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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是這樣解體的
——戈巴契夫實話實説

    1991年8月19日,前蘇聯發生震驚世界的“8.19事件”;9月6日,蘇聯國務委員會無奈地宣佈“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蘇聯分崩離析的前奏終於響起。

    10年後,當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再次回憶這一令他刻骨銘心的時刻時,萬般感慨油然而生:“由於我改革的失敗,才導致了這場權力之爭。”面對路透社記者,已經70花甲的戈巴契夫回憶了1991年那段歷史書上不曾記載的內幕:

    “新思維”引發“819政變”

    80年代,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的觀點在蘇共的地位已經得到確立。1989年,他將選舉制度引進國會,隨後修改憲法,開始削弱蘇共對蘇聯社會的領導作用,規定“放棄黨在政治上的壟斷”。正是這些“新思維”使黨內原來支援戈巴契夫的人都變成了他的反對派,而這其中對他威脅最大的就是他一手提攜的鮑裏斯葉利欽。

    “頑固派認為,民主、開明和言論自由會危及他們的權力,對他們不利,因此,他們極力反對改革。他們出生於閉關自守的時代,習慣了保守封閉的思維方式,突然之間讓他們向人民彙報自己的一舉一動,他們受不了。”

    當時,波羅的海三國脫離蘇聯懷抱的去意已決,戈氏準備在1991年8月20日簽署新聯盟條約,把蘇聯由緊密聯合變為鬆散聯合,給予15個共和國更大的自治權。

    但就在8月19日,蘇聯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發動了政變,宣佈總統戈巴契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總統職務,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務;同時,由代總統、總理、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8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的全部權力。這就是蘇聯歷史上著名的“819事件”。而此時的戈巴契夫正和家人一起,在黑海海濱的別墅消暑納涼……

    “我和家人被軟禁在黑海”

    戈巴契夫在黑海海濱克裏米亞的總統別墅處於群山環抱之中,每年炎炎盛夏之際,戈氏都要攜妻子賴莎和孩子們一起來此避暑。19日這一天,一股莫名的緊張空氣趕走了往日的寧靜。四週的山頭上,一夜之間出現了許多全副武裝的士兵,別墅與外界聯繫的一切通訊方式都被切斷。

    “這是非常難熬的兩天半,我真是覺得度日如年。我們一家人被軟禁在那裏,與外界失去了一切聯繫。當時的情況非常危急,但我還是保持著鎮定。我告訴賴莎,局勢對我們非常不利,任何壞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甚至我們的生命也有可能受到威脅。

    “就在這‘與世隔絕’的時候,女兒伊莉娜找到了一個她隨身攜帶的袖珍收音機。於是,在別墅外的空地上,我們收到了BBC的微弱信號,這才知道,原來國內這幾天正鬧得天翻地覆……

    “此後,我就故意整天在花園裏走來走去,為的就是讓那些在海面或山坡上監視我的人看清楚:我並不怕他們!

    “當我們從BBC了解到‘莫斯科將派一個代表團,前往克裏米亞探望生病的戈巴契夫’時,賴莎覺得我們已經大難臨頭了。她開始惶恐不安,到處給我尋找藏身之所。神經高度緊張的賴莎終於崩潰了,病倒了……”

    “葉利欽成了克里姆林宮的主人”

    就在戈巴契夫被困黑海“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時,克里姆林宮已經發生了劇變。

    已與恩師戈巴契夫決裂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多次到俄聯邦議會大廈前的廣場進行演講,號召民眾反對8人委員會恢復蘇聯專制時期鐵幕政治的企圖。一時間,葉利欽成了反對這個政變集團的精神領袖。在搭建於交通要道的街壘上,在前來戒嚴的坦克上,葉利欽不斷地發表著演講,慷慨激昂的話語足以燃起每一個俄羅斯人心中的火,讓他們藏在心底的民族精神得到復蘇。

    直到這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才意識到,他們的真正威脅已不再是沒有多大權威的戈巴契夫,而是在莫斯科地區以及整個俄羅斯境內極具號召力的葉利欽!他們這時才決定逮捕葉利欽,但這一計劃最終沒能成功。

    戈巴契夫回到莫斯科後發現,葉利欽已經成了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葉利欽對我手中的權力垂涎已久,早就處心積慮地策劃篡權。在我眼裏,他和‘委員會’的那夥人一樣,都是不折不扣的叛國者。”

    “葉利欽那傢夥日思夜想地盼望當上總統,嘗嘗總統的滋味。在群眾都勒緊褲帶過日子的時候,他甚至還在想著如何將克里姆林宮裝修得金碧輝煌——只有皇帝才會這樣做!這就是葉利欽的野心,這就是為什麼我成了他野心的絆腳石。”

    12月25日晚,在葉利欽的“規勸”下,戈巴契夫辭去總統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的職務,把核按扭交給了葉利欽,蘇聯國旗也從克里姆林宮上空落下。叱吒國際風雲69年的大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徹底解體。

    “那裏已經沒有我的地方了”

    “作為一名政治家,你必須做好一切準備——包括成功,也包括失敗。但對於蘇聯最後的這種結局,我還是覺得很遺憾。”

    説到此處,戈巴契夫眉宇間流露出無限的遺憾之情。戈巴契夫説,他還是會回到俄羅斯,回到俄羅斯的政治舞臺。“我已經將50年的生命都奉獻給了我們國家的政治。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過再回到政治舞臺,但當我每次要作決定時卻發現:那裏已經沒有我的地方了。”

     中國日報 200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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