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影響

    自去年“911”以來，恐怖襲擊已經成為揮之不去的陰雲，沉重地籠罩在美國人的心頭。多年來，美國本土一直免於戰火，普通美國人平靜地生活在這塊“樂土”上。然而，這次襲擊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突然打破了以往的安寧。

    這次恐怖襲擊事件猛烈地衝擊著美國人的心靈，留下了一時間難於抹去的陰影。許多人如同從夢中驚醒：美國不再是一片樂土，類似的恐怖襲擊事件隨時隨地可以發生在自己身上。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的生活似乎已經回歸正常，但在此表面下到處顯露出一種焦慮和不安。出於安全的考慮，不少美國人儘量減少出門的機會，避免乘坐飛機出行。住旅館不願住在高層，儘量住在靠近樓梯的地方。全美到處人心惶惶，幾乎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毫無疑問，“911”恐怖襲擊事件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人員和物質上的巨大損失，而且還有心靈的重創，這種創傷將會長久地銘刻在美國人的記憶之中。

    雖然阿富汗反恐戰爭已經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隱藏起來的恐怖分子依舊可能發動襲擊。美國所面對的是看不見的敵人，無從知道對方會在何時，會以何種方式來發動襲擊，這是最令美國人擔心的一件事情。時至今日，人們的心態還沒有調整過來，依舊十分脆弱。一有風吹草動，人們就自然不自然地首先將事情同恐怖主義聯繫起來，從而引發許多人的緊張。

    儘管布希政府呼籲人們保持鎮定，但政府不時發出的恐怖襲擊警告使得許多人感到無所適從，恐懼和不安始終在心頭浮動著。人們採取各種措施保護自己，去接受安全教育，購買安全器具。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人內心深處的一種不安全感。而最新的民意調查也顯示，不少美國人認為“911”恐怖襲擊事件已經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不相信美國能夠恢復到以前的生活狀態。可以説，恐怖襲擊事件極大地衝擊了整個美國社會的正常生活秩序。

    美國經濟

    客觀地説，美國經濟衰退從根本上講是由其週期性決定的。在恐怖襲擊發生之前，美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衰退的勢頭。2000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就開始放緩，到了2001年的春夏，美國經濟就出現了滑坡。有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自從2001年3月就已經出現衰退。恐怖襲擊事件則進一步衝擊了不斷下滑的經濟形勢。影響主要是來自三個方面：

    其一，恐怖襲擊事件對於航空、保險、旅遊、餐飲和金融業帶來衝擊，直接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其中，航空業首當其衝。“911”之後不久，美國兩家航空公司倒閉，一家航空公司申請破産。據美國航空協會估計，2001年，航空飛行業損失了77億美元，今年到8月為止又損失了50億美元。而航空飛行業遭受重創，進而影響到了飛機製造業。波音公司本來預計2002年可以售出500多架飛機，但現在看來僅能交貨380架，到了2003年，則進一步下降到275到300架左右。

    其二，出於對國內外安全環境的憂慮，民眾對於經濟前景的心理預期發生了變化。許多人對於美國經濟的預期更為糟糕，心理上增加了不確定性，從而投資和消費信心大幅下降，使得人們原先所殘留的樂觀心態所剩無幾。投資與消費的萎縮，嚴重阻礙了美國經濟的復蘇， 這是安然等大公司作假帳的醜聞所不能相提並論的。

    其三，美國財政狀況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反恐戰爭的持續進行，使得美國用以國防安全的開支陡增。而此前，布希政府已經開始實施大規模減稅計劃。一方是大幅增加開支，另一方又大幅減稅，這樣一進一齣，就有可能再次出現財政赤字，使得經濟的基本面惡化。據估算，未來10年美國用於國防、國土安全和國際事務的花費將比2001年1月估算的數字高出9000億美元。

    正是因為如此，有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美國經濟可能在去年9月就已經開始復蘇。然而，時隔一年，美國經濟有可能再次出現“雙谷底”，也就是繼去年第二三季度出現負增長後，今年第三季度再次出現負增長。

    政府功能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次國家處在危難時刻，美國政府的角色就會在人們的期盼中擴大。這一次同樣也不例外。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維護國土安全和防範恐怖主義襲擊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首要任務。一些政府部門重組，使得政府功能進一步增強。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布希政府組建國土安全部的提議，目前正由國會進行討論審議。據估計，國土安全部的機構組成將來自22個政府機構，年財政預算將達到374億美元，僱員有17萬人。這次組建將是自1949年組建國防部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重組。

    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為航空安全敲響了警鐘。國會通過《航空飛行安全法》，設立了運輸安全局，並要求安全局在一年之內動員政府雇用的三萬名安全檢查人員到全美429個商業機場，並到2002年底將安檢設備安裝到位。今年2月，該機構正式接管了機場的安全保衛工作。為了強化情報工作，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加強了情報的交流與分析，並招收了一批懂得阿拉伯語的人員進入情報界。繼去年“911”之後撥出400億緊急撥款後，今年8月美國政府又追加289億美元，用以恢復和強化安全工作。

    作為一個典型的共和黨政府，布希政府的治國理念是反對大政府，認為政府插手越少，管得越少越好。在2000年的競選當中，布希也明確表示了這一立場，主張限制政府的規模和許可權。然而，“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決定性地改變了布希所面對的政治視野。而今，在人們的期盼中，聯邦政府已經擴大了其在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的作用。出於災後重建、國防安全和反擊恐怖主義戰爭的需要，美國政府大幅提高聯邦預算開支，增強政府的干預力度，從而朝著大政府的方向發展。聯邦政府的干預和調節已經明顯上升，至少在短期不會改變。

