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大進展
（一）經濟全球化
經濟的全球化意味著生産的全球化、消費的全球化、競爭的全球化，它體現在投資的自由化、貿易的自由化和金融的自由化上。
在21世紀各國面對經濟全球化已不是要不要選擇全球化的問題，而是選擇怎樣全球化的途徑才能對本國經濟發展更有利，也更符合總的潮流和趨勢的問題。
（二）經濟全球化改變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實質
世界上在1950年～1980年期間和在八十年代以後這兩個時期，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有著根本性的差別。1950年～1980年期間，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主要依靠本國的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進入八十年代，由於新技術新材料的迅速發展，製造業本身工藝過程的變化，工業化的方式發生著重大改變。
發展中國家原有的基於自然資源條件和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比較優勢難以維持其競爭力，從而需要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這些新的因素是企業家素質、創新技能、技術水準、管理水準以及對外部市場滲透力等因素及其重組，連同原有的優勢一起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二、積極財政政策需改進
積極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是這一政策已經連續實施四年，對原本應是短期的政策有長期化的傾向。可能形成財政潛在的風險。
當前對2002年的財政政策的選擇有三種意見，一種認為積極財政政策應淡出，另一種認為積極財政政策不易談出，再一種認為積極財政政策既使不淡出也需進行調整，對調整的方向也有不同的想法。
主張淡出的人認為，經濟已經有很大轉機，為了避免財政風險應適時淡出。而且積極財政政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強化政府的某種計劃經濟職能，與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要求不協調；主張積極財政政策還需堅持一段時間的人認為，在2002年還不應考慮淡出，積極財政政策所進行的投資項目尚待完成，近期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態勢明顯， 2001年中國經濟發展前高後低的態勢也使得積極財政政策難以在2002年淡出。
2002年中國仍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有必要的，但同時要綜合考慮創造淡出條件。我們的研究認為作用方向和運作方式應調整。如用國債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為國企改革創造較為寬鬆的環境；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為擴大民間投資創造條件，當然這種選擇要與投融資體制改革配置進行。
三、貨幣政策要有利於推進金融體制改革
從2001年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和信貸結構改善看，金融形勢尚屬平穩。從貸款主體看，上半年累計新增貸款多的機構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貸款明顯少增，這與貫徹中央銀行減少不良貸款要求有關，也與國有獨資銀行改革滯後有關。2002年應以提高整體競爭力為核心推進銀行業改革。2002年貨幣政策應向發揮重要的宏觀調控功能方向發展，平等對待各種所有制企業和投資者，消除金融服務的類型岐視。
加速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和提高銀行管理能力和水準是2002年中央銀行的突出任務。加入WTO對金融體制改革和貨幣政策功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這是2002年中國經濟政策選擇應考慮的重要方面。
四、調整政策發展對外經濟
2001年我國利用外資有可喜的發展，部分抵消由於凈出口增幅下降的負面影響。截止2001年5月底，來自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已在我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37萬家，合同外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實際投入外資近3700億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我國設立了企業。1980～1999年的20年中我國GDP平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直接和間接貢獻。
2002年在加入WTO的環境下要全面提升我國利用外資的戰略。把市場經濟制度和改善投資環境、商業環境作為利用外資戰略的重點；根據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資本流動的特點創新利用外資的方式；注重利用外資與結構調整目標的協調。
對外貿易方面同樣需要進行政策調整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新動向。我們應注意一些國家利用技術壁壘、環境壁壘、綠色壁壘、反傾銷等手段對我國商品出口設限。加入WTO，擴大出口仍是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重要途徑，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産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方面要繼續努力；在鼓勵擴大出口的各項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十分重要，有必要採取有力措施，完善出口退稅的各項制度，解決退稅指標不足退稅滯後的問題。
