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政府開始實施國有股堅持方案。隨後的幾個月中，滬深股市大幅度下跌，證監會不得不在10月下旬宣佈暫停國有股減持。國有股減持引起如此之大的震蕩説明原來的方案存在重大的問題。看來要是國有股減持順利進行還需重新定位。

    在原來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中，主要目標之一是“為社會保障基金籌集資金”。按股民的理解，這就是政府要用國有股“圈錢”。股市就是資本市場，用股票籌資也是最常見的籌資方式，出銷股票換取資本本來是極為正常的。這種市場經濟中司空見慣的籌資方式為什麼被中國股民稱之為“圈錢”，並敬而遠之呢？

    中國居民的儲蓄已達7萬億元，按説，購買國有股的錢是有的。如果這些國有股是“藍籌股”，減持的結果也許會引起一輪新的股市熱。股民對國有股減持的冷漠在於他們把國有股看成垃圾股。這種看法無論是否片面都來自股民們在股市拚搏中的實踐經驗。

    20世紀90年代初，股份化被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方式，國有股開始上市。想當初，股民對這些股票何其熱衷，用“萬民爭購”來形容當時的股市並不為過。但是，10年下來，最初在上交所上市的60余只股票今天都已經成了垃圾股。而且，所有上市5年以上的國有企業同未上市的國有企業相比，總體經營績效和各項經濟指標並沒有什麼差別。特別是一些原本瀕臨破産的國有企業被包裝上市，在糟蹋了股民的錢之後又無可挽回地破産了。股民的錢無非是被這些國有企業吃了一頓“最後的晚餐”。股民從慘痛的經歷中總結出來：一些國有企業是“吃了財政吃銀行，吃了銀行吃股民”，等到實在沒什麼可吃的時候，它們也該滅亡了。這種國有股上市，能被股民看好嗎？股民對國有股怎麼還能有信心呢。早在國有股減持方案出臺時，就有經濟學家做出了悲觀預期，可惜不幸而被言中。

    國有股減持方案失敗深層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改革的落後。吳敬璉先生意味深長地指出：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這句話説的坦率一點兒就是，我們市場化的改革還沒有過臨界點。正如吳先生所説：“由於國有企業改革長時期沒有取得突破，從經濟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説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在這種情況下，想通過國有股減持來實現“變現”，顯然是要落空的。

    要使國有股流通方案得以實施的關鍵是給這個方案重新定位，即不是要“圈錢”，而是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國有企業經歷了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戰略性重組和債轉股等階段，可以説把除了私有化之外的十八般武藝全用上了，但仍未見成效。我認為核心問題在於國有企業仍然是由政府牢牢控制的企業，仍然姓“國”。

    國有企業仍然姓“國”就無法從根本上解釋鄧小平同志説的“政企分開”的問題。從企業理論來看，企業一股獨大的並不是什麼問題。國外企業有一股獨大者，也有股權多元化者，都可以做好。但國有企業一股獨大是問題，因為這一股由政府持有。政府既然是國有企業惟一的(或者最大的)股東，就談不上政企分開了。政府以所有者的身份去搞國有企業，今天強強合併，或強弱合併，明天又對他們的投資決策橫加干預。政府搞來搞去總沒有成果。而且，有權搞國有企業的領導，搞好了可以升上去，搞不好也沒有什麼責任。所以，國有企業要做好，必須通過股份化實現股權多元化，改變政府控制企業的狀況。這應該是國有股減持政府的重要目標。

    國有企業姓“國”的另一個弊端是沒有成為真正的企業。一方面是國有企業內缺乏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企業與政府機構應該有根本的差別。政府機構應該承擔社會服務的功能，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其內部激勵機制是薪酬制度與人事制度。企業應該是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建立以物質利益(結合精神激勵)為中心的激勵制度。國有企業的激勵機制與民營企業應該沒什麼不同。另一方面，是國有企業承擔了沉重的社會負擔。與民營企業相比，它的包袱要重得多，它要與行政機關一樣從事各種政治性的活動，要辦教育、辦醫院……或者其他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事務。國有企業為政府分了憂，但這種分憂是有代價的，那就是這些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無法走出國境。

    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享受充分的父愛主義，既要聽政府的，又可以從政府那裏得到好處。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使國有企業成為民營企業一樣的獨立企業，國有企業就沒希望，國有股減持也難以成功。

    國有股減持決不是為社會保障籌資，而是國企改革的重要一環。只有按這個方向，先讓好的國有企業上市，並按照市場原則給國有股定價，國有企業才能搞好，國有股也才能真正的流通起來。

     （人民網）200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