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坎昆部長級會議, 在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效果的情況下黯然落幕。坎昆會議的失敗，預示著“多哈回合”談判的前景渺茫。事實上，“多哈回合”談判命運不祥的種子，在8年前WTO成立時，就已經種下了。

WTO的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準確地説，是GATT的秘書處。GATT秘書處是1954年至1955年間GATT締約國舉行的第九次會議上決定設立的。GATT秘書處是一個特殊的機構，它是以向各締約方提供減讓關稅談判的論壇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因而曾被人戲稱為“談判與談判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lk And Talk-GATT)。如果不再舉行新的貿易談判, 作為總協定執行機構的GATT秘書處，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據。

GATT正常運作了40多年，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在西方世界中佔據無可爭議的盟主地位。GATT所進行的每一輪貿易談判都是由美國發起的，而GATT歷史上的幾次重大決定也多出自美國的戰略考慮。如60年代中期接納發展中國家，以削弱聯合國貿發會議和“77國集團”的影響, 60年代末70年代初放寬東歐國家“入關”標準以分裂蘇聯集團。70年代中期以後, 美國難以再單方面控制GATT。進入80年代, 各國間貿易糾紛頻頻，美國自己也不顧GATT原則，以《1974年貿易法案》第301條款為武器，採取單方面的貿易行動。進一步損害了GATT的信譽和法律的權威性。

1995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後，GATT秘書處變成了WTO，並成為永久性國際經濟機構，其法律地位等同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1995年結束的“烏拉圭回合”談判，花費了8年的時間，已經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從理論上説，WTO的“正經工作”是監督執行“烏拉圭回合”的最後協議。但是，這一任務對WTO來説，實際上已經是力不從心。於是，為維持其合法性，WTO極力推動新一輪貿易談判。

但是，同80年代相比，時代已經大變。多邊貿易談判的方式已經過時。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同眾多發展中國家之間，關注的內容和目標遠不一致。試圖在很短的時間內，讓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就眾多複雜的經濟問題達成共同的協議，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

近年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官員認識到，1994年結束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是一個嚴重的失策。追根溯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成員，對談判的內容並不真正了解。許多小國根本就沒有懂得WTO規則的貿易問題專家。二是幾個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如印度和巴西，當時都遭遇經濟困難，急需獲得國際經濟機構的資金，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處在不利的地位。

經過仔細研究，許多貿易專家發現，WTO規則的許多內容，其不合理性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這是因為，WTO基本上沿襲了GATT的規則，而這些規則大多是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之間，尤其是美、歐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在冷戰時期，出於國際政治形勢的需要，GATT增設了一些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的條款，以吸引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加入。但按照WTO的規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實際上大幅度地惡化了。

WTO體制的特點是涵蓋的範圍更大，不再局限于關稅的減讓，而越來越關注各國的貿易政策、服務業和智慧財産權等領域。此外，WTO傾向於普遍性，要求所有成員共同遵守其規則，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優惠措施，對發展中國家很不利。譬如，在農業領域，WTO一方面允許發達國家補貼農業，另一方面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降低農産品關稅，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它們使農業進一步自由化。據世界糧農組織估計，1986-1988年間，發達國家平均每年對農産品補貼2750億美元，1999年增加到3260億美元。WTO農業協議把農業補貼分成了必須減少的貿易扭曲國內補貼（黃箱），和免受約束因而可以增加的非貿易扭曲補貼（藍箱和綠箱）。這樣一來，富國可以通過轉換補貼種類，保持或增加其已經很高的補貼。這就好比魔術師的詭計，讓補貼從一個箱子裏消失，又從另一個箱子裏出現。這就是為何在烏拉圭回合之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補貼總量不降反升，儘管他們表面上承諾北方國家的補貼將減少。

