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0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10年，這裡面宏觀經濟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三個政策：

第一個政策是，小平同志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思，我認為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理論創新。其實，這是我在美國學習時一直困惑的問題。因為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活多年，特別到美國以後也感到了計劃經濟效率低、活力差等等方面的問題。可是，當時也感到計劃經濟本身有一定的優點，例如它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整個社會比較公平等。如何能將二者結合起來確實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我覺得豁然開朗，就是要用市場經濟手段來追求效率，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保障公平。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

為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我們就要大膽學習國外市場經濟幾百年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好的經驗、好的做法、好的組織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並且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運用，這確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我剛到美國學習時，連股票是什麼都不知道，後來才逐漸明白，覺得股票市場也存在風險，對在中國能不能建立資本市場還存在疑問。小平同志使我們解放了思想，敢於大膽地學習國外的東西，現在不但已經有了股票市場、股份制公司，風險投資、期貨，等等，甚至金融衍生品都將在我國出現；另一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保證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特別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這兩方面又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不注意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就會影響社會的穩定，最後也就談不到經濟發展的效率；反過來，如果只強調公平和公正，不注意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就只能在低水準下保障公平，很難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也難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所以，我覺得小平同志這個理論創新是很重要的。經過十四大、十五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10多年的摸索，可以説我國在探索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過程中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第二個政策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1990年代前幾年我國發生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通貨膨脹率降下來了。但是由於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加之經濟運作的慣性，又産生了通貨緊縮的危險。為應對通貨緊縮，從1998年開始(其實，根據我的分析，1996年就已經開始出現通貨緊縮的跡象了)，我國就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時對實行這個政策確實存在著爭論，因為全國人大剛剛提出來要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消滅赤字，而積極財政政策學術上稱為擴張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增大赤字。儘管有爭論，但在當時多數人還是認為有必要實行這個政策。不過，我當時就提出，一定要看到政策的正反兩面效應，要注意把握好“度”，因此不大主張用“積極的”這種帶有明顯褒義的提法來表述這種財政政策。

這種政策的好處就是，可以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拉動鋼鐵、水泥等生産資料需求的增長，同時將工資收入轉化為消費，也能夠拉動市場需求，從而可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不會降低，至少不會降低太多。但另一方面，這個赤字也就是政府所欠的債務，總是要還的，赤字積累越來越多，最後的結果就必然造成還債的壓力沉重。所以，當時我提出這種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如果老是靠政府赤字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話，在某些方面又容易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而且有可能産生通貨膨脹的危險。

第三個政策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我國這些年來過多地重視經濟的增長，而對社會公平等方面關注不夠，特別是過分強調GDP這一指標，似乎發展就是GDP的增長，這就是制度經濟學家批判的所謂“增長就是一切，一切為了增長”的觀點。我在2001年就講過，增長是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要慎言我國的GDP 30年趕上美國等。而且片面追求GDP增長就容易忽視社會問題、環境問題、農村問題等等。我認為，在一部分政府官員中確實存在這種過分注重GDP的觀點。我也多次呼籲要注意這種傾向，而且我也幾次講過，我國現在投資增長很快，一定要注意投資的效益。我在1997年政協全國大會上發言時講到，有效益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能把發展等同於增長，而且認為“增長就是硬道理”是不對的。我認為，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使我國的經濟政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更明確的解釋和發展。我覺得，它的影響我們目前可能還不能完全理解，但過了若干年之後，我們對此會有更多、更深的領會。

(以上據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楊良敏、李成剛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的專訪錄音整理)

宏觀政策這十年

賈萬志是山東省濟寧市市委書記，回想這十年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和方方面面的影響，他對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説：“印象深刻，時而回想起來，還為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高興。”