五、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我國“十五”計劃明確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經濟結構調整其實是結構體系的調整。調整包括産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區域結構、市場主體結構等等。2001年有關綜合部門提出壓縮過剩能力；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資産重組；繼續選擇重點企業到境外上市；完善企業退出機制；積極推進企業技術進步等結構調整目標。2002年結構調整問題顯得更緊迫，特別需要提出的中國多次強調結構調整但效果並不理想，關鍵在於沒有明確誰是結構調整的主體，結構調整的主體應是企業而不是政府。政府對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是戰略引導和創造良好的環境。中國加入WTO將促進外國的投資者進一步參與中國的結構調整，我國企業要重視這一環境特點。
六、中國加入WTO對政府治理標準提出更高要求
加入WTO要求國家法律和規章規範化，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尤其是調整法律和規章，使之與在WTO協義中的義務相一致，這也是我們能爭得必要權利的前提。根據協議，中國最基本的義務是：
——根據最惠國原則不在生産者中搞差別待遇；
——根據國民待遇條款不在國內和國外企業中搞差別待遇；
——取消大多數非關稅貿易壁壘，發展貿易領域基本以關稅為主要政策工具。
中國貿易領域中的其他規定要提高透明度，公正地重新審視管理規則，取消對貿易權利的一般限制，取消多重價格體系，並且企業只從商業角度考慮作出購買和銷售決定。隨著時間的推移WTO的成員國還將要在許多部門內，提高法律、監管、統計和審計標準，以應對更具競爭的環境。等等。要實現WTO協議要求，中國政府轉變經濟職能提高治理標準是當務之急，其實這也是中國改革的要求。
七、發展經濟和結構調整要重視世界發展觀、消費觀、醫療保健觀變化的
影響
隨著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深度的增加，中國産業結構調整既要考慮國內對産業結構高度化的需求，又要考慮國際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對中國産業結構調整的要求。
世界發展觀、世界消費觀和世界醫療保健觀的變化反映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它帶來了人類回歸自然的潮流。這些變化趨勢要求國家、地區、産業、企業從戰略的角度思考發展問題。
（一）世界發展觀——以人為本
近二十年來，世界發展觀最大的變化就是可持續發展觀的興起。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形成體現了人類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人類尋求自身發展新途徑的強烈願望。
可持續發展源於環境問題，但又超越環境問題。可持續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可持續發展在強調發展的同時，強調發展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傳統發展追求增長速度以經濟效益為價值取向，而可持續發展是以人為本的發展，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取向，發展目的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的體系。
（二）世界消費觀——生活品質觀興起
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到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了經濟和科技飛速發展的“繁榮”景象。但在傳統發展模式下，人們生活品質與社會物質財富並不能同步增長。與繁榮同步的是世界人口快速增長、環境污染加劇、資源過渡消耗、貧富差距加大等社會問題叢生，並且日益突出，成為全球性的重大問題。
重視提高生活品質是世界消費觀的特點。“生活品質”概念是美國經濟學家加佈雷思（Calbraith）于1958年提出的，之後得到了世界廣泛的認同，並且一些國家和地區將改善生活品質作為國家目標。
生活品質是一個內容廣泛的概念，既反映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又反映社會和心理特徵，涵蓋居民生活需要的各個方面，如衣、食、住、衛生與健康、就業、社會秩序與安全、公平、自由、滿意感等等。生活品質觀與可持續發展觀緊密相連，相互呼應，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以人為本”思想。
（三）世界醫療保健觀——重視提高人體自身免疫力和整體醫療保健
隨著世界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可持續發展觀和生活品質觀的興起、人們對健康與經濟發展的雙向作用的認識、傳統醫療保健模式局限性的逐漸顯露、人類人口學的改變（人口老齡化趨勢）、疾病譜的變化（慢性非傳染疾病佔據疾病譜的前列，新興、再興傳染病涌現）以及知識經濟對人類健康特別是人類創新能力要求的提高，世界醫療保健觀發生了轉變，體現在重視提高自身免疫力。
“以人為本”是現代醫療保健觀的核心觀念。它強調要以病人為中心、以完整的人和人的全面健康為中心。現代醫學理論和現代醫學實踐的變化反映了現代醫療保健觀“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對人體免疫力的強調、對醫學目的重申、健康新概念與亞健康的提出以及生命品質指標的構建都表明世界醫療保健觀這一深刻轉變。這些轉變的具體表現包括對醫學模式的反思産生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對疾病及疾病原因的新認識重視維護人體自身免疫力、重申了“高品質的生存方式”的醫學目的，構建新的“生命品質”健康指標等。
（四）世界發展觀、消費觀和醫療保健觀的變化對産業發展的戰略影響
世界發展觀、消費觀和醫療保健觀變化的影響將滲透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活動都要面對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諸多産業的發展都要面對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隨著世界發展觀、消費觀和醫療保健觀的變化，一些産業要興起，一些産業要消亡。更重要的是更多的産業和企業要適應這一變化趨勢。
這是我國産業結構調整應做出的新思考，也是2002年中國産業發展戰略應重視的問題。
中國網2002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