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共産黨站在執政黨的高度提出的重要任務和目標。在理論上，它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思維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唯物觀點和矛盾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在實踐上，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改革與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要課題。通過分析公平與效率這一對看似矛盾的目標範疇，可以使我們得出通過發展戰略的正確選擇，增進社會和諧的認識。

一、改革以來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這種收入差距，包括個人或家庭之間收入和消費的差距和地區差距，後者又包括城鄉之間以及不同分類方式劃分的地區之間的差距。根據大多數研究者的觀察，無論使用哪種度量指標，我國城市和農村個人或家庭之間的收入和消費差距，都反映出典型的不平等趨勢。例如，世界銀行專家計算的全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根據另一項計算，2002年的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達到0.46。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範圍的比較中也處於很高的水準。

分城鄉的情況觀察，農村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提高到1997年的0.34和2002年的0.38，而城市這幾年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16、0.29和0.34，提高幅度比農村大32個百分點。一旦把城鄉居民合併起來觀察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數在每一時期都分別高於農村和城市，1978年為0.30，1988年就達到0.38，2002年高達0.45，説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大。城鄉收入差距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年擴大。從農村家庭每人平均純收入和城鎮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兩個收入指標的比較來看，如果不考慮城鄉物價指數變化因素的話，城鄉收入比率（以農村收入為1）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3年的1.8，隨後持續提高，達到2003年的3.2。如果考慮到城鄉零售物價指數變化的不同，城鄉收入比率從1978年的2.6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後提高並且達到2003年的2.4。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裡使用的城鄉收入概念並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大幅度擴大。

旨在改善激勵、提高效率的改革，在打破大鍋飯和鐵飯碗的同時，造成收入差距一定的上升，固然有其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但是，一個社會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是有限的，超過這個限度，有利於調動積極性的分配格局，就會由於出現社會不安定的局面，走向它的反面，影響到經濟發展。目前我國每人平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矛盾比較突出，社會不穩定的幾率提高。世界上72個國家在1970年到2003年期間的發展軌跡表明，從1000美元以下起步的國家，30年的增長效果不佳，同時國家之間的分化也不大。而從1000-3000美元區間起步的國家，30年後發生了巨大的分化（圖1）。而分化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國家因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動蕩，使經濟增長停滯。因此，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分配公平，是保證社會安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

二、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手段

在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化進程加快的同時，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家庭之間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卻依然存在，並且在許多方面還在繼續擴大。因此，在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中，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在經濟轉軌時期，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困發生又是一個典型的現象。我國作為一個同時處於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國家和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國家，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自然會引起發展經濟學家和轉軌經濟學家的關注。各級政府也採取種種政策手段，嘗試縮小或消除收入差距，有些政策成功了，有些政策卻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從理論和經驗來説，縮小收入差距，通常有幾種可供選擇並且同時並用的政策手段。

第一種手段是依靠社會政策進行再分配。也就是説，一方面通過政府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對收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之間的分配關係，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機制，通過構建社會安全網，保護弱勢群體。這種方式靠發揮政府職能，目標明確且直截了當，特別適宜於解決社會特殊困難群體的物質貧困和人文貧困問題。但是，再分配政策由於過多地依靠政府行為，帶有抽肥補瘦的性質，也存在著潛在的損害合法、勤勞致富的積極性的危險，因此，該政策手段的採用必須適度。特別是，按照我國目前的發展水準，我們實際上也沒有足夠的財力進行大規模、大範圍的社會再分配。

第二種手段是依靠加快發展，做大蛋糕。在從機制上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之前，一方面，只有靠比較快的增長從而産生的做大餡餅效應，通過擴大就業和治理失業緩解和消化社會衝突；另一方面，較快的增長速度才能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旨在縮小差距的社會再分配政策才有保障。歸根結底，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保證全體人們共同富裕的物質前提，所以，擴大收入總規模是根本途徑。但是，正如許多國家以及我國的經驗和教訓所證明的，發展本身並不能解決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問題。在經濟總量和收入總量增長的同時，如果不能處理好分配問題，仍然會導致嚴重的收入差距。

可見，縮小差距涉及到如何協調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係。當人們給予收入差距問題格外的關注之後，以往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受到懷疑，形成諸多不同觀點。實際上，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的角度，公平和效率並不必然構成一對矛盾。相反，如果能夠形成適當的機制，通過實現機會公平前提下的結果公平，反而可以提高效率。或者反過來説，如果不能很好地實現公平，效率必然遭受損失。這可以從比較長期的效果和比較近期的效果兩方面觀察。

