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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看一個大國的崩潰

    十年前,幾位試圖維護蘇聯本來聯盟體制、避免蘇聯解體的政治家發動“八一九”事件,這被認為是在懸崖邊上挽救蘇聯的最後一次嘗試,但僅僅兩天就宣告失敗。反思當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瓦解的歷史,不禁讓人扼腕嘆息。

    突然得到消息,布希也懵了。他希望戈巴契夫能安全渡過危機,再回到權力中心儘管此前幾個月裏,蘇聯政壇激烈的政治鬥爭已經廣為關注,但是,8月19日事件的突發性仍然引起世界的震驚,這其中也包括蘇聯幾十年的對手美國。美聯社一則報道披露了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聽到消息後措手不及的窘況。

    遠離華盛頓正在緬因州度假的布希深夜接到助手的電話,得知莫斯科發生了重大事變。最初的消息同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佈的公告一致:戈巴契夫因健康原因去職。

    中央情報局顯然很失職,事先未能提供任何有關預測。突然得到消息,布希也懵了。在他1991年8月19日的日記裏,布希寫道:“同白宮外的其他人一樣,我們也感到非常震驚。”

    儘管同蘇聯充滿敵意地對峙了近半個世紀,期間也遇到過莫斯科的政治地震,但這次事變仍然令白宮措手不及。而且事後的檔案表明,華盛頓當時仍然沒有意識到,這次事變竟然是蘇聯迅速解體的開始。

    布希趕緊召集他的閣僚商討應對的辦法。這時候,他才發現華盛頓幾乎所有的要員也都在外度假,全是在意外中得到消息的。這時候,國務卿貝克趕緊從他家鄉的休假牧場趕過來,國防部長切尼(現任副總統)也被迫匆匆結束加拿大海邊的垂釣閒暇。布希原先計劃20日打高爾夫球,但顯然不可能了。

    布希面臨幾個重大的棘手問題:美國政府該如何對待當前的蘇聯政權,要不要承認它?被布希看做一個“政治朋友”的戈巴契夫是否安全?更嚴重的,誰在掌管蘇聯的核武庫,就是説,美國是否正面臨安全危機?

    伴隨形勢的發展,華盛頓必須表明的態度開始令布希頭痛。要不要承認這次事變?如果承認,下邊又會發生什麼?如果不承認,又可能是什麼後果?

    上午7點半,布希發表了第一次公開講話。這是一次態度和立場都非常小心謹慎的表態。布希盡力避免使用過激的用詞,也幾乎沒有對事件提出譴責和警告。

    到晚上,已經回到華盛頓的布希得到有關蘇聯局勢更詳細的彙報。在助手和蘇聯問題專家的建議下,布希的態度開始強硬。他開始使用“非法”,“違背國家和人民意願”這樣的詞語。而且,據布希助手事後透露,布希在閣僚的建議下,準備同蘇聯當局直接聯繫,但是被專家勸止了。他們認為,給當局打電話,就意味著承認其合法性,有些草率了。布希聽從了專家的建議。

    這時候,布希仍惦記著戈巴契夫的狀況。經過以往的多次交往,布希認為,戈巴契夫是華盛頓一個難得的交往對手。布希希望他能夠安全地渡過危機,再回到權力中心。

    幾天后,局勢再次變化。戈巴契夫安全地回到莫斯科,回到權力中心。不過,這是他最後的一段掌權時間了。隨後幾個月,蘇聯繼續激烈動蕩,並最終分崩離析。

    八人委員會成員中不少人入獄,後在1992年到1994年間陸續出獄,開始新生活

    “蘇聯目前面臨著致命的危險。”這是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1991年8月19日發表的《告蘇聯人民書》中的一句。

    緊急狀態委員會是由蘇聯代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採夫等8人組成。這個委員會只維持了3天。8月22日,所有委員會成員被宣佈違法,失去了所有的權力。

    10年過去,當時的委員會成員現在怎樣?

