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時間，驚心動魄改變歷史

    十年前，蘇聯發生了對國家命運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被稱為‘8月叛亂’的三天結束了“改革”進程，為蘇聯解體創造了條件，成了俄羅斯改革的催化劑。

    然而，十年後的今天，社會上對這三天的看法依然褒貶不一。原因是，這件事太令人傷感，其結果的破壞性太壞，太出乎意料。

    1991年8月19日，蘇聯總統和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喬夫的親密戰友宣佈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委員會接管國家政權。理由是：蘇聯遇到的問題異乎尋常，戈巴契夫突然生病，兩周前已同家人去克裏米亞療養。他們匆忙採取激烈行動的主要原因是新聯盟條約。戈巴契夫提出的“改革”政策——使共産黨政權民主化，使這個政權更接近文明世界——在蘇共正統派中和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不滿，甚至受到抵制，因為該條約的實質是將蘇聯從單一制國家變成邦聯。

    隨後，莫斯科街頭出現了坦克，多數報刊停刊，宣佈禁止集會。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計劃破産了。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俄羅斯的總統葉利欽毫不猶豫地宣佈緊急狀態委員會是非法的，拒絕服從委員會的決定。俄羅斯議會大樓變成了抵制叛亂的總部，數千人聚集在大樓周圍，支援葉利欽和俄羅斯議員的立場。

    三天后，對抗以俄羅斯當局大獲全勝而告結束。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被逮捕，他們實際上已經承認自己失敗了。

    接下來事態開始迅速發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暫時禁止蘇共活動，承認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是獨立的國家。

    11月，組成了以蓋達爾為首的俄羅斯新政府，他與同僚制定了市場改革計劃。12月，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在白俄羅斯別洛韋日叢林簽署了解散蘇聯的文件。蘇聯從此解體。

    俄羅斯新政府是由年輕的支援市場改革的經濟學家組成的，實行的是新的經濟政策。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1991年年底給人的感覺是，似乎只要半年，國家就會走上自由與繁榮的道路。

    艱難的經濟改革開始了，大部分居民開始陷入貧困，私有化是自相矛盾的。結果，大量國家財産廉價地進了投機鑽營者的腰包，緊接著物價飛漲。

    解體蔓延到俄羅斯全境，族際關係緊張起來。人們常常回憶蘇聯時代生活雖儉樸、但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的氣氛。有一個時期，懷念蘇聯竟然是時髦的心態。正因為如此，十年來，俄羅斯一次也沒有像過節一樣慶祝粉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勝利。

    在戰勝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十週年之際，報刊上不乏回憶和評價往事的文章，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然而，有一點毫無疑問，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為了維護集權的蘇聯國家而搞叛亂，結果卻適得其反。

    十年滄桑 超級大國驟然衰落

    19日是加速戈巴契夫垮臺的戲劇性政變，蘇聯共産黨被取締和蘇聯解體10週年紀念日。當年疾風暴雨式事件的局勢已經平靜下來，它們所帶來的實質性東西變得明朗了。

    儘管大街上舉行了示威活動，但是這場變革主要是由那些認識到舊制度已經陷入了危機並且看到了發財致富的機會的人策劃的。

    這些變革非但沒有開闢解放的道路，而且導致大多數公民變成了赤貧，使得這個歷來的工業大國陷入了和平時期最災難性的經濟崩潰之中。

    在改革的旗幟下，同時在由美國人提出的休克療法的指導下，改革變成了一場大災難：大批的人陷入了貧困和失業；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猖獗的犯罪活動；猛烈的排猶主義和民族暴力衝突，加上大規模強盜行為的合法化和對國家資産的公然搶劫。

    這場在過去10年吞沒了前蘇聯和東歐許多國家的社會災難的規模常常被低估，甚至被到過莫斯科和前蘇聯集團其他相對來説比較繁榮的城市的訪問者們低估。

    美國俄羅斯問題教授斯蒂芬科恩在他的《失敗的征戰》一書中擺出了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

