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外事翻譯學院以百萬年薪聘請哈佛博士當院長

    山東一民辦高校——山東外事翻譯學院最近以10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聘請到具有國際影響的金融理論家、哈佛大學肯尼迪管理學院經濟管理博士陳琳作為該院常務院長。

    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建校僅有3年時間，目前在校學生規模達4000多人。

    陳琳曾就讀于武漢大學和中國科大研究生院，赴美留學期間先後獲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經濟管理博士學位。

    山東外事翻譯學院為什麼會以高薪聘請院長呢？院長孫承武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教育界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作為民辦高校，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只有早日與國際接軌，早日引進先進的教育管理理念，才會在競爭中不被淘汰，才會有更大的發展。”

    作為具有國際影響的金融理論家，陳琳博士著有《利率動力學,衍生工具定價和風險管理》、《三因子利率期限結構理論及其應用》等專著，所提出的利率期限結構和利率風險管理方面的一系列新理論被廣泛運用於美聯儲、美洲銀行、美林證券等金融機構，曾經供職于美國的投資銀行，中央銀行和高等學校。

    陳博士坦陳自己十分關注中西教育模式的比較，喜歡教育管理。據了解，上任之後的陳院長將主要負責學院5個方面的工作：分管對外教育交流、師資隊伍建設、學校教學、學術科研及籌建學院高科技集團。其中，在教育交流方面，陳博士每年至少輸出10名學院優秀畢業生到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名校去學習。

    揭開哈佛博士陳琳的內心世界:"真的想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做些事!"

    經過近兩個月的輿論風雨，陳琳這位中國第一個畢業于哈佛大學肯尼迪管理學院的博士學者，漸漸地開始回到正常的生活狀態。回首過去的風波，日前他專門約見新華網記者，要求向公眾坦陳自己的內心世界："其實，我真的很想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做些事！"

    在剛剛過去的一段時間裏，陳琳以一種始料未及的方式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新聞人物。從百萬年薪的新銳校長到聲名狼藉的"偽學者"，似乎是一夜之間，他從媒體注視的焦點走到了個人回國後的冰點。 目前，陳琳已經被驗明正身了，但是對於他而言，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似乎還未平息。

    記者：學歷風波已經結束了，但作為一名學者，您卻以這樣一種方式成為公眾人物，請談談您個人的感受。

    陳琳：啼笑皆非、莫名其妙──這是我對整個事情的感覺。關於我的學歷問題，原本是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某些媒體卻拿它來炒作。其實大家應該想一想，我們的媒體究竟怎麼了？

    記者：回過頭來看事情的經過，這原本的確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事實上卻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結束。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跟您本人的處世方式和態度有關係嗎？

    陳琳：我想這要問那些記者，有些內容他們從來就沒找我求證或者核實過。我認為，要弄清我的學術身份是非常容易的。第一次提出質疑的媒體明明都查到哈佛有一個叫陳琳的畢業生，但是他們僅僅因為聯繫方式不詳就停止了，當時如果他們把我的照片寄過去核對一下不就可以了嗎？不知記者為什麼不願意這樣做？很多人以為我會受不了，但我跟沒事一樣的，因為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煉，也由於我本人的處世態度比較超然灑脫。

    記者：對於人們懷疑的目光，有人説，您沒有及時地作出理性的反應，而是選擇了一種類似對抗的方式？

    陳琳：這完全是誤傳。我根本沒有用什麼對抗的方式。某些記者在整個調查過程就從來沒找我求證或者核實。 我的反應一直是很理性。我向山東當地的媒體發了我對質疑文章的回答，同時也在新浪網等網站發表了幾篇相關的聲明。 另外國內非常重視證件的原件的做法也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我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比如説，我拿出哈佛的博士文憑，你能鑒別真偽嗎？文憑畢竟不同於貨幣， 貨幣可以依據本身來鑒定，但文憑必須通過相關的調查來證實。有沒有這一紙文憑是無所謂的。

