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入另冊的“黑人”，前幾年失去的是糧票及其他城市福利；現在面臨的則是受教育權的被剝奪。在發達地區，還可以憑高價買得一份受教育權。像我的小外甥，今年讀小學一年級，因為是“黑人”，便多繳了1萬元。而對那些來自貧困地區的民工來説，情形就不一樣。他們的孩子戶口在農村，不算“黑人”，而一旦隨父母遷流到城市，就成了“黑人”，便失去了受教育權。一般來説，城裏的學校只招收附近的城鎮居民子女，民工子女要想入學，須繳高額的贊助費，低收入的民工家庭承受不起。於是，“黑校”應運而生。

    　 據涂文講，由河南固始人朱育奎在紹興柯橋創辦的一所名為“固始育紅小學”的民工子弟學校，因為只有一張“社會力量辦學證”，沒得到當地教委的批准，所以只能姓“黑”，于去年8月中旬被取締。但這些民工子女還算幸運，他們連同其他6所“黑校”的近千名學生，除極少數被家長送回家鄉外，其餘的全部被就近安置在柯橋管墅小學、華舍大西莊完小等十余所小學插班就讀。在安置這些外來學生時，市教委取消了所有附加費用，與當地孩子一視同仁：僅收取150元代管費和55元的雜費。作者評價説，此舉顯示了一個國家級教育強縣的魄力，受到了民工家長們的歡迎。讀到這裡，我在為這些孩子們慶倖的同時，也向紹興市教委表示我的敬意。

    　 細加分析，紹興市教委的這一舉措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

    　 其一，《義務教育法》規定，適齡兒童在戶口所在地就近入學。但時代在發展，隨著大量外地民工流入城市，教育部門再不能機械地照搬現行的相關條文。紹興市教委的這一舉措是對現行的《義務教育法》的一種突破，也可以説是合乎時代潮流的一次修正。

    　 其二，他們這樣做的本身，體現了對底層民工的尊重和關愛，是對我國憲法中規定的有關公民權利的保障條律的嚴肅踐履。民工也是人，他們既要盡公民的義務，也要享受公民的權利。把受教育權交還給他們，其實就是對他們人權的尊重，這是現代社會公平、公正原則的體現。

    　 其三，這一開風氣之舉，從另一層面提醒我們，現行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該休止了。這種二元模式把8億農民鎖定在土地中，極大地限制了人的潛能的發揮，極不利於人的發展，也不利於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的時代需要新的戶籍法的制訂和實施，它需要從法律上肯定公民有遷徙的自由和權利，將所有人都當作平等的公民一視同仁。（王學進）

    《中國青年報》2002-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