    到90年代末，國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而美國在大蕭條期間的産出也才下降了27%）；投資減少了80%；實際工資減少了一半；畜群和奶牛減少了75%。科恩説，實際上，在這一方面，農業産量的下降比在史達林30年代強迫實行的農村集體化期間更為嚴重。

    甚至在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前蘇聯共和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就已經從1989年的1400萬增加到了1.47億。這場市場實驗造成的孤兒人數超過了俄羅斯在戰時的（2000多萬）傷亡人數。與此同時，霍亂和傷寒重新流行，數百萬兒童患有營養不良症，成年人的估計壽命驟然縮短。

    俄羅斯人親眼目睹了他們的國家在10年中從一個超級大國衰落成了一個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空架子。隨著西方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增加，他們對西方的憎恨已經加深。而對於世界其他國家來説，10年前蘇聯衰落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在戈巴爾喬夫領導下的核和戰略對抗的逐步平息使得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得以減少軍費開支，同時還為美國在一個單極世界中的力量不受限制地增強創造了條件。

    假如蘇聯現在還沒有垮臺或者説消亡，那麼，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後來掐住伊拉克脖子的制裁是難以想像的，南斯拉伕的解體和民族戰爭的爆發也是不可想像的，更不用説布希目前大力推行單邊主義了。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毀滅基本上使得它們不可能結成範圍廣泛的不同聯盟，同時還切斷了它們獲得援助的來源，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它們對西方的依靠。

    在全世界，以蘇聯為代表的意識形態挑戰的消除大大削弱了工人運動和左派，甚至削弱了人們對任何種類的政治思想的信任。

    或褒或貶 俄羅斯人各説各話

    就像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至今讓美國人刻骨銘心一樣，俄羅斯人對1991年的未遂政變記憶猶新。

    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有些人滿腔怒火，有些人表示遺憾，另外一些人則裝作漠不關心。但他們對1991年8月那三天裏所發生的事情都記得一清二楚。

    弗拉基米爾丘維林，40歲，出版社銷售總監：“聽到消息的時候，我正住在鄉間別墅裏，就立即乘火車趕往莫斯科。我的公寓就位於葉利欽和他的擁護民主的支援者駐紮的俄羅斯議會附近。每個人都很緊張。我們直到最後關頭還認為軍隊準備攻佔議會大廈。回想起來，那就像是一場鬧劇。”

    尼古拉巴布金，46歲，建築工人：“我當時正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練馬廳廣場附近幹活，葉利欽的許多支援者當時就聚集在廣場上。我覺得政變沒有任何意義，我指的是人們拆毀列寧和其他共産黨領袖的塑像。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政變跟我沒多大關係。我只是個工人，不管怎麼説，我總是要受剝削的。”

    亞歷山大拉沃，70多歲，持不同政見者，退休數學家：“從廣播上得知消息的時候，我正在烏克蘭度假。我想，這一天終於來了，蘇聯改革將就此結束。我還感到有些沮喪，因為我周圍的許多老百姓似乎對叛亂者把戈巴契夫趕下臺拍手稱快。10年過後，我認為政變本身雖然很糟糕，但它團結並鞏固了民主力量。”

    尤裏什韋佐夫，葉卡捷琳堡（葉利欽的故鄉）的體育教師：“我當時是從電視上知道這個消息的，這是在遙遠的莫斯科發生的事情。葉利欽當時在公眾場合露了面，我們感到很高興，因為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可以信賴他，支援他。如今，我再也不去想那三天的事情了。俄羅斯人民已經變得現實多了，我們要著眼未來，而不是停留在過去。”

    柳德米拉莎倫奇科娃，57歲，前教授：“那天晚上我從電視上看到，政變分子都是一些佈滿皺紋的老人。現在回頭看這段往事，我認為即使叛亂者大功告成，勝利也不會持久。”

    費奧多爾斯穆羅夫，67歲，前工程師，領取養老金者：“我認為，作為一起歷史事件，‘8月政變’沒有任何意義。但我直到今天也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那麼快就釋放了叛亂分子。”

    中國網綜合俄新社、英國《衛報》、法新社報道 200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