而發展中國家大多無力補貼農業，卻被迫降低關稅。由於發達國家經歷了“關稅化”過程，它們就能從“特殊保護機制”（反對進口潮的特殊保護）中獲益，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卻無權使用它。此外，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貸款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還受到農業關稅快速降低的影響。廉價的進口貨涌入許多發展中國家，使貧窮農民的生活難以為繼。從而使得發達國家“廉價的農産品”充斥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造成當地農民收入減少，流離失所。許多案例調查已經表明瞭這一點，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調查的28個案例。一些非政府組織和研究院也已收集了許多案例，這些案例表明，農産品進口自由化對第三世界國家農民造成的不良影響。受影響的國家有牙買加、蓋亞那、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墨西哥、以及許多非洲國家。受影響的農産品有水稻、馬鈴薯、雞、洋蔥和蔬菜。在中國，由於加入世貿組織以後進口稅降低，成千上萬的農民面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其受影響的農産品有水稻、馬鈴薯、雞、洋蔥和蔬菜。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專家建議WTO採取以下措施： (1)發展中國家不應該服從進一步降低糧食産品和小農産品的關稅。它們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廉價農産品進口的損害，應該允許他們超出最高限制提高關稅。（2）允許發展中國家提高糧食産品和小農産品的國內補貼。（3）對於其他農産品，如果它們具有戰略重要性，發展中國家也應該享受類似的靈活性。（4）應允許發展中國家使用特殊保護機制。（5）應該允許發展中國家恢復使用對糧食産品和小農産品的數量限制（現在受農業協議禁止），至少在北方國家保持高補貼的情況下，允許發展中國家這樣做。這些措施應該加入當前正在進行談判的協議中。如果那些正在保護和促進其農業部門的國家，剝奪發展中國家保衛自己的權力，這是最最不道德的。

在工業方面，美國、英國和日本都曾經有過對本國的工業實施保護的階段，現在WTO卻要求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降低關稅，開放市場。與此同時，WTO近乎苛刻地強調智慧財産權的保護。外國工業品的涌入，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基礎，高昂的專利費，近乎于切斷了發展中國家發展工業的道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專家指出，目前WTO的“智慧財産權”保護，實際上變成了發達國家的一種工具，起到了使發達國家實現對技術的壟斷和控制，阻止發展中國家經濟崛起的作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曾指出，智慧財産權本是一個非貿易問題，是美國的制藥工業把智慧財産權非法引入了WTO。如果發達國家繼續掌握多邊貿易制度，把更多的非貿易問題塞進WTO並使之完全扭曲，發展中國家將何去何從？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意識到，90年代東亞和拉美許多發展中國家接連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與貿易條件惡化有很大關係。從長遠考慮，必須改革WTO，要求在WTO內取得某種“特許權”或“豁免權”，以保護自己的利益。

但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困難並不理會，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改革WTO的建議也不感興趣，反而試圖將WTO引向一些更尖銳、更敏感的問題上。“多哈回合”談判，就是把這些議題帶進WTO體制中來。過去一年多來，許多發展中國家貿易專家就不斷提醒説，這些提案有很大的欺騙性，表面上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可一旦通過，將勢必會嚴重削弱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權，使發展中國家更加難以有效掌控宏觀經濟。譬如，根據歐盟和日本提出的一項“外國投資協定”，外國投資者將享有“國民待遇”和“充分自由”的權利，可以無條件地進入各國參與商業談判，進行投資，不受任何限制性條款的約束。根據歐盟提出的一項“競爭協議”，外國企業將享有“絕對公平”、“絕對平等”的權利，東道國的企業甚至在融資方面，都不得享有任何的優惠。最差的一項建議是關於“政府採購”，根據該項建議，凡屬於政府支出的項目，哪怕只是普通辦公用品，都必須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採購，外國企業享有同等權力進行競標。如果發展中國家接受這些條款，將來恐怕就不會有自己的政府了。

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控制著WTO的秘書處，儘管也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反對，許多議題仍然被列入了WTO“多哈談判”議程。但“多哈會議”後，由於中國加入了WTO，大大加強了發展中國家的陣營。而此次坎昆會議，又是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行的部長級會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WTO自己的資源有限，每年的預算只有1.07億美元，只擁有170名僱員，必須依靠墨西哥這個東道主，組織、安排會議日程和安全措施。在坎昆部長級會議上，由巴西、馬來西亞和南非等國領銜的幾個發展中國家“集團”，據理力爭，顯示出了空前的團結，極力“封殺”了發達國家提出的一些動議，從而阻止WTO增加新的不合理的內容。儘管西方國家貿易官員擔心，如果這次會議失敗，將為“多哈回合”談判蒙上了一層陰影，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將是一次成功地、歷史性的顛覆。

（宿景祥博士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中國網 200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