    記者：對於媒體的憤怒會通過法律手段來消解嗎？

    陳琳：很多人建議我這樣做，但是我還在考慮。

    記者：一個事實是，媒體質疑您的學歷的當天，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就解聘了你。您怎麼看與他們的合作？

    陳琳：坦率地説，來到山東之前,我對中國民辦高校一無所知。憑我在美國的經驗，以為民辦和公辦是一樣的。到了山東後我才第一次知道事情完全是兩回事，中國的民辦學校基本上是面對高考落榜生，而美國的最好民辦即私立學校則是面對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優秀的學生。 我到這裡辦一流大學的想法簡直是天方夜譚。 但是，面對這個現實，我仍然充滿信心地投身到對一個民辦高校的改造和重組中去，努力引進一系列改革方案。

    記者：有哪些具體的方案？

    陳琳：方案很多，有大有小，時間不允許我多講。我首先提出學校的定位問題，學校的目標不是爭世界一流，而是提高學生的考試合格率和就業率。在這個大目標下，我提了很多具體做法。比如，為了提高外語教學品質，外語聽力和口語課全部由外教授課。為了解決聘請外教費用高的問題，我主張小班並大班，採取電化教育等設施。在師資招聘上，我主張高薪少聘，聘高品質的教師，教師不夠，開大班。在學校的行政管理上，我也引進一系列舉措。 比如，規範電話應答方式，採用文明用語；設立教師的對外辦公時間等。這些舉措如果能夠得到有效實施，就可以由裏及外地改善學校的教學品質和精神面貌。

    記者：有報紙報道説，您在山東時主張老師不要與學生接觸太多。

    陳琳：這個事情在報紙上沒有解釋清楚，可能引起一些誤會。這是我試圖引進的西方大學的先進經驗，設立老師的OFFICE HOURS，可譯成"對外辦公時間"。美國大學的老師，每週一般有半天的對外辦公時間，學生可在這一時間內去找老師答疑或者談其他事情。 其他時間老師一般不見學生，一定要見，必須預約。對外辦公時間的設立，一方面可以保證老師有完整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知道見老師不易，因而有備而來。 這對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學習反而有促進作用。這是一項很好的制度，國內的大學不妨借鑒。

    記者：從您的履歷上看，以前您多年從事的工作大都與金融有關，現在為什麼想搞教育工作呢？

    陳琳：這幾年來,我一直關注中央政府關於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方針。相信自己在中美兩地的大學學習多年，通過觀察比較，深諳美國一流大學的成功之道。我希望能夠以參與教育管理的方式，為我國高等教育出力。去年，我曾向國內媒體公開表示希望回國到綜合大學從事管理工作。中國的高等教育確實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最好的大學在全世界排第三、四百名，過去幾十年來我們也沒有培養過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在這個時候介入教育管理，是大有作為的。

    記者：您對教育管理有如此濃厚的興趣，那麼您有教育管理方面的經驗嗎？

    陳琳：我沒有在學校做過管理。但我相信，對中國目前的高等教育來説，經驗並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經驗？經驗是對以往的總結。可是在高等教育上，我們的以往並不太成功，我們沒有辦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我們沒有培養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經驗。既然這樣，我們就不好一味依賴經驗，用以往的經驗指導未來。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新的未來，而不是重復過去的未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最需要的不是經驗，而是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管理。

    記者：從事教育管理是您回國後的第一次創業嘗試，但目前來看好象並不理想，您認為原因是什麼？

    陳琳：這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但是我對教育管理的熱情不會受影響。當時選擇學校時，我是猶豫過，因為民校與我所期望的綜合大學差距很大，但我考慮到，它也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就欣然接受了他們的邀請。

    記者：這對您以後的創業會有影響嗎？

    陳琳：在這裡我不想用"創業"這個詞。對我來説，從一地到另一地，從一個公司到另一個公司，從一個行業到另一個行業，都是工作，而不是所謂的創業。 我是個所謂的職業經理人，或者職業管理者，職業校長。我希望我所工作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礎和規模，以便實施我的管理方法和理念，讓它迅速昇華，而不是白手起家地創業。