但1997年，他剛剛擔任濟寧市市長時卻並不像現在這樣信心滿懷。那一年，他遇到嚴峻的考驗，經歷了一段難過的日子。回憶往昔，賈萬志説，最好過的日子要數1992年到1996年，甚至到1997年上半年。這一段，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大家都在加快發展，原材料、資源特別短缺，而濟寧是一個資源型城市，煤炭、電力、白酒，特別是煤炭和白酒佔了濟寧市GDP比重最大一塊，從1992年到1997年上半年，光煤炭和白酒這兩樣，就佔了濟寧縣以上工業企業利稅的85%。中央電視臺四個億的廣告收入中，有三個多億來自濟寧孔府家酒、孔府宴酒，並且佔了全國廣告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孔府家酒、孔府宴酒這兩大酒就佔了縣以上工業企業利稅的40%多，加一塊是7.6億。“那個時候日子好過”，賈萬志説。

但是日子最好過的時候也正是危機到來的時候。1997年金融危機，國家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白酒一落千丈，煤炭價格一路下滑。濟寧的兩大支柱支不起來了。那個時候，企業關閉、工人下崗、職工陳情……“這是我當市長最難過的時候”。

在濟寧，賈萬志見證著中國經濟十年來發展變化的一個點，作為一位地方領導，賈萬志經歷著中國十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和演進。作為一家傳媒，十年前創刊的《中國經濟時報》正好也見證了中國經濟波瀾壯闊的十年發展，傳遞和描述著這十年來中國每一項政策的發佈和執行。

政策調控手段漸趨成熟

1992年春，小平“南方談話”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同年秋天，十四大召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週期。與此同時，物價開始上漲，1994年上升幅度達到了21.7%。隨著經濟的升溫，許多地方發生了“房地産熱”和“開發區熱”。大量的亂集資、亂拆借，造成金融秩序混亂，總供給和總需求嚴重失衡，投資規模失控，消費基金膨脹，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經濟環境日趨嚴峻。對此，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並組織和指導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反覆討論。最後，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審定並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通常所説的“十六條”，宏觀調控的各項舉措全面啟動。到1996年，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又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實現了中國經濟的“軟著陸”。伴隨著這一輪宏觀調控，匯率並軌、分稅制等深化改革的財稅政策措施相繼出臺，使得中央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每年達到1000億以上。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而來，世界經濟遭受重創。5、6月份，中央做出決策，擴大內需，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當年發行1000億元國債，1998年1000億元，1999年500億元，隨後來又追加了600億元，以後每年是1500億。同時，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使我國經濟渡過了難關。實名制儲蓄、準備金率調整、取消貸款規模等一系列政策，作為結構調整，擴大內需的輔助，“使中國經濟在1997年到2001年間，于金融風暴的影響下在亞洲一枝獨秀”，著名經濟學家林兆木教授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如此評價。

從2002年開始我國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期。但從2003年開始，出現了部分行業投資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壓力增大等問題。2004年4月，根據一季度部分行業投資繼續膨脹的問題，國家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較大幅度地調高鋼鐵、電解鋁、水泥和房地産4個行業的固定資産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暫停耕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審批；對一些行業和方面的投資項目進行全面清理，等等。經濟運作中不穩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

所有制改革：從現代企業制度到現代産權制度

進入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的發展遇到了新的困難，改革勢在必行。從1992年到現在10來年的時間裏，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從轉換經營機制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戰略性改組，使國有經濟從強調控股到強調控制力的轉變。而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從“重要組成部分”到“共同發展”，到“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再到非公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産不受侵犯”寫入憲法，給非公企業主吃上了定心丸。

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推進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加強和改善企業管理，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使國有經濟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支配地位。

而在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産要素參與收益分配。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勞動所得為主和按生産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必須長期堅持。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全會認為，産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産權制度。

戰略決策助推區域協調發展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應該説，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在區位優勢和諸多政策先行優勢的推動下，取得的成績更多一些，發展更快一些，經濟的活力更足一些，人民更富裕一些。與此同時，佔國土面積絕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不斷拉大，非均衡發展戰略遇到了挑戰。

