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我國成為國際經濟亮點的背景下，如何抓住機遇，實現證券市場的持續穩定發展？本文指出，中國證券市場經過十年艱苦跋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於先天不足，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對此應作客觀評價。當前股市爭論的焦點在於國有股減持，就具體問題而言主要是關注減持的法律依據及定價標準。承認中國特色的非流通股現象在中國股份制和證券市場産生和發展中的作用，按照實事求是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的原則，並廣泛徵求民意，加強市場各方的溝通，就一定能找到真正實現多贏的改革方案。
前所未有的巨大機遇與時俱進的資本市場
新世紀第一年，中國好運連連，前所未有的機遇出現在我們面前。
首先，國內經濟持續向好。改革開放20年，我國GDP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超常增長，2000年GDP達到10000億美元，居世界第六。在宏觀調控上，不僅擺脫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走出了經濟緊縮的低迷，進入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運作通道。奧運經濟和西部概念催動的積極財政政策，使以北京為龍頭、大規模的城市基礎建設熱潮在全國大中城市普遍展開，日益壯大的經濟規模、完整的産業體系和多層次的消費市場，強勁帶動內需，可以預計，未來幾年中國仍將維持高速增長；在結構調整中，今年四月江主席在香港財富論壇明確指出，“下一步中國將以企業資産存量的收購兼併和重組為特徵引入外資”，它預示著微觀改革正把企業産權的存量調整與融資結合起來，數百萬家企業大規模的組織結構調整與股權改革將拉開序幕。
其次，對外開放形勢看好。2000年外貿總額達4743億美元，居世界第七，外匯儲備已達2030億美元，外匯存款也高達1356億美元。在引進外資上，中國連續八年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累計吸引外資3858億美元，今年預計引進外資高達500億美元，明年勢頭更猛；“911事件”後，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將中國視為成長性最好、最為安全的投資熱點，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加工製造業中心。
第三，國際環境十分有利。上海APEC會議成功舉行，不僅改善了中美關係，而且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人們普遍認為，當前的中國經濟與全球普遍面臨衰退的經濟相比，是沙漠中的“綠洲”，給世界經濟走出低谷帶來希望；經過15年努力，中國正式加入WTO，成為“經濟聯合國”的一員，這將在外貿中強化中國産品的規模化和集團化優勢，進一步規範政府的監管水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凸現中國良好投資環境的優勢；國內外的良好環境使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台灣當局被迫放棄“戒急用忍”政策，更表明經濟拉動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優先選擇。
綜上所述，中國綜合的內、外部環境從來沒有這樣好，我們正面臨一次歷史賦予的中國機遇，必須抓住這一機遇。
資本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資源優化配置中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資本市場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戰場，隨著中國加入WTO，不僅國際資本將叩開中國資本市場的大門，而且中國資本市場必將與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成為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最主要窗口。
股市的資訊反饋功能決定了它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綜合反映的“晴雨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儘管股市有陰有晴、有漲有跌，但在一個較長時間裏，股市反映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的真實走勢這一點是公認的，人們很難想像在一個正常高速增長的經濟環境中，股市會與經濟發展方向長期背道而馳。
股市在一級市場的融資和二級市場的交易功能，決定了它比其他要素、任何方式的資源配置功能在時間和空間上更具優勢。然而，股權的虛擬特徵又決定了資本市場與生俱來的“泡沫”特徵，世界上沒有無“泡沫”的資本市場，也不可能因為資本市場助長虛擬經濟而放棄發展資本市場。
