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並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從古至今，西方人始終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

    ●在蔑視俄羅斯文明的同時，西方又對俄羅斯“坐大”懷有強烈的恐懼。這種複雜的情感導致了西方對俄羅斯政策的搖擺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想把俄羅斯作為“小兄弟”納入自己的體系，但更多的則是對俄羅斯的排斥與遏制

    7月18日，《環球時報》刊登了鄭羽先生的文章《俄羅斯能融入西方嗎》，文章從俄羅斯國際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國家安全基本理念的角度論證了俄羅斯不會徹底融入西方的觀點。筆者十分贊同鄭羽先生的意見，但同時認為，與現實的戰略因素相比，傳統的歷史文化因素在更深的層面和更長的歷史時段上制約著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互動，儘管融入西方是俄羅斯長期的歷史追求，但斯拉伕文明的特性以及西方文明對斯拉伕文明的“歧視”，決定了俄羅斯不可能徹底融入西方。

    融入西方：俄羅斯長期的歷史追求/b>

    從出現國家的那一天起，俄羅斯大致經過了基輔羅斯、韃靼人統治下的羅斯、莫斯科公國、沙皇俄國、蘇維埃俄國和當代俄羅斯六個歷史階段。其間，俄羅斯經歷了五次主要的社會文化轉型：接受拜佔庭文化、韃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以及當代俄羅斯對社會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説，“西化”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俄羅斯一直在追求與西歐的融合”。

    俄羅斯19世紀的哲學家、西歐派的代表人物恰達耶夫曾説，“我們從來不曾屬於東方。東方有東方的歷史，其歷史與我們的歷史毫無共同之處”。他甚至坦言：“俄羅斯會因與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會因西方遷就地同意將我們納入其行列而感到驕傲。”對西方的強烈嚮往使西歐派對本土文化持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強調俄羅斯只有放棄東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著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前進，才能實現社會進步。

    在俄羅斯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程度的“西化”成為歷史長河的主流。古羅斯在與拜佔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淺。基輔羅斯經“羅斯受洗”而皈依東正教，從而間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擺脫蒙古人的統治後，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推動下“西化”強國。19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在軍事上戰勝了拿破侖，而後者卻成為思想和制度上的贏家。20世紀末，推崇“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的戈巴契夫再次表現出了對西方的渴望，葉利欽則一度把俄國政治思想中從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普京上臺後，也多次強調斯拉伕文明與歐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羅斯的歷史選擇。普京的助手亞斯特任布斯甚至宣稱，“俄羅斯哲學界和政治界理解的歐亞主義，沒有給俄羅斯帶來任何好處。只有選擇歐洲道路，俄羅斯才能儘快進入正常生活國家和社會的圈子。”

    歐洲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

    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並未把俄羅斯視為自己的同宗兄弟。從古至今，西方人始終對俄羅斯抱有一種深深的歧視。

    對不同文明的態度首先取決於對不同文明的界定。西方人認為：“歐洲的個性是在中世紀時以基督教的形式確定的……東歐的宗教後來是由拜佔庭而不是羅馬傳過去的，從此，西歐與東歐的發展方向就不同了。”塞繆爾亨廷頓把歐洲文明的界線限定在“基督教的範圍結束、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範圍開始的地方”，不僅將其視為“歐洲文化的邊界”，還視為“冷戰後歐洲和西方政治經濟的邊界”。

    西方人認為俄羅斯文明與歐洲文明有著明顯差異。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中談道，“俄國位於歐洲的邊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衝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亨廷頓強調，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歷過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歷史現象，“西方文明八個特徵之中的七個———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制機構、個人主義—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歷無緣”，“俄羅斯文明是基輔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佔庭的強大影響和蒙古長期統治的産物，這些影響造成一種社會和文化，它們與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共同之處。”

    由於“在20世紀之前，歐洲對俄國的影響比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大得多”，因而西方人在俄羅斯人面前有了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就連俄羅斯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個醜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來，彼得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國開創了現代化和西方化，但另一方面又鞏固了專制體制、強化了俄羅斯的“亞洲特性”。西方還認為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乃至蘇聯領導人都遵循著彼得的模式，在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俄國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同時加強獨裁權力。《歐洲的沒落》一書的作者霍洛勃恩哈傑甚至稱“西方與俄國的文化差異並沒有因‘俄國的西化’而消除。”