    記者：旅居美國多年，您認為自己了解國內的情況嗎？有人認為您不太了解國情、精英意識太濃。

    陳琳：我雖然在國外呆了很多年，但是中間我還是經常回來，應該説是了解中國的情況。而一些國情，正是需要改造的。中國盼望與國際接軌，擁抱WTO，也正表達了"進步"的願望。我不知道"精英意識"指的是什麼？世界上許多事情首先是靠少數人推動的，當然最後成事還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記者：您認為自己做教育管理優勢何在？

    陳琳：我想我做教育管理的優勢至少在兩個方面。一是，我本來就是學管理的。政府管理和教育管理，有許多相通之處。二是知識結構上的優勢。綜合大學科目門類非常的多，作為管理者最好有綜合廣泛的知識結構，才能夠對學科的發展和不同學科之間的關係有整體的把握。 我以往所學涉及的學科較多，包括文科、理科、管理、藝術。我可以跟許多不同專業的人進行有一定深度的對話。這種能力對高校的管理者非常重要。我希望公眾要以平常心看待這件事。校長只是一個職業，它可以由學校內部的人，逐漸升任，也可以由職業管理者來做。我們的老前輩竺可楨、嚴復、胡適不都是直接做校長嗎？我希望以這些老前輩為楷模，致力於中國的教育事業。

    記者：一種有趣的現象是，前幾年人們對於海歸派持一種不假思索的接納與推崇的態度，但是近年來隨著假學歷事件的頻頻發生，人們的態度開始變得審慎，海歸派以及他們的國際背景開始遭到質疑，包括他們的學歷。

    陳琳：這種質疑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但程式必須科學，推理必須理性。

    記者：現在，"質疑事件"已經過去了，您有什麼打算嗎？

    陳琳：我準備先回美國住一段時間，但將來還是準備留在國內，繼續做教育管理，有幾個學校要我去，不過是讓我做教學，我還在猶豫。對於介入此事的媒體，我覺得有兩點要説，一是希望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有更高的素質和敬業精神，掌握好辦事的尺度。另外就是，大眾應該要有更多的理性。

    誰造就了"哈佛博士風波"?——留給新聞媒體的啟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９日　中新網發佈了記者趙江濤的專訪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陳琳表示他打算回國當一位學校的校長。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６日　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向社會發佈消息，稱以年薪５０萬元的價格向海內外誠聘常務院長。此後，以年薪５０萬的價格聘請陳琳一事基本談定，突傳清華大學擬出資１００萬聘請陳琳為講席教授。得此消息後，山東外事翻譯學院院長孫承武將年薪提到了１００萬。

    ２００２年５月８日　雙方簽訂了協議書。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４日　陳琳正式接到聘書，出任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常務院長。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６日　《中國青年報》發表記者朱麗亞的署名文章——《憑什麼相信他是哈佛博士》，對“哈佛博士年薪百萬落戶民辦高校”的來龍去脈做了一番交代，並根據自己的調查提出了對陳琳身份的懷疑。一時間，輿論大嘩，陳琳的身份成為難解之謎。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７日　媒體報道山東外事翻譯學院解聘哈佛博士陳琳，聘期還不到50天。

    ２００２年７月３日　《北京青年報》以《證明哈佛博士》的標題刊登報道，證實哈佛教授確認陳琳的哈佛博士身份。

    一個多月來，“百萬年薪”招聘院長，“哈佛博士”光環耀眼？記者驚爆“假博士”內幕，眾多媒體蜂擁而上，孰是孰非爭論不休。關於“哈佛博士真相”的報道成為各媒體競相追蹤的熱點，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新聞的目的，始終只有一個：讓人們看到真相。在甚囂塵上的媒體大戰中，有多少媒體是在忠實地跟進事實，又有多少是在盲目跟風？不管真相如何，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輿論監督無疑在規範市場、維護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我們也不無憂慮地看到媒體的採訪權、報道權有時候會受到無理由的限制，有時候又會被毫無節制地濫用。為了創造轟動效應而炒作新聞，嘩眾取寵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甚至有的媒體還有趨於“狗仔”化的傾向。在新聞法或者輿論監督法尚未出臺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要為謀求正當的媒體權力而呼籲，同時，更要注意防止媒體權力的無端擴張和濫用。那種帶著傾向，帶著感情，甚至帶著偏見去行使採訪權和報道權的做法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新聞只有真實才是新聞，新聞工作者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智。在行使媒體權力的同時，更多地想一想自己身上背負的“社會良心的守望者”的責任，這就是“哈佛博士風波”留給新聞媒體的啟示。