中國的改革開放中，資本市場發揮了重大作用，短短十年裏已有近1150家上市公司，高達50000億的市值已佔GDP的50％強，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通過融資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推動了中國社會産權制度變革，功不可沒。
從我國資本市場的未來使命看，改革開放將更加依賴這一市場。一方面，它對內將進一步發揮對國有、民營企業的直接融資作用，對外擔負為三資企業融資、上市和退出提供進出中國市場的通道，這勢必增強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國的資金供應提供了發展資本市場的可能，到今年底，全國城鄉居民儲蓄餘額將達80000億元之巨，相當於GDP的80％和目前資本市場市值的170％，只要政策恰當，證券市場資金供應不成問題，而利率將進一步下調的貨幣政策必然促使80000億儲蓄中的相當部分在資本市場上尋找出路。
中國資本市場能否持續穩定發展是中國經濟能否成為國際經濟亮點的標誌，也是我國宏觀經濟向好，抓住未來機遇的根本表現，因此，正確看待和發展這個市場，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深化，中國資本市場與時俱進，重任在肩。
客觀評價我國股市存在的問題
不可否認，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中還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偽裝上市、利潤造假、關聯交易、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銀廣夏、鄭百文等地雷和陷阱，令人觸目驚心；機構和莊家操縱股價，黑幕重重；一些律師、會計師等仲介機構與上市公司串通一氣，協助作假等。這些問題在近期監管部門嚴格監管，絕不姑息中集中表現出來。
問題的揭露和嚴懲使有些人對資本市場望而卻步，開始懷疑這個市場是否健康，懷疑股票投資行為是否道德，這也會導致政府對資本市場形勢的判斷出現偏差。
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資本市場存在問題的原因認真分析。
首先，我國資本市場是一個從審批經濟和集權體制脫胎出來的新興市場，不可避免地帶有舊體制痕跡，如果説有失誤，那就是在執行行政審批制的同時，過於向“一股獨大”的國有企業傾斜，中央採用計劃額度審批制，造成上市公司資源稀缺和緊俏，投資人沒有選擇，上市成為國有企業的特權，加上資本市場為國有企業脫困、捆綁上市的定位，更助長績差企業的包裝上市。
其次，産權改革不配套，導致上市公司股本結構不合理，市場極不規範，截至2001年10月底，1128家上市公司總計5050億總股本中，不能流動的國家股、法人股3261億，佔65％，流通股1765億股，只佔總股本的35％。這種股本結構的不合理，一方面決定了股價易於被操縱和市場的投機性波動；另一方面“一股獨大”的股本結構又導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
第三，我國證券業與其他行業相比，還是一個高度壟斷的行業，由於缺乏競爭，使肩負機構投資人使命的證券公司和基金出現道德問題和低效。
第四，我國證券市場正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既要考慮現實國情，又要兼顧國際規範，這一時期的會計、法律政策均在調整時期，政策尺度不易把握。
綜上所述，如果説上述問題的確存在，那麼實事求是地講，來自體制、政策和政府的原因遠遠大於來自市場和投資人的原因，這是行政審批制的必然結果。
基於這種判斷，在當前這一重要時期，任何監管政策制定都必須建立在充分肯定中國6000萬投資人作出巨大貢獻的基礎上，愛護他們的投資熱情，在保護投資人利益的基礎上使我國資本市場實現規範。
儘管本文指出審批體制下資本市場存在的問題，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體制的優勢和我國資本市場的主流，就資本市場發展速度而言，世界主要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達到1000家所用時間，倫敦交易所用了190年，紐約交易所用了165年，東京交易所用了98年，而我國的深滬交易所在十年的時間裏超過了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百年的歷程，堪稱資本市場的奇跡。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已達1100多家，成功地通過國內外資本市場累計融資近9000億元，通過股票市場的發展，國家獲得的財政收入逐年增加，僅2000年印花稅就達486億元，股票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加大，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産業。通過股票市場，國有企業經營機制有效得到改善，盈利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同時極大提高了國民素質，增強人們的投資和金融意識。
