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窮國”帽子丟在上個世紀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０日是個星期六，但是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仍然召開了新聞發佈會，他不想把好消息拖到第二年公佈。

    這個好消息是，２０００年我國ＧＤＰ（國內生産總值）比１９９９年增長８％，超過８.９萬億元。這個數字換算成美元將超過１萬億，分攤到每個人身上為８４９美元。這是中國的ＧＤＰ首次突破１萬億美元，每人平均ＧＤＰ首次突破８００美元。每人平均ＧＤＰ８００美元是“低收入國家”（每人平均ＧＤＰ８００美元以下）與“中等和中低等收入國家”（每人平均ＧＤＰ８００至３０００美元）的分水嶺，中國終於把“窮國”的帽子丟在了上一個世紀。

    經濟學家更重視的是經濟增長率的變化。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三輪增長週期：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６、１９８７至１９９１，經濟增長率呈現為高—低—高。１９９２年，增長率達到了１４.２％的峰值，此後逐步下滑，２０００年８％的增幅止住了ＧＤＰ增長率連續７年下滑的勢頭。按照過去的經驗，ＧＤＰ增幅應當開始上行，中國經濟將步入新一輪繁榮期。

    從公佈的統計數字看，經濟回升的勢頭是勿庸置疑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袁鋼明稱其為“峰迴路轉、全面好轉”。他分析道：“本輪經濟回升，一是上升幅度較大。ＧＤＰ增長率躍上了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艱難奮鬥也未能達到的８％的臺階。二是上升的持續時間較長。商品零售額增速自１９９９年６月份開始連續上升，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份已上升了１７個月，總體上保持在９％至１０％的較高水準上。進出口貿易超過２０％的大幅度增長自１９９９年９月份起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份已持續１４個月，投資、貸款、ＧＤＰ和工業增加值等指標自２０００年２月份加速，也已連續保持了９個月的較高增長。三是上升的全面性。２０００年出現好轉的不是少數指標，而是包含了産值、消費、投資、進出口、價格、貨幣等幾乎所有重要指標，這表明宏觀經濟互相聯繫的各個方面互相支援，互為動力，形成宏觀經濟總體回升的新局面。”

    企業利潤猛增　投資開始復蘇

    微觀層面的數據也支援著經濟向好的判斷。２０００年前三季度，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利潤比上年同期增長了１０６.５％，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長了１.８倍，非國有企業增長了５１.６％。預計全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利潤將達到創紀錄的２３００億元。

    讓人眼亮的還有民間投資的復蘇。在經歷了長達三年的衰減和停滯後，２０００年的民間投資預計增長幅度在８％左右。比較確切的是上半年的統計數字，集體投資增長了７％、私人投資增長了８.６％，同比分別增長了７個和２.６個百分點。這一點也印證了袁鋼明“經濟增長有了一定的內在動力”的説法。

    “今年我能揣３萬元回家過年了，”在北京打工的曹結樓對記者説，“今年的活兒多得忙不過來。”曹是一個來自安徽農村的油漆工，２０００年他足足比上一年多掙了１萬元。

    曹結樓只是無數個分享到住宅市場繁榮的人之一。去年１至１１月份，商品房銷售面積９５５３萬平方米，同比增長３５.３％，商品房銷售額１９９８億元，同比增長３８.３％。旺盛的銷售帶熱了房地産投資，１至１１月份房地産業共完成投資３７４４億元，同比增長２４.１％，這個數字比全社會投資增幅高出一倍多，房地産投資為ＧＤＰ增長貢獻了０.５個百分點。

    住宅熱銷還點燃了消費信貸。２０００年的頭１０個月，住房消費貸款發出去了１９４９億，增長了１.８倍，佔金融機構新增貸款的４１％。在北京，市建設銀行開辦住房信貸８年，直到去年５月才放出１００億貸款，誰想到１０月份就放出了第二個１００億。巨大的北京城到處都是建築工地。城北的亞運村再向北，綿延１０公里都是正在施工的住宅小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部長劉世錦對８％的經濟增長率並不在意，但是他高度評價了去年的住宅消費，“判斷經濟是否到了拐點，要看新的增長動力是否充分形成。２０００年出現了這種苗頭，最典型的就是住房及相關産業。如果勢頭能夠持續，中國經濟將獲得穩定的增長動力。”

    晴朗的天空也有陰雲

    儘管如此，大多數官員和專家還是不願意斷言經濟“拐點”已現。眾口一詞的説法是：“出現重大轉機、基礎尚不牢固”，而當前的首要任務則是“防止回升夭折”。因為ＧＤＰ的增幅確實不錯，但是ＧＤＰ的品質卻讓人樂觀不起來。

    近年來流行的分析ＧＤＰ品質的做法是分析ＧＤＰ的構成，投資貢獻了多少、消費貢獻了多少、出口貢獻了多少。這種分析模式是基於西方經濟學中以支出法計算ＧＤＰ的公式：ＧＤＰ＝消費支出＋投資支出＋政府支出＋凈出口。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投資支出這一項專指企業投資，在我國，投資支出和政府支出一併算作投資項下。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的計算，２０００年前三季度８.２個百分點的ＧＤＰ增長中，消費貢獻了５.８個點、投資貢獻了２.５個點（其中，國債投資貢獻了２個點，全年而言，國債的貢獻是１.７個點）、凈出口是—０.１個點（雖然去年出口是出乎意料的高增長，但是進口增長得更快）。