    在布希政府的推動下，國會通過了《美利堅共和國愛國法案》。這項法案擴大了聯邦執法機構在反恐怖主義方面的許可權，給予聯邦機構更大的監聽和情報收集權力，擴大對於可疑對象的拘留和調查許可權，並加大了懲罰的力度。

    多年來，執法機構一直在尋求國會通過類似的法案，但國會最終都以違反民權為由而拒絕。此次，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推動國會通過了這項議案，最終滿足了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期望。儘管其中關於新的監控措施在4年後將失效，但一些授權已經對於美國公民的隱私權直接構成了威脅。一位資深律師深刻地指出，“在這場戰爭中，第一次打擊後首先犧牲的看來是民權。”

    除此之外，相關行政部門還可以依照行政命令，拒絕公眾接觸到原先依據《資訊自由法》可以獲得的檔案文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地方、州和聯邦三級執法機構拘捕了上千名嫌疑犯，許多並沒有經過正常的程式。司法部還強化了對於移民、外國留學生和來自伊斯蘭世界遊客的監控。此外，政府也相應加強了對於媒體的干預，要求媒體與政府保持一致。近期，布希政府又提出組建“恐怖主義資訊和預防系統”的設想。根據此項計劃，美國司法部將從全美10個大城市開始招募首批100萬志願者充當“公民間諜”，公開鼓勵公民監視自己周圍的人員，以便及時發現可能的恐怖分子。然而，這一計劃一旦實施，就不可避免地侵犯公民的隱私，對公民權利構成負面的衝擊。

    所有這些，都引起了民權人士的擔憂，認為聯邦政府正在以反恐名義來踐踏個人權利。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人必須在尋求安全和維護民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布希政府

    恐怖事件的發生和隨後反恐戰爭的展開，既對布希總統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挑戰，也為其提升自己的領導地位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在危機和戰爭狀態下，總統的作用一般都會上升。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1950年朝鮮戰爭、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面對外來的危機，媒體和公眾都會給予極大的關注，美國國內的凝聚力上升，民族主義情緒會空前高漲。民眾要求有一個核心的領導，能夠帶領美國度過危機。作為國家元首、軍隊總司令和最高行政官，總統擔負起這一角色自然是責無旁貸。對於總統採取的任何措施，公眾和媒體基本上都採取支援的態度，一般不能容忍有人出來和總統唱反調，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不利於國家利益的維護。

    眾所週知，布希是在一片爭議聲中、跌跌撞撞進入白宮的。在2000年的大選中，幾經波折，他最終依靠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才勝出的，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第4位沒有贏得多數選民選票、而通過贏得選舉人票入主白宮的總統。

    民眾的支援在無形中對國會施加了壓力，使得國會不得不高度重視總統提出的立法要求。民主黨人的反對聲音也一度幾乎銷聲匿跡。“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布希總統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國會則授權總統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在布希政府的要求下，國會通過了頗有爭議的《愛國法案》，擴大了聯邦執法機構在反恐怖主義方面的許可權。力量的天平進一步向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傾斜。

    安全戰略

    在恐怖襲擊發生之後，美國加快了安全戰略的調整。在繼續保持海外前沿軍事力量存在的同時，更加注重本土安全防衛，加快了國家導彈防禦體系部署的步伐，以謀求絕對的安全。這和美國國內政治氛圍的變化有著一定的關聯。此前，美國國內還在爭論防禦體系的可行性、可靠性，但恐怖襲擊事件使得反對的呼聲明顯下降。民意調查顯示，“911”恐怖襲擊事件後，支援政府儘快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人數明顯增多。民眾原先對NMD的支援率為46％，“911”事件後支援率上升到80％左右。在美國朝野一致將反恐作為國家安全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共和、民主兩黨原本在導彈防禦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被淡化處理。此外，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美國更強化了對於武器擴散問題的關注，極力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甚至將試圖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敵對國家列入反恐打擊對象。

    在這場反恐戰爭中，美國的單邊主義風格不僅沒有明顯的收斂，反而愈加突出。繼去年提出“非友即敵”的論調後，今年又提出了“邪惡軸心”説，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定位為“邪惡軸心”國家。此後，布希政府又將利比亞、敘利亞、古巴和蘇丹列為“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不僅如此，在“失敗國家論”、“新帝國主義論”等各色論調紛紛出臺的背景下，布希政府又拋出“先發制人”説，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干預他國事務開山鋪路。

    反恐戰爭的進行，為美國塑造國際新秩序提供了契機。美國正在試圖走一種邊際路線，將反恐當作一種目的的同時，也將反恐當作一種謀求霸權的手段。也就是説，美國正在將反恐納入其全球戰略的軌道，力圖打著反恐的旗號消除異己，壓制對手，構築一個美國主導下的國際新秩序。人們不難發現，美國所施壓的對象基本上都是與美國對立的國家。

    近來布希政府大造聲勢，準備攻打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是有其戰略考慮的。首先，中東地區盛産石油，而這對於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説是十分重要的；第二，美國擔心薩達姆會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而對於美國和中東國家構成威脅；第三，美國試圖在薩達姆之後的伊拉克扶植一個親西方的民主政體，讓其在中東地區發揮影響力，推動整個伊斯蘭世界的變革。而這對於有效地化解來自這一地區的威脅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對於美國這種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姿態，國際社會普遍表示擔憂。

    （袁徵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中國網 2002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