有些人認為中國資本市場泡沫多的標準是市盈率過高，問題的本質在於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的市盈率水準，無論高低都是不真實的，因為在5000多億總股本、50000多億市值中，有2/3是非流通股充數的。因此，用1/3流通股的市值和市盈率來評價中國股市的總體水準是不科學的。如再把這一問題與正在進行的國家股減持政策結合起來，就更能説明目前中國股市的股價指數和市盈率水準在股份全流通後的高低水準和合理程度。
就中國的情況來説，通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降低市盈率水準，擠壓泡沫，可能是當前規範市場的優先選擇。
中國股市正處發展關鍵時期，大盤正在深度調整，政策不明朗使得人們對股市的非議增多，錯誤的認識會擾亂人們的思想，干擾監管者的思路，動搖投資者的信心。必須及時澄清股市中的不正確認識，信心是穩定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因素。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應本著規範發展的態度，對存在的問題客觀公正地看待，只有正確看待中國資本市場的問題和規範，客觀評價中國資本市場的歷史與功過，統一思想，才能推進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探討股市調整深層原因的意義
中國股市自6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下跌，大盤指數從2200點跌到1600點，跌去了1/3，市值損失上萬億，走出了和我國良好的內外部環境相反的行情，不僅股市作為宏觀經濟晴雨錶的資訊反饋功能，在較長的時間沒有實現真實反映，而且其重要的融資和資源配置功能也受到了壓抑，這到底是正常現象還是不正常現象？是市場由於股價過高，缺乏基本面支援以及市場的不規範操作引發的投資者信心危機導致的自然調整，還是確有政策原因，是人們對監管者政策取向持懷疑態度的人為因素？還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弄清這一原因，意義重大。首先，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判斷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會使政府部門選擇不同的監管取向，制定不同的調整政策；其次，它決定了監管者和投資人的關係，在這一時期能否順利溝通，實現統一；第三，它決定著中國資本市場在加強監管、解決重大遺留問題時，能否“軟著陸”。
筆者認為：這次調整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引爆上市公司“地雷”、打擊上市公司“假冒偽劣”的強力監管措施導致的正常調整；也有清查違規資金導致市場資金抽逃和國家股減持方式不為市場接受的政策原因。
第一，強力的監管原因。今年以來，新一屆證監會加強監管，對銀廣夏、鄭百文詐欺、基金違規操作以及仲介機構造假等“地雷”，敢於引爆，不再姑息，儘管暴露問題，觸目驚心，似乎是利空，但投資人痛定思痛，發現這些措施是短期利空、長期利好，個股利空，整體利好，殺一儆百，可從整體上提高上市公司品質，使市場更加成熟規範，投資人的長遠利益得到維護。因此，這一政策受到一致擁護，市場為此作出的調整，人們是理解的。
第二，嚴查違規資金入市的原因。資金供應問題一直是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可通過加大資金供應量扶持市場，也可通過嚴查違規資金來源抑制市場，應該説，導致今年7月份股市大跌的重要原因，國家在短時間內的強力度清查銀行違規入市資金。當時人們估計，違規資金不僅在二級市場有，而且主要囤積在一級市場進行申購，使一級市場堆積泡沫。違規資金的強力清查發生了連鎖反應，機構資金退出股市，導致資金供求失衡，大盤下跌，清查違規資金是引發本次股市下跌的導火索。
其實，人們對違規資金的理解有不同認識，因為銀行資金可以多種方式直接進入企業，間接流入股市，因此界定其違規違法極其困難，其治本辦法是我國國有銀行的民營化，建立公司內部的風險控制機制。若這一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有靠國家政策規避銀行風險的辦法不僅會使政府太累，而且運動式的清查直接産生股市的不穩定，難以擺脫政策市。
第三，國家股減持政策的原因。由於本次股市下跌前，國家在6月份出臺了國家股減持政策，這一減持辦法僅是在新發和增發公司的發起人股份的減持，減持量也只有10％，且減持的資金最終還要回到股市，認真分析這一減持方式的特點：是治標不治本，治新不治舊，不流通股份越減持越多，也正因如此，政策制定者認為這是對市場衝擊最小的減持方式，有關部門也對此作了利好的宣傳。而事實上，由於本次股市下跌前，減持的公司和股票數量極少，簡單從“量”看不足以影響大盤。然而，當股市下跌後，人們恐慌之時開始思考利空因素，由於按市價減持國有股的方式，投資者普遍認為不合理。需要指出的是，投資人對國家股、法人股必須儘快全流通是能夠取得共識的，只是在減持方式和減持價格上存在不同意見，他們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是“用腳投票”，這無疑形成了股市持續下跌的主要因素。