    全年的統計還沒出來，但大體就是這麼個格局。

    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９年，我國ＧＤＰ保持了年均９.７％的高增長率，足以同日本１９５７到１９７０年均增長９.９％的經濟奇跡媲美。這其中，消費始終是拉動增長的主力軍。１９８１年，消費佔ＧＤＰ　的比重高達６７.５％，此後逐年下滑，但１９９６年以前一直在６０％以上。１９９７年，降至５８.８％，１９９８年，再降至５７％。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收入增幅下降，這在１９９６年以後表現的尤為明顯。１９９９年消費比重飆升至７７.５％是一個特例，其中有政府實施增加收入、延長假日等刺激消費的政策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投資增長率的巨幅下降，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僅增長了５.２％，是改革開放２２年來最低的年份。

    簡言之，決定消費增長的是收入的增長，而城鄉居民的收入增幅２０００年不升反降。農民收入幾乎是停滯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教授計算的結果是去年上半年農民每人平均收入增長１５塊錢，這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數字。

    與收入增長停滯相對應的是失業的增加。城鎮登記失業率幾年來一直停留在３.１％這個數字上，但是如果加上下崗職工，失業率就數倍於此。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的估算，１９９７年的真實失業率是９.３６％。２０００年，登記失業人數基本未變，但下崗職工增加了４００萬，因此真實失業率應在１０％以上。這個數字遠遠高於美國的３.９％、日本的４.７％，與高失業率歐盟國家相差無幾（法國９.５％、德國９.４％、義大利１０.５％、西班牙９ .１１％），但歐盟是福利社會，擁有高度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裡所謂的“失業”僅僅指的是城鎮失業，農村失業的問題要嚴重得多。據估計，中國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有三億之眾。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溫鐵軍説，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問題是就業問題。遺憾的是，像溫鐵軍這樣深入研究農民問題的專家太少了。在一些強勢利益集團看來，農民的命運和他們增加的收入一樣可以忽略不計。拋開其他因素，僅僅從增加ＧＤＰ增長後勁的角度而言，也應該重視農民問題。道理很簡單：如果農民的就業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他們的收入無法明顯地提高，整個中國的消費能力就無法明顯加強，這將大大影響ＧＤＰ增長的後勁。

    壟斷利潤佔了大頭

    來自國家經貿委的數據表明，去年前１１個月，２３萬戶國有工業企業共實現利潤２０３８億元，而國家重點扶持的５２０戶大企業共實現利潤２１０６.４億，這就是説，５２０戶之外的國企凈虧損了６８.４億。

    ５２０戶企業之所以效益高漲，主要是國家傾力扶持的結果。增加資本金、核銷呆壞賬、債轉股、技術改造貼息貸款、降息，任何一項直接或間接的政策，它們都是主要的受益者。

    ５２０戶重點企業的利潤結構本身也畸輕畸重，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石化、中國電信、中國海油、國家電力、廣東電力、上海汽車、中國聯通、紅塔煙草１０家企業就佔了重點企業盈利總額的７４.２％，共計１５６３.１億元。而這１０家企業全部屬於壟斷或準壟斷行業。　

    幾家石油公司的利潤都成倍增長。１９９８年，石油石化行業凈虧損６３億元；１９９９年，該行業的利潤是３００億左右；２０００年頭１０個月，該行業的利潤就高達９０２億，幾乎佔了同期國企總利潤的一半。眾所週知，這源於油價的高漲，並以增加下游行業成本為代價。而且，經濟學家們對在油價高漲時大量增加原油進口的做法普遍提出了質疑。

    另一個讓人笑不起來的數字是國有中小企業終於扭虧為盈，去年前１１個月實現利潤９.９億元。６.６萬戶企業一共賺了９.９億元，平均每戶１.５萬元。

    鋻於國有企業仍然掌握著全社會資産總量的一半以上和６０％以上的信貸資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濟運作的微觀基礎沒有實質性改善。而微觀是宏觀的基礎，這正是經濟學家們樂觀不起來的癥結所在。

    從１９９８年開始，凈出口就不再為ＧＤＰ做貢獻，這種狀況在２００１年恐怕不會改變。因為２０００年是“近１０年來最好的一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勒語），２００１年全球的情況肯定不會比２０００年更好，吸納中國出口商品１／５以上的美國，其經濟增長率下降更是確定無疑。與此同時，中國將在今年加入ＷＴＯ，進口多半會增加，儘管這不是壞事，但會影響統計數字。

    投資方面是最可以樂觀的。今年將繼續積極的財政政策，特別建設國債的發行規模也已確定，１５００億元，與去年持平。外商投資已經連續下降了三年，但是去年協議外資大幅上升，加上ＷＴＯ　的因素，今年外商投資肯定會增加，至於幅度，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認為將是“恢復性增長”。

    改革，只有改革才是惟一的出路

    難以確定的是民間投資，而民間投資將是決定經濟長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國家資訊中心副主任劉鶴説：“這取決於鼓勵民營經濟的政策實施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制度變革的進程。”“現在越來越認識到，”劉鶴説，“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來自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央關於‘十五’計劃的建議明確提出，未來五年的工作重心是結構調整，結構調整的關鍵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改造國有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並且要通過法律確定這一格局。這個理念中央已經有了，大勢是不可逆轉的。”

    但是，劉鶴對改革的前景還是表示了一絲憂慮：“因為每解決一個具體問題都充滿了困難，都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彈。因此，如何利用ＷＴＯ機會創造改革動力，實現真正意義的投資和貿易政策自由化，是經濟學者最要關心的戰略性問題。這一點比短期的經濟波動要重要的多。”

    《南方週末》 2001年0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