進入2000年，黨中央、國務院開始對此給予了足夠重視，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當年10月26日，國務院發佈有關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説，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是我國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中央高瞻遠矚、總攬全局、面向新世紀作出的重大決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經濟和政治意義。目前，西部開發取得明顯成效，標誌性工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工程進展順利。

而從整個經濟版圖看，曾經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地區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國企面臨嚴重困難，包袱沉重，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社會保障等問題一下子凸顯出來。這一工業基礎良好的區域亟待重振雄風，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2003年9月1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問題，提出了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主要任務及政策措施。會議指出，支援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改造，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目前，實施這項戰略條件具備、時機成熟。要抓住機遇，積極推進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努力將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發展成為結構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顯、競爭力強的新型産業基地，逐步成為國民經濟新的重要增長區域。目前，中央政府出臺一系列支援東北振興的政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增值稅改革等試點工作已經啟動。

多予、少取、放活：“三農”政策的基點

中央對“三農”的政策一直是高度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始終沒有變化。而“三農”面臨的形勢卻一直都在變化，而且變化很大。尤其是經歷了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轉變，農産品價格持續走低，進入2000年後，出現農産品“賣難”局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而農村“三亂”盛行，農民負擔沉重，農村土地拋荒，各類開發區在農村實行“圈地運動”，耕地數量減少，糧食減産，因此，農民的保障、糧食安全等問題備受關注。

多年來，中共中央每年召開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每年發一個指導農村工作的政策性文件。而2003年，卻在年初和年底先後召開了兩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2004年1月1日更是就2003年年底的會議精神，建國55年來首次以促進農民增收問題發了一個中央“一號文件”。農民佔我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不富裕，整個國家就不可能富強。廣大農民持續地增加收入、不斷地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之所在。

減輕農民負擔也是政府非常關心的問題。除了以往發佈一系列文件規範外，200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通過試點，探索建立規範的農村稅費制度和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辦法。稅費改革試點首先在安徽啟動。3年後把試點範圍擴展到全國，並提出取消農業特産稅，少數地區一時取消不了的，也要縮小徵收範圍，降低稅率逐步取消。2004年，國務院決定在黑龍江和遼寧進行免征農業稅試點。目前，已有吉林、黑龍江、北京、天津4個省市全面免征農業稅；上海對農民免征農業稅；浙江、福建對計稅土地面積上的糧、油作物免征農業稅；另有16個省的310個縣免征了農業稅。據統計，2000年—2003年，全國各級農業稅收徵收機關共落實農業稅災歉減免151億元，社會減免50.92億元，種糧大戶減免2.67億元。因此，受益農戶戶次累計1.78億戶，人次累計6.14億人。

而針對耕地保護，改革徵地制度和農民土地使用權益的保護方面，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明確提出，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並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制止“圈地運動” 。2003年3月1日正式實施土地承包法，堅持家庭承包經營體制不動搖，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

科學發展觀與宏觀經濟政策

早在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上，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們改革的目標。按照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界定，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完善這一體制，並提出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等7大任務。

應該説，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手段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也是以市場為導向，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作為其基本取向。從90年代初到2004年上半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不斷調整，有時抑制經濟過熱，力求“軟著陸”，有時又治理通縮，千方百計刺激需求，但總體目標都是把經濟引向一個有品質、有效益、可持續增長的軌道上，摒棄那種“增長等於一切”的發展觀。到2003年經歷了“非典”疫情的考驗之後，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也就水到渠成。

今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山東德州市長孫永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從一個基層領導幹部角度體會出這十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帶來的幾點變化，“過去推動工作，搞大發動，群眾戰爭，領導拍胸脯，到現在講究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十年前我們整個社會注重經濟的發展，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並把這個發展就理解為投入、上企業，就是經濟的增長和個人收入的增長，等等。十年以後，特別是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科學的發展觀，包括經濟的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還有人的全面發展，都強調一個和諧；十年前我們強調的是效率，包括採取一些大措施，減員增效等。十年以後我們更多地關注社會公平，在公平的基礎上強調效率！”（記者 楊良敏 李成剛 李小千）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