首先，從效率實現的條件來看。任何社會都追求效率的提高，並且在許多社會或者在一個社會的特定階段上，往往公平問題被忽視。然而，最終公平問題總是要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經濟學家總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庫茲涅茨倒U字型曲線，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規律性描述。之所以公平問題不能長期被忽視，是因為它是效率實現的一個重要條件。效率的提高靠的是健康的經濟活動，而後者又是以社會安定為前提的。如果一個社會長期陷入政治上不安定，經濟秩序紊亂的狀態，人們就沒有穩定的預期，儲蓄、投資和消費活動都會陷入異常，經濟增長也就不能持續。因此，通過資源和收入的公平分配，維護社會穩定，成為效率的保障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説，公平和效率不是對立的。

其次，從效率實現的源泉來看。公平在一定條件下，本身就可以創造效率或實現效率。比如，窮人比富人具有更高的消費傾向。由於消費需求本身就是經濟增長、效率提高的動力，當通過一種機制（如再分配）把收入向窮人轉移之後，産生的直接後果就是以前的窮人消費增加，而與此同時以前的富人並不減少消費，導致國內需求的總體擴大，從而為經濟增長或效率提高提供了源泉的保障。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之間。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居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的情況下，內需的擴大受到低收入組消費不足的制約。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某種方式改變收入分配現有格局，必然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

三、以公平促進效率的發展戰略

用公平促進效率，並不意味著僅僅有一種再分配政策可供選擇，而是可以通過選擇適當的經濟增長方式或發展戰略來實現。世界和我國的發展經驗都表明，收入分配模式是與經濟增長模式緊密相關的。靠符合比較優勢的增長方式和産業結構調整，通過擴大就業，增大勞動報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份額，是最根本的和最有效的縮小差距的方式。

收入的分配格局取決於經濟增長的方式。人們的收入來源於生産要素報酬，即資本的報酬、勞動的報酬和其他資源如土地的報酬。增長方式則決定了各種生産要素在生産過程中的比例或貢獻份額，從而決定了要素報酬的構成。如果在一個勞動力豐富的國家採取資本高度密集的産業發展方式，則資本獲得的報酬就高，相應地，收入和財富就向少數資本要素擁有者集中，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如果採取勞動密集型的産業發展方式，勞動者的報酬份額就大，收入分配就比較均等，收入差距就比較小。可見，通過擴大就業，既有利於形成符合我國勞動力豐富比較優勢的發展方式，是效率提高的體現，又能夠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分配公平，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國際經驗表明，實行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通常帶來不同的就業結果，從而導致相異的社會經濟後果。國際上一般把亞洲四小龍作為實行符合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國家作為推行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代表。從長期來看，不僅前者經濟發展績效優於後者，而且失業率低，收入分配比較公平。例如，把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倫比亞四個國家，與南韓、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台灣省四個國家和地區相比，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不僅前者的經濟發展水準大大低於後者，其平均失業率水準也比後者高2倍，巴西的基尼系數比南韓高92%。

我國13億人口中，大約70%為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是潛在的就業群體。但是，勞動力市場壓力造成一部分人群失業、下崗，或者處於就業不足的隱蔽失業狀態，還有一部分人群由於年齡偏大、缺乏技能，長期難以就業而退出勞動力市場。所有這些人群就構成社會貧困群體或低收入群體，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底端因素。例如，目前城鎮中因家庭貧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00多萬人中，直接因為沒有工作崗位而致貧的就佔40%以上。此外，還有大量的貧困人群是由於家庭供養者沒有工作而間接由此致貧的。農村的貧困和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地區差距，也同樣是由於缺乏就業機會，或遭遇到制度性障礙，導致一些地區農村剩餘勞動力不能轉移出來造成的。

可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相當一部分人群沒有就業機會或就業不足。由此得出的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就應該是通過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機制和政府積極促進就業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達到這一目標，有著政策上和經驗上的保證。第一，黨中央、國務院已經把就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調控目標，並將其作為産業政策制訂的重要依據。這為最大化擴大就業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第二，2004年我國在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達到了就業增長和農民收入增加等目標。這為執行最大化就業政策，並通過擴大城鄉居民的就業面，縮小各種形式的收入差距，實現公平分配提供了經驗保障。（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