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以來,國有股減持已三次重創股市,廣大投資者因此談“減”色變。特別是最近國有股減持階段性成果的出臺,更是引發了這一話題的空前大討論。那麼,對目前提出的七類減持方案應作何評價?採納什麼樣的方案更合理?記者日前專訪了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李茂生教授。曾經錯失的減持良機
關於國有股減持的討論並非始自今日。那時不叫“減持”,而叫“流通”,李茂生教授認為叫“流通”比“減持”好。據他介紹,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主管部門就有過這方面的考慮。1996年7月國家證券委召集“國有股法人股流通專家座談會”,李茂生曾提出過國有股“在增量全流通的前提下,分五年解決存量問題”的方案,得到了業內人士的廣泛認同。但當時決策層並沒有反應,這是由於當時政府需要股市為國企改革服務,後來更將國企脫困的希望主要寄于股市,國有股流通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
李教授認為,1995、1996年是解決國有股問題的最佳時機。因為那時正值股市從試驗轉為加快發展的初期,求略大於供,對國有股逐步入市有利,且當時上市公司國有股存量只有600多億,需要流通的不過四五百億,“九五”期間寧可基本不發新股,花五年時間逐步解決國有股流通問題,市場完全能夠承受得了。但遲延了五六年,現在兩市已大大擴容,上市公司國有股存量劇增了幾千億。“七類方案”不利股市回升眼下國有股流通的難度雖然很大,但卻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一方面,加入 W TO後,我國證券市場必須與國際接軌,這就決定了國有股、法人股必須實現全流通;另一方面,國有股減持是彌補社會保障基金1萬多億缺口的重要措施。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國有股減持去年“6月辦法”的出臺;去年10月減持叫停後,證監會緊鑼密鼓地向社會廣泛徵求減持方案。從最近公佈減持的“七類方案”或階段性成果看,意見分歧仍很大。李教授認為,根本問題是缺乏正確的理論支援,各利益方均只關注自身利益,比如國有股東急於通過國有股減持來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缺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意識;中小投資者則偏重於強調低價減持,要求政府“讓利於民”。李教授指出:目前七類方案的根本缺陷是理論基礎不行,它們都建立在發行時同股不同價,國家對個人不公平的基點上。恰恰這個基點有問題,第一,有少數公司是同價的,比如“深發展”當初發行時,20元面值一股,無論國有股東還是個人股東,買價都是20元。這類同價的國有股,能與個人股同權馬上按市價流通嗎?第二,盈利企業改制上市,其所有者作為發起人,以資本折股,與其他投資者以貨幣購股,性質是不同的,因為資本不同於貨幣。另外,將股價與凈資産直接掛鉤也説不通,儘管每股凈資産數一樣而業績不同的公司,股價卻相差很大。這些都是金融學常識。即使不問理論上是否説得通,以之為基礎的任何一種方案實踐上也行不通,強行去做,都會使股市下挫,後患無窮。“減持”宜分兩步走在國有股減持上,李教授仍堅持他1996年提出的停增量與減存量“兩條腿走路”的辦法。與當初不同的是,他認為時間應從5年增加到10年。具體方案要點如下:首先,立即停止新增原來意義上的國有股,實現增量全流通。全流通的股票通過市場競價發行。當然,同樣資質的股票,發行價不可能像以前那麼高,原來可以賣10元的,現在很可能只能賣3—5元,這是完全合理的。至於大盤股全流通會否對市場衝擊過大,他以為不然,無非盤子大一點、發行市盈率低一些而已。當然,實現增量全流通後,新股發行一定要適度,應充分考慮市場的承受力。
其次,五年後(即2006年)才開始解決現有存量問題,用10年時間逐步完成。2006年安排1992年及以前年度的國有股全流通,2007年解決1993年的,依此類推。李教授認為:一是給出明確的減持時間表(如深發展國有股2006年上市流通),資訊確切透明,便於投資者按市場預期進行投資決策,純市場博弈行為也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有利於恢復投資者信心,促進當前股市回升。李教授有把握地説,這個方案一經國務院公佈,股市肯定會全線飄紅。而國有股減持需要牛市氛圍;二是“五年緩衝期”的選擇。選定5年主要是考慮到加入 W TO後,金融服務貿易業的開放有一個五年的過渡期,到2006年要全面開放。股票全流通,要求我們的上市公司提高素質,提高競爭力、提升業績,需要而且也只能給這麼長時間。到那時候,我國股市容量更大了,外國投資者開始全面準入,加之我們的公司有良好業績支撐,市場完全能夠承受得了,衝擊不會太大。至於存量減持中的價格問題,他主張交給市場,能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市場是最權威最公正的。儘快走出認識誤區在分析當前對股市的認識誤區時,李教授指出,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公平。股市從微觀或技術層面看,在同股同價同權方面並不存在所謂的不公平。但在宏觀或制度、政策層面確實存在不公平。多年來,政府在股票發行上市資源分配上,一直偏向甚至只給國有企業,非國有經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現有上市公司的絕大多數都是政策傾斜和為國企脫困服務的産物,廣大投資者用自己的資金救活了這些企業,這些公司如果現在馬上套現,對被套牢的投資者也不公平;這種制度與政策,導致了市場扭曲,長期維持供不應求、小盤股的局面,易操縱易做莊,股價偏高,泡沫過多,一定程度誤導了投資者入市,現在若突然改變這種局面,用藥過猛,股市急劇下挫,也對股民不公平,國企依靠股市深化改革的路也走不下去了,我們不能走“多虧”的路。因此,如何對待國有股,各利益主體都應端正態度。
當然,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是個實際問題,領導重視它是完全應該的。李教授認為,應該通過變賣包括國有股在內的6萬多億元的國有資産存量來解決,但在變賣之前,他建議通過發行特別債券的辦法來籌集,還款期限可與國有股存量減持和變賣其他國有資産在時間表上相匹配,以保證到期還本付息。至於有人提議劃撥部分財政收入的辦法,李教授表示不贊同,不能把全部納稅人的錢用於部分納稅人身上。社保基金實質上是對計劃經濟時代低工資的補償,通過國有股減持辦法來解決一部分,在理論上講得通。
最後,在談到國有股減持方案何時會有結果時,他認為,鋻於目前各方意見分歧較大,近兩三個月內肯定難有實質性進展。3月份的“兩會”上,也會有代表提及國有股減持,但無非是敦促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妥善解決減持問題。
深圳特區報 200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