第四，政策不明朗與否定股市聲音的增多。10月20日，證監會果斷叫停現有的減持辦法，市場反應積極，但由於新的減持辦法不能及時出臺，加上一些人對政府停止減持辦法的批評及對中國股市的非議和指責增多，未來影響國有股減持政策的因素更加不確定，市場繼續在低靡中徘徊。
上述原因，人們對打假是贊成的，並不構成利空因素；清查違規資金只是引發本次股市下跌的導火索，國家股減持政策及後續政策的不明朗才是股市持續下跌和低靡的主要因素。
國家股的減持與非流通股的流通
為何人們對這次國家股減持方式的看法如此不同？政策制定者認為與其他方案相比，其對市場影響最小，是利好的方案，而市場卻認為是重大利空；上面認為是符合市場化方向的公平方案，下面卻認為是違反同股同權的不合理方案，其中一個很重大的原因是在輿論宣傳上做得不夠，沒有把為籌集社保基金作為唯一目的的新上市企業發起人國家股減持和市場最恐慌的已上市1128家公司的非流通國家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區別開來。應該説，國家股的減持與非流通股的流通雖有一定聯繫，令人容易將二者混在一起，但實際上非流通股的流通在數量上要比前者大得多，和現有6000萬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密切相聯，這是導致市場恐慌的真正原因，二者好比“子母雷”，國家股減持是“子雷”下面卻拖著一顆非流通股流通的“母雷”，上面只能看到“子雷”，威力並不大，而從下面卻看到的是“母雷”，威力巨大。
首先，3285億非流通股的流通問題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敏感的問題，它釋放的能量相當於過去10年新股發行總量1765億股的2倍。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懸殊價差決定了簡單按市價並軌在必然給股市帶來巨大振蕩的同時，使流通股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受損。
其次，國家股減持所引發的非流通股流通的前提是在國家股和法人股名義下股份的産權清晰化。現實中，國有股的中央國有、地方國有和國有集團公司法人所有與《憲法》規定的“公有制唯一主體論”下的中央一級所有，地方分級管理的國有資産管理體系相悖。這一問題直接觸及傳統體制的“心臟”，産權歸屬不明，必然導致流通制肘甚多。
第三，非流通股數額巨大，從不流通到全流通的實現方式至關重要。是在全面理解市場化基礎上兼顧國情，善待歷史，漸進式實現“軟著陸”，還是在片面理解市場化的情況下不顧國情，盲目模倣，採用休克式療法的“硬著陸”，關係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前途和命運。
第四，上市公司品質是資本市場基石。人們對資本市場泡沫過多十分擔憂，對上市公司醜聞和仲介機構造假深惡痛絕，這些現象在實質上無不與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一股獨大”的股本結構密切相關。
非流通股流通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大改革，不過這一關，證券市場就難以真正規範；闖過這一關，諸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如何看待中國特有的國家股、法人股現象
國家股、法人股的分類與不流通是我國資本市場特有現象，客觀看待其在中國股份制和資本市場産生和發展中的作用，尊重國情，不僅對正確認識我國20年來借鑒國際規範、實事求是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政策至關重要，而且對未來用正確方法平穩結束非流通國家股和法人股的歷史使命，實現在發展中規範，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我國最早的股份公司法規，是1992年國家體改委頒布的《股份公司規範意見》，該法規將股份分為四類：國家股、法人股、外資股和個人股。在法律上，國家股和法人股都是以法人股形式存在的；在經濟性質上，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又都屬於國有股。
1990年底和1991年初設立的滬深證券交易所在開始股票交易的試點中也明確規定只有自然人股份流通，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當時對股份制爭議很大。首先是來自“左”的反對，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國有資産流動就是流失，會直接動搖公有制基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當時不可能建立一個規範的普通股全流通市場，要讓股份制改革能夠推出，就必須設計一條能被各方接受的股份制新路——在保持國有企業存量資本不分不賣基礎上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向社會廣泛募集增量股份。這種做法又遭到了來自“右”的批評，反對者一是以前蘇聯、東歐國家根據西方經濟學家為其制定的“休克療法”，量化國有企業存量資産給私人為例，認為中國産權制度改革不徹底；二是按西方國家資本市場標準出發，認為中國股份公司股份劃分不規範。
