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打工子弟上學問題再成焦點，有關於此的議案和提案不斷。

    本月內北京市將出臺《北京市對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儘管具體內容尚不得而知，但是民辦打工學校的生存與否，不僅令關係到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權的問題，對於中國大都市的發展，對於中國未來的一大批下一代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流動的生活，流動的學校

    3月14日早晨6點多鐘，吳太恩風塵僕僕地把他5歲的孩子送到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學前班，來京5年了，夫妻倆靠賣魚為生，每天送完孩子，他就匆匆忙忙地幹活去了，去年兩口子起早貪黑辛苦一年，反倒賠了4000元。

    “別的學校我上不起，這樣的學校就是照顧我們窮人的孩子上學。”像大多數的打工者一樣，選擇打工子弟學校大多出自經濟方面的原因。有統計資料顯示，打工子弟學生的家長多為小商販，以賣蔬菜、水果為生佔40.7%，每戶月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佔20.2%。

    除了便宜，照顧打工者的工作情況，也是這些學校受歡迎的原因，通常流動人口乾活比較辛苦，一般早上五六點鐘就把孩子送來了，晚上到七八點才來接，學校早晚都有人看管，這種自由性大大方便了這些流動人口。

    來自權威部門的統計顯示，1992年—1993年前後，一些從外地來北京的打工人員中，開始有人在菜棚、簡易的平房中開展小班私塾式的教學，其間雖多次遭到有關部門的取締、拆遷等波折，但打工子弟學校的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逐步增加。到現在，北京估計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約有四五萬流動人口子女在此類學校就讀。

    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都有搬遷的經歷，最多的更換了4次校址，幾乎每一年都要搬遷一次，原因是隨著學生的擴增及北京城市的擴建、改造，流動人口不斷地向四環、五環外遷徙，主要滿足外來人口低收入人群的打工子弟學校也隨之四處漂泊。易本耀校長説，流動的人口，流動的兒童，必須有流動的課堂，流動的學校，流動人口流到哪，我們就在哪組建校舍，為流動人口服務。也許正是上述原因讓打工子弟學校屢禁不止。

    不可否認的是，打工子弟學校的弱勢也顯而易見，在對50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調查顯示，規模在100—200人的學校最多，佔36%，其次是200—300人的，佔22%，規模最小的只有16人，低於50人的有4所。許多學校辦學目的是追逐利益，對教育投入極少，辦學條件簡陋，有不少窩棚式的學校，嚴重影響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公立學校和打工子弟學校合法化成為流動孩子讀書新途徑

    市教委在去年的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保證外來人口子女接收義務教育，公立小學也要接收外來人口子女隨班就讀。各區採取了不同的辦法，石景山區在2000年成立了兩所專門接收外來人口子弟的公立學校，麻峪小學全是新蓋的校舍，現在在校生達到300多人，每個學生每月是30元；“金頂街職業高中”現有初一、初二學生300多人，其中有50多個學生在校住宿，辦學條件跟其他公立學校一樣。宣武區廣安中學去年起也開始招收外來人口初中生，紅蓮小學也公開招收外來學生。豐台區在大批取締非法打工子弟學校後計劃安排公辦學校接納1.5萬名有正式手續的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這些公辦學校降低收費標準，每學期只允許收600元的借讀費，不允許收贊助費。對於這項收費廣安中學政教處主任胡福生表示，公辦學校也要生存和發展，不收費是不可能的，但這樣，一些低收入的流動人口子女就無法進入公辦學校就讀。他認為，收入比較高的流動人口，應該讓他們自由擇校，中等收入的進入公辦學校就讀，也要認可一批打工子弟學校，從而解決低收入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的問題。

