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世界上最大的7個經濟發達國家的財長在阿聯酋首都杜拜發表了一項聲明，呼籲借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以助消除全球經濟的失衡狀況。

儘管這項聲明沒有特別指明是針對哪一個國家，但是從以往的關於人民幣等亞洲貨幣的爭論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及一些亞洲國家當為該項聲明矛頭所指。

回想上次2月22日G7財長會議，發達國家明顯提高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調。因為，在那次會議上，日本一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類似當年“廣場協議”的提案被否決。

再回顧一下9月4日在泰國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上，各方財長因為匯率問題而對共同聲明的措詞爭論不休，美國財長堅持使用匯率“彈性”的字眼，但是中國、日本等國家堅持使用“適宜”的字眼的情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財長斯諾終於在G7會議中獲得了上次亞太組織財長會議沒有得到的東西：各國應該採取更有彈性的匯率。

雖然，彈性匯率應該是一種浮動區間更大的匯率，但是，在G7的財長們看來，目前的人民幣顯然是一種單向浮動的貨幣，在美國的製造商看來，人民幣被“故意”低估。

從斯諾的歷次講話來看，許多中國學者的解釋更傾向於，斯諾支援一個暫時穩定的人民幣匯率。

但是，斯諾在北京沒有得到他和美國製造商希望得到的承諾。斯諾一直堅持的是人民幣升值，這是一個需要重視的事實。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言論，但卻從未放棄希望匯率水準由市場決定以及各國政府應該實行彈性匯率的底線。

而這在9月4日亞太經合組織的聯合聲明中是使用“適宜”還是“彈性”的爭論中充分表現出來，也在剛剛結束的七大工業國的財長會議發表的聲明中體現出來。

在這件事情的整個過程中，日本的角色最為尷尬和矛盾。它一方面最積極地呼籲中國升值人民幣的匯率，但是同時，卻不惜重金大舉干預貨幣市場，以維持日圓的匯率水準不至於升值過高。有數據顯示，日本今年前七個月共動用了9兆(萬億)日圓進行干預。

但是，在這次G7財長的聚會中，日本也受到了來自其他發達國家的壓力，在G7關於匯率的聲明中，日本當然也在關注之列。

或許，也正是日本的“兩面派”，這次G7財長會議才沒有特別點出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的名字，但是，關於匯率升值壓力還是明顯地顯露出來。

對於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升值，不止是中國認為不應該升值，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官員、學者乃至企業界都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反對對人民幣施壓以使其升值的聲音也不弱。

《日本經濟新聞》9月上旬的一項調查顯示，受訪的六成以上日本主要企業，希望人民幣匯率維持目前的水準，不要升值。而只有一成半企業認為，人民幣升值對企業經營有利。

其實，真正從國際上所謂的堅持人民幣升值的包括美國製造商在內的那部分強硬派依據的觀點來看，其基礎並不是很牢固。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的經常項目餘額並不足以支援他們的觀點，而美國製造商據此認為，正是這部分外貿順差造成了他們製造業的衰落和工人的失業。

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在6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中，中國貿易順差只有5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則達303億美元，而至少250多億美元的熱錢在流進中國。因此，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不是那些外貿順差，更多的是國際上那些一再“興風作浪”的熱錢。

人民幣升值與否的爭論已經很久了，正反兩面的論點與論據已經為對方所熟知，其中的輕重利害，每個人應該都很清楚。關鍵的問題是，在這場人民幣匯率的論爭中，中國如何做到“不傷一兵一卒”，還能贏得勝利？畢竟，中國是一個正在迅速融入國際社會的國家，中國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氛圍，況且，G7財長會議後，國際上的壓力肯定不會減緩，美國製造商的反華貿易議案肯定還會不斷擬議、提出，而大量的熱錢或許也在中國國門外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殺入。

對此，著名學者郎鹹平教授建議，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要打擊熱錢。儘管他所主張的把人民幣貶值2%的觀點可能只是從打擊熱錢的角度考慮，而沒有考慮整個國際壓力，但是，重視熱錢並進而控制熱錢的非法流入仍是減緩人民幣升值的一個重要方面。

無疑，如此規模大的熱錢在不知不覺間流入資本項目仍沒有放開的中國，已經説明瞭中國在外匯管制方面的巨大漏洞，倘今後沒有什麼得力的措施，中國外匯乃至金融體制的危險可能會因為這些來無蹤去無影的國際熱錢而加劇。

布希當局現在面臨大選的緊迫壓力，而伊拉克所駐美軍傷亡人數的持續增加，也使布希明顯處於不利的境地，因此，為了拉選票，壓中國升值人民幣甚至不惜展開貿易戰，布希也許真會把人民幣匯率問題看成他的所謂“救命稻草”。

在不久前墨西哥的坎昆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竟然被參加會議的美國代表告知，中國的立場應該考慮到美國國內的政治情況。

其實，誰是自由貿易主義的真正堅持者呢？美國還是歐盟，還是日本？美國去年的加徵鋼鐵關稅説明瞭什麼呢？日本不斷地干預外匯市場卻一再指責中國説明瞭什麼呢？歐盟在農業補貼問題上與美國也吵得不可開交説明瞭什麼呢？

所謂的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最基本的含義是什麼？其最根本之處在於，目前情況下哪個主義有利於本國的經濟。所以，中國不必為那些倡導市場決定一切的言論所困擾，只需考慮在堅持既定方針的情況下，如何更“有利、有節”地通過政治、經濟、外交努力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目前中國在某些場合表示，要考慮開放人民幣業務，這一方面也許會被看成一種善意的、進取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看成一種退縮、軟弱的表現，那些要求升值人民幣的強硬派有可能得寸進尺，更加漫天要價，反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因此，中國現在應該做的是，積極展開各種形式的雙邊或者多邊會談，不僅與美國，還要與歐盟的英國、法國、德國等談，也要與更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談；也需要“動員”反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力量， 創造各種機會和場合，讓他們充分發表有利於人民幣穩定的言論；還需要“動員”那些在企業界、貿易界有著相關利益的海外團體和實業，以形成一股反對升值的聲浪。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許是一種更策略的外交手法，也更有説服力。

當然，最有説服力的還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如果中國經濟的發展程度能夠左右世界經濟的發展，那麼，誰又能對中國説三道四呢？因此，最關鍵的問題是，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實施堅決、穩妥的改革開放，改變金融業的脆弱局面，改善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大力挖掘、發展中國的農村市場，推進城市化進程，這一切，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人民網 2003-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