隨著改革深入和資本市場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看到，股份制是中國産權制度改革的正確道路，“左”的聲音幾乎消失；中國證券市場用短短10年走過了發達國家資本市場上百年的歷史，與前蘇東國家“休克療法”的改革效果形成鮮明對比。那些曾批評中國改革“特色”過多、不徹底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靠漸進式改革走出了一條舉世公認的有自己特色、穩妥又符合市場化方向的發展道路。人們越發看到，“老樹發新芽”是中國最寶貴的改革經驗，從舊體制內部滋生新的“幼芽”，讓舊體制的“老樹”滋潤其成長壯大，“老樹”逐步消失這種平緩的企業産權制度改革，既能不斷縮小舊體製成份，又能避免過激的改革措施所帶來的社會震蕩，與前蘇東國家“休克療法”實施的“砍掉老樹栽新樹”的私有化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砍老樹”十分痛苦，“栽新樹”過程漫長，二者銜接不好就會社會動蕩。中國股份制正是因為結合現實，作出股份分類，才使其能夠起步並得以迅速發展，獲得了十分寶貴的成功經驗和舉世公認的成就。
但是，按照西方國家資本市場的標準，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不規範”的呼聲卻始終沒有間斷。1994年7月1日生效的《公司法》取消了四類股份的劃分，統一為普通股，但國家股、法人股作為非流通股的現實並未隨《公司法》對股份分類的取消而改變，它一直困惑著中國資本市場，並成為諸多問題之源。
首先，從上市公司角度看，國有股“一股獨大”，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難以形成，為國企脫困，上市公司成為大股東圈錢的工具；其次，從市場角度看，2/3的不流通股使股票價格扭曲，一些人簡單以流通股市價乘上市公司股本，得出較大市值和較高市盈率，從而推論資本市場泡沫過多；第三，非流通股使資本市場的存量資源無法有效配置，不能實現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
必須指出，無論是強調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還是主張資本市場的規範，都是大家一致的主張，問題在於這一主張不應建立在對歷史的全盤否定，否定歷史不僅使人們思想混亂，更嚴重的是使人們懷疑中國資本市場走過的道路，對資本市場應在穩定中規範，在規範中發展的一貫政策産生誤解。
研究國家股減持的重要指導思想仍是在借鑒國際規範的前提下，正確看待中國股市的歷史作用，尊重國情，實事求是走出自己的路。
在改革方法論上，應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經濟發展和穩定需要，採用漸進式改革，實施“軟著陸”經濟政策；無視國情，一味強調不惜崩盤“硬著陸”，也要出臺一些過激措施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十分有害。
國家股減持爭議中的兩個具體問題
對國家股減持，人們普遍認為我國的資本市場必須是股份全流通市場，非流通股進入流通是大勢所趨，應堅定不移推進，對此是具有共識的，人們所爭議的是何時、合法以何種方式完成這件工作。
（一）減持的法律依據按國務院《減持辦法》第5條進行國家股減持，在法律上受到兩點批評：其一，違反了《公司法》第147條關於“股份公司發起人股份須在公司成立三年之後方可轉讓”的規定；其二，超過了《證券法》第4條關於“股份公司同股同權”的規定。
而維護這一減持辦法的法律依據，也有兩條：其一，國家股是代表國家利益的特殊股權，減持是為了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因此，可將其作為公共産品執行國家公共政策，超越其他性質的股權進行特別減持；其二，每一家上市公司的招股書都明確了國家股只是暫不流通，不是永不流通，因此現在流通不能説沒有依據。
筆者認為，國家股減持的法律依據是不充分的。
首先，我國政府具有雙重職能，既是維護經濟運作的調控者，又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既是賽場的裁判員又是國家隊的教練員，在這點上，它和西方國家政府的單一調控者職能迥然不同。政府作為裁判，必須執行公正、公開的統一規則，對參賽球隊一視同仁；作為教練，則僅負責指揮國家隊。儘管改革的方向是我國政府的雙重職能必須徹底分開，但現實是沒分開，如果裁判對國家隊教練特別關照，那麼其他球隊是不可能贏球的，只能選擇棄權離場。此外，國家股被分為中央國有股、地方國有股及企業集團的國有法人股，享受的主體和對象並不一樣，即使是社保基金，也不是13億公民人人享有。因此我國的國家股與香港盈富基金性質不一樣，它不能作為公共産品享受特殊的公共政策。
其次，從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之初，人們一直把不流通的國家股和法人股與流通的自然人股當成兩個品種，就象同一公司的A股和H股是兩個品種一樣。兩種股份各按不同方式、不同價格進行轉讓，這也是十年來不爭的現實。同時，上市公司的IPO價格也是按照國家股、法人股作為不流通股的前提下進行定價募集的。