    冷戰後俄羅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沒有贏得西方的信任。撒切爾夫人在剛剛出版的新著《國家戰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中強調，“儘管許多年後俄可能最終成為一個穩定、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它由地理、種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決定的，既屬歐洲又屬亞洲、既屬東方也屬西方的特性不會改變，俄羅斯決不可能完全成為西方國家。”

    歐洲“恐俄症”與遏制俄羅斯

    西方人對俄國的歧視並沒有阻礙俄羅斯登上歐洲，乃至世界政治舞臺，並且驚人地迅速取得顯著地位。這使西方人對俄國的認識更增添了複雜因素：在蔑視俄羅斯文明的同時，他們又對俄羅斯“做大”懷有強烈的恐懼。這種複雜的情感導致了西方對俄羅斯政策的搖擺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想把俄羅斯作為“小兄弟”納入自己的體系，但更多的則是對俄羅斯的排斥與遏制。

    在西方人眼裏，對俄羅斯崛起的擔心與恐懼首先表現在對俄羅斯擴張野心的誇大，似乎俄羅斯是歐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這種恐懼導致了西方人對俄羅斯歷史的誤讀、對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先入之見。一些西方人甚至説，“我們只能把俄國人的過去看作是一條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亂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圖案中，成功與失利、勝利與慘敗、佔領者的盛日與流血割地的痛楚，錯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事實使俄國人不會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質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認為衝突是家常便飯，秩序是不穩定的”。

    西方對斯拉伕文明的歧視和對俄羅斯崛起的恐懼決定了他們遏制俄羅斯的必然政策。用基辛格的話講，“俄羅斯是一支龐大可怕的力量———神聖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須以合作或對抗來加以遏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英國聯合其他西方強國，竭力限制俄羅斯勢力的膨脹。1871年法國革命後，亞歷山大二世取得了1877—1878年對土耳其戰爭的勝利，但是《聖斯特法諾條約》所取得的戰果再次遭到西方列強外交家的巧取豪奪。一戰結束之後，西歐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但俄羅斯（蘇聯）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喘息，外國軍隊的干涉、在外國鼓動下的少數民族獨立使蘇聯始終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二戰前，納粹德國在歐洲勢力的膨脹不僅沒有引起英法等國的警醒，反而使後者得意于終於可以借他人之手削弱俄羅斯于無形，因而無論是慕尼黑陰謀，還是拖延建立中歐集體安全體系，都成為西方“禍水東引”的組成部分。二戰後，西方對蘇聯的恐懼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喬治凱南強調“不能靠零零星星的舉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長期政策對蘇聯予以有效反擊”。於是，就有了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説”，有了“艾森豪威爾主義”，有了冷戰的爆發。

    直到今天，西方也沒有放鬆對俄羅斯的擔憂，基辛格建議美國要警惕俄羅斯這一“式微中的帝國企圖在周邊鄰國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布熱津斯基宣揚應促進一個“民族和民主的俄羅斯”的出現，以消除其對西方的“威脅”。而其必要條件是：第一，俄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蘇聯範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政治和安全關係不表示異議”，無權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體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外”。

    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並沒有放棄遏制俄羅斯的政策。無論如何粉飾，北約東擴的重要目標就是防範俄羅斯的崛起。就是在進入所謂“後冷戰時代”的今天，俄羅斯也沒有完全獲得西方的信任。與支援俄羅斯的經濟復興相比，西方更關心的是拔除俄羅斯的“利齒”，在今年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西方不惜大慷其慨，拿出200億美元要俄銷毀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

    總之，儘管“融入西方”是俄羅斯主觀上強烈嚮往的歷史夙願，但俄羅斯文明的特質和西方對俄羅斯文明的歧視只能使俄羅斯處於一種“東西兩難”的尷尬境地，“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馮玉軍)

    《環球時報》 2002年0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