    有人質疑文憑沒人質疑水準，文憑是否就等於水準？

    一個人的能力，是否取決他在國外讀到了博士學位？企業和學校需要的，是英雄不問出身低，還是一定要糾纏于“哈佛博士”的情結？百萬年薪的歸屬，引發“假學歷”的爭執，那麼“百萬年薪”的本身，是不是也要遭到質疑呢？個人的學歷是要對供職單位負責，還是要對公眾負責？學歷是不是一個人的隱私？作為媒體是否有權利去對個人的學歷孜孜不倦地追根究底？如果能力已經得到所在企業的認可，那麼學歷是不是還要給公眾和媒體一個交代？

    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原副院長陳琳先生，因為自稱“哈佛博士”，給自己惹來了大麻煩，有報紙質問：我們憑什麼相信你是哈佛博士？進而一場針對陳琳的“文憑打假”運動全面展開。當然，我們無意參與論證陳琳這個哈佛博士到底是真是假。我們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對陳琳“哈佛博士”身份的真假如此感興趣，卻對他到底有沒有與身份相稱的真才實學一點也不在意？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在我們這個社會，在我們的一些人中，主流價值取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沒有真才實學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沒有一張像樣的證書。或者説，在形式與內容之間，我們更樂於傾向形式。若此，我們只能説這是我們的大悲哀，因為，我們的關注偏離了方向。本來實質更重要，但我們眼睛盯住的卻是形式。

    媒體對陳琳進行了一番近乎福爾摩斯式的調查，其責任心令人稱道。遺憾的是，雖然報道通篇看來都像在證明陳琳“哈佛博士”貨真價實，但是報道仍給人一種否定的傾向。其實，我們認為陳琳是不是“哈佛博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水準如何。

    我們的遺憾就在這裡。現在，沒有人在意陳琳的實際教學能力或翻譯水準怎麼樣，他們認為只要將陳琳的身份弄個水落石出就萬事大吉了，至於他實際水準怎麼樣，那是無關緊要的。我們認為不然。如果一個人沒有真本事，他擁有“哈佛博士”的證書又有什麼意義？如果一個人有一身真本事，即使他沒有上一天學又能怎麼樣？

    我們由此想到假文憑在中國的氾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太在乎那一張“紙”了，如果我們對一個人的取捨全憑一張紙而來，我們必定會將他的能力、學識、修養、經驗等置之不理或等閒視之，這無異於將他往文憑需求的坑裏推，假文憑大行其道也就在情理之中。

    事實上，文憑和學識、能力之間並不能畫上等號，這是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遺憾的是，我們仍然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論證給人們看。齊白石沒有進過學堂，按常理説應該是一個標準的文盲，但是，他在國畫上的造詣幾人能比？曹雪芹也不是什麼文學科班出身，《紅樓夢》這樣的偉大著作幾人能寫？相反，中國歷史幾千年，金榜題名者無以數計，光狀元就出了好幾百號，真正出色者幾人？

    我們當然不能蔑視文憑，但是我們同時也不能崇拜文憑。當我們今天津津樂道于“文憑打假”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事實上已經陷於“文憑崇拜”的陷阱？

    高考在即，必定又有一大批孩子被拒絕在大學門外。這又讓人想起每年7月份我們習慣對高考落榜的孩子説的那句話：“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考不上大學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不能氣餒，只要努力，前途總是光明的……”事實上，我們卻在製造著文憑的神話，沒有文憑就別想在這個社會出人頭地。實在不知道對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孩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説教到底有何用處。( 劉步塵)

    新華社 200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