如不承認上述法律依據和客觀現實，不考慮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屬性和轉讓通道不同強行並軌，必然産生低價不流通股對高價流通股的剝奪。
（二）減持的定價標準現實中，兩種股份按兩種不同價格進行轉讓，因此，國家股減持並進入流通，爭議最大的是價格，一種是按凈資産價減持，另一種是按市價減持。
堅持市價減持觀點的人認為：不能歧視國有股，不能違反市場定價原則，應同股同價。他們認為凈資産定價是錯誤的，當初《公司法》和財政部有關“股票發行價格不應低於每股凈資産的規定”也是錯誤的，應堅持按市場定價原則，市場定價可高於也可低於凈資産價格，他們不承認在這一問題上國家股形成的特殊歷史背景。如果投資人對國家股按市價減持有異議，可以不買，大家都不買，股價就會跌下來，減持價格自然會與市價接近，國家股自然搭不了“高市價便車”。
這種説法表面符合市場化要求，但是，不顧市場穩定發展和投資人利益，不惜讓上市公司市價跌至凈資産價，這實際是一個“多輸”局面：不僅國家股減持收入低，社保基金籌措困難，而且十年培育、初具規模的我國證券市場也喪失了全部功能。表面看是凈資産定價還是市場定價的理論之爭，實際上卻關係國有股減持並流通的成敗。必須在實事求是基礎上充分考慮國情，處理好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實際上，凈資産價格與市場化方向是不矛盾的，可以成熟證券市場背景下場外大額轉讓的法律依據為前提，轉讓數額和價格可脫離同時同步場內的股票交易價格和交易量，當然，轉讓價格應建立在國家股保值增值基礎和流通股股東得到相應補償的前提上為宜。
需説明的是，片面認為財政部堅持“高價減持”是不符合事實的。財政部強調國家股減持應最大限度保證國有資産保值增值，這在凈資産價格基礎上的市場詢價是完全可實現的。
如何看待國家股減持（第五條）被叫停
第五條減持方式只考慮了財政部籌措社保基金的單一目標，沒有將國有股減持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全面考慮其多重目標和影響；既沒有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進入流通全盤考慮，事實上使不流通股份越減越多；也沒考慮通過減持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這個辦法客觀上反而起到了政策壓市的作用，這從4個月來，股市作出的與宏觀經濟良好勢頭相背離的走勢，可以充分看出。
因此，證監會果斷停止執行這一減持辦法，表明政府尊重市場，尊重投資人的意願，是實現股市理性回歸的重大舉措。一項政策出臺4個月，就根據市場反映果斷叫停，是我國證券監管史上的進步，從市場的積極反應可看出人們對這一舉措的擁護。
但也有人認為叫停是政府干預市場，政府將失去信譽，對此必須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走一條前人沒走過的道路，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在舊的行政審批向核準制過渡，政策導向正在向市場取向過渡的時期，既要堅持市場規範又要保證市場穩定在一定水準之上，因此，這一時期監管政策出現一些反覆是正常的，改革就是探索，當然允許試錯，重要的是及時調整和在決策上建立糾錯機制，這是無可厚非的。
由於我們的政府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才使人們對中國資本市場堅定了信心，看到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光明和希望。
自下而上，廣泛徵集，慎重推出新方案
停止第五條《國家股減持辦法》的措施得到了投資人的積極反應，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但人們的疑慮並未從根本上消除。目前，市場仍在持續下跌的通道中徘徊，如不儘快推出新的減持方案，而宣傳手段又跟不上的話，政策的不明朗會導致市場謠言和對中國資本市場的非議越來越多，這是不利於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
新的減持方案應在市場化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通盤考慮各方利益，最終實現“第一，財政部在國有資産保值增值基礎上籌到社保基金；第二，證監會實現規範資本市場結構和上市公司股本結構；第三，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得到改善，品質得到提高；第四，投資人認同，利益得到維護”的四贏目標。實現這一目的，新的減持辦法只有從1100多家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份的流通上入手，尋找出路。
新方案的産生：一是應借鑒以往方案的經驗教訓，不再搞政府部門閉門造車，應自下而上、廣泛徵集、充分醞釀、反覆比較，最後由有關部門擇優；二是堅持資訊公開透明的原則，統一認識，建立市場信心，重在政府、監管部門與投資人之間的溝通和理解。給市場吃顆“定心丸”可能比匆忙推出不成熟的新方案更重要。
中證網 2001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