987─2001年期間，在整體生産率穩步改進的同時，如果把環境生産率與市場生産率分別觀察的話，反映減污技術利用效率的環境生産率實際上是下降的。

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曾經有過的先例表明，單純依賴生産要素投入實現經濟擴張，生産率沒有實質性增長的國家，儘管在一定時期由於這樣或那樣特有的原因表現出高速增長的績效，但是，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中國作為一個相對於人口規模自然資源缺乏的國家，能源、礦産等供給對於目前的高速經濟增長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支撐乏力。因此，通過正確的發展戰略選擇，根本轉變增長方式，依靠生産率的提高，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作者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