    8月22日,根據命令,亞佐夫、克留奇科夫、亞納耶夫等人被拘留,帕夫洛夫因病住進了醫院。前內務部長普戈自殺身亡,成為八人委員會中最早離開人世的一個。

    此後,八人委員會成員及相關人員受到審判,不少人入獄服刑,成為犯人,後在1992年到1994年間陸續出獄,開始了新的生活。

    前國防部長亞佐夫重操舊業,現在是俄羅斯國防部的一名顧問。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已經不再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目前在莫斯科市政府所屬的一個部門做事。亞納耶夫還沒有退休,在一個民政福利委員會裏,他還在忙碌著。

    八人委員會裏現在最忙的,可能要屬前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採夫。他目前是俄羅斯圖拉州州長。一週前,他趕往當地一個新建成的婦産醫院剪綵。孩子們在儀式上高聲朗誦詩歌,醫生和護士身穿潔凈的白服,看著打著領帶、身穿筆挺西服的州長髮表講話。

    夏日的陽光淡淡地照在這個精力充沛的州長額頭上,已經有不少皺紋的臉上滲出汗水。剪綵儀式結束後,斯塔羅杜布採夫接受當地報紙《新消息報》的採訪。

    “現在,我並不總是口頭上説,要讓全俄羅斯人更富裕,更幸福。但是,我要想方設法把錢花在服務老百姓的地方上。在這裡,老百姓感受到實際的變化。我們也因此得到了他們的支援。”

    談到10年前的事件,斯塔羅杜布採夫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他堅持認為當年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

    當時,我們所有的想法就是阻止一個大國的崩潰……我相信,100年後,人們再看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會得到客觀評價。”

    斯塔羅杜布採夫認為,蘇聯的解體有很多教訓必須吸取。他認為,國家的民主改革應該在不損害國家物質基礎以及國家政權基礎的條件下緩和地展開。否則,將導致國家的混亂,從而葬送改革。這個連選連任的州長還説,他現在最深的一個體會就是,無論民主,還是改革,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忘掉,始終應該是第一位的。“然而,當時的政權顯然忽視了這一點。這是最深刻的教訓。”

    退休歷史教授舍曼斯基説,蘇聯解體,黨的信仰沒有錯,問題出在執行者身上64歲的退休工人阿列夫京娜在19日臨近的時候,不由找出過去的相片,一遍遍地翻看。1991年8月,她曾經坐火車趕往莫斯科,參加反對政府的遊行。她説她當時熱血奔涌。

    “當斯塔羅杜布採夫的八人委員會散攤後,我高興地想,我們終於勝利了。我們將得到民主和自由……不過,後來我發現,這些都不能當飯吃。”

    1994年,她所在的工廠停産。她也只能退休了。她説她這些年很難,10年前的狂喜早就被怨憤取代了。在今年4月的州長選舉中,她投了斯塔羅杜布採夫。“他為老百姓做了些實事。”她説。

    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10年前的事件已經記憶模糊。27歲的莫斯科商人馬克西姆認為10年間變化最大的就是人與錢的關係。他説:“我記得,小時候,奶奶每週都從她的養老金裏拿出10個盧布,給我當零花錢;現在,是我給奶奶錢,讓她養老。過去,讀書、看病,什麼都不用花錢,可是現在,什麼都得花錢,但人們口袋裏卻沒有錢。”

    19歲的安德烈從小就夢想當個拿著話筒、對著鏡頭髮表議論的記者,但是,受父母之命,他選擇在聖彼得堡主修林業管理。“我討厭這個專業,不願意上課。我的學分都是從老師那裏花錢買來的。我喜歡當記者,但我現在要做的卻是想辦法搞到一張去加拿大的簽證。”

    退休教授舍曼斯基更深的感觸還在於糟糕的經濟狀況和惡劣的社會風氣。他説,很多人認為,蘇聯解體後,人們確實體驗到某種自由的言論氛圍,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人的道德水準卻大大下降了。對此,現在還是俄共黨員的舍曼斯基深有感觸地説:“過去,大家互相稱呼‘同志’,人們相互尊重,平等對待,可是現在,人們不再關心他人,不少人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這個社會變得惡毒、貪婪、粗魯。”

    曾經在大學教授歷史的舍曼斯基常常回顧過去幾十年蘇聯、俄羅斯的歷史。對過去,他懷有深深的留戀。對共産黨走過的道路,他説他曾深深地反省。舍曼斯基説,蘇聯解體,黨的信仰沒有錯,問題出在執行者身上。

    舍曼斯基常常談及十月革命前後的那段激情歲月。他舉出一個例子:1919年,蘇維埃政權在分發給動員上前線的共産黨員的手冊中,有這樣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共産黨員的稱號有很多義務,只有一項特權———最先為革命而戰鬥。”

    “這句話,最直白,最徹底,”舍曼斯基瞇著眼緩緩説:“如果我們堅持做,歷史不會像今天這樣。”

    《文匯報》 200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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