    去年，由於一些地區對打工子弟學校一刀切封殺使許多打工子弟學校開始了遊擊戰，有些打工子弟學校寒假過後，偷偷摸摸地搬了址，連學校的牌子也不挂。一位校長説，對有一定辦學經驗，條件較好，也有一定辦學規模的打工子弟學校要使之合法化，光明正大地辦學。在評估標準上，應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不能和公辦學校的標準相同，這樣，打工子弟學校才有生存的空間。

    ■三大問題考問打工子弟的未來

    即使打工子弟學校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亦或者北京的公立小學可以降低收費標準，招收更多的打工子弟，對於這些流動的孩子來説，他們的人生也將面臨不少的問題。

    問題一：基礎教育地方化加劇，打工子弟如何升學？

    許多打工子弟學校所使用的課本是人教社全國通用的教材，一位校長介紹説，由於這些打工子弟最終還是要回原籍升學，所以我們選全國通用而沒有選北京版的教材。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即使流動人口子女選擇一種符合自己現實情況的學校在北京讀完初中，有升學需求的流動人口子女又如何解決高中階段教育？許多初中畢業生的流動人口子女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回原籍，另外就是直接進入社會。

    專家認為，這種戶籍制度限制流動人口子女接受高中階段的教育，這也和現行的高考制度有關，顯然這是不合理的，但把流動人口子女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納入流入地的招生計劃，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這種吸納的能力。

    問題二：義務教育費能否打破分級管理跟著學生走？

    北京社科院韓嘉陵研究員指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即義務教育階段費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流動兒童少年因為沒有流入地的戶口，無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沒有落實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資金及任務，因此對這些流動兒童少年的入學問題，流入地政府不負主要責任。這是造成流動子女入學難的主因。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外地人早已成為北京建設的一分子。因此地方政府不能以 “分級辦學，分級辦理”為由，以財政的原因推卸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責任。應該在他們的子女教育上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

    一位人大委員曾多次提出議案，她認為，外地務工的流動人口在農村交納了教育附加費，在城市打工也繳納了工商稅、暫住費等一系列的費用。他們負擔了城鄉的雙重費用，但是他們的子女上學卻仍然要另外繳納高學費而只得到低廉的服務，這是不公平的。

    對此有專家建議，義務教育的費用能否像社會保險一樣，實行一卡制，孩子到哪，

    “人頭費”就撥到哪。作為學校也以接收的生員數量為標準來接受政府的撥款，既可以保證費用的合理使用，又可以促進校方辦學的積極性。

    問題三：“邊緣人第二代”，他們的根在哪？

    記者來到石景山區金頂街職業高中採訪時，來自河北農村的一位初二女同學在班上大膽地向記者提出一個問題：當記者應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前幾天一位自稱記者的人在我家的飯館吃飯時要求打折，否則就要曝光，這樣的記者是怎麼回事？好像她是一名成熟的記者，而記者本人卻成了被採訪人。長期生活在城市的環境，這些農村孩子的眼界開闊、思想前衛，他們將來還會回到老家去嗎？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歸屬在哪？

    金頂街職高校長王強説：“在城市裏生活、上過學的孩子都不願再回到農村去，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去年就有3個孩子原來在打工子弟小學先鋒小學上六年級，升初中時家長想讓他們回老家去上，其中一個叫趙紅燕的女孩就提出“如果回老家那就不上學了”。

    城市與農村的差異、城市孩子與自己的差異，在這些外來人口子弟中有個清醒的比較。對於未來的去留，他們也會做出選擇。他們中的好多人是一齣生就在城市，多年生活在城市的農村孩子已不習慣農村的生活，可能他們已瞧不起農村的認知方式和習俗，但他們也並不被城市所完全接納，國家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可能給他們城市身份，他們同樣被城市人所瞧不起。這就是被有關學者提出的“邊緣人第二代”。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提出，移民第二代的價值體系、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肯定不同於上一代。而這些變化可能形成惡性迴圈，加劇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衝突，也可能會形成良性迴圈，促進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閻建立　鄧興軍　何佳）

    北京青年報 200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