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我國通貨緊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外部原因以外，內部原因仍然是最主要的。而在眾多的內部原因中，以下幾個因素十分重要，應引起重視。
（一）政府宏觀調控
從自由放任到過度干預 1992年－1993年上半年，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大背景下，在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之初，一方面，從行為主體來看，仍處在“軟預算約束”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再次掀起了“大幹快上”的建設熱潮。與此同時，在體制內，同處在“軟約束”條件下的國有銀行對於這種建設熱潮給予了巨大的資金支援。在體制外，“三亂”等違規行為十分猖獗，也對經濟過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從政府主管部門來看，要麼是錯誤地把必要的宏觀調節與傳統的計劃經濟劃等號，誤以為放棄計劃經濟、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放任自流”；要麼則是不願被人視為“改革的絆腳石”而袖手旁觀；還有一些人則乾脆是為了便於“混水摸魚”而有意把水攪渾。於是乎，金融秩序迅速走向混亂。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1993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了旨在加強宏觀調控的 16項強硬措施，整頓經濟秩序，控制經濟過熱，並使中國經濟於 1996年實現了“軟著陸”。但伴隨著政府宏觀調控的日益加強，尤其是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政府加大對經濟運作的干預力度之後，一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或出於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誤解，或出於本部門利益的需要，對正常的經濟活動橫加干預，要麼是限制市場準入，要麼是力圖控制價格，想方設法利用一切手段、動用一切資源來限制競爭，保護落後。因此，政府作用的不當發揮和過度干預，是造成我國目前通貨緊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行為從“自由放任”轉變為“過度干預”，正是我國經濟從通貨膨脹轉變為通貨緊縮的大背景。
（二）國有部門壟斷：限制競爭與價格控制
首先，在生産過剩領域國有企業無法退出；在供不應求領域，民營企業無法進入；國有企業仍處於壟斷地位，嚴重阻礙了經濟結構調整的順利進行，並導致通貨緊縮不斷惡化。其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出現生産過剩時，通過價格調整本是極為正常的。但在我國卻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情況，一些政府部門試圖通過控制價格以確保行業“扭虧為盈””（譬如民航等），一些行業中的大型企業則試圖通過組建價格聯盟來阻止價格自主調整（如彩電行業）。根據美國當年大蕭條的教訓，在生産過剩的條件下實行價格壟斷，惟一的辦法就是削減産量，這樣勢必會造成下崗人員增多，消費需求萎縮。
（三）財稅政策相互矛盾：稅收超經濟增長的緊縮效應抵消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
自我國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以來，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然而為了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在增發國債的同時，還加大了稅收徵管力度。在名義稅率不變的情況下實際稅率大大提高，企業負擔明顯加重。近年來，每年增發 1000億元國債所産生的拉動效應被每年新增 1000多億元稅收所抵消，“積極的財政政策”效用大打折扣。
（四）資金迴圈受阻：債務鏈迅速膨脹，銀行“惜貸”嚴重
一般來講，經濟下降或處於低谷時期必然會出現資金迴圈不暢，並形成一定規模的債務鏈。目前，我國的債務鏈已經從企業間的“小三角”債轉變為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家財政之間的“大三角債”。並且這種“大三角債”目前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另一方面，由於種種原因，既有債務鏈規模擴大、社會信用環境惡化等外部原因；又有銀行內部風險約束和激勵機制不對稱等內部原因，銀行方面已經從 1992～1993年上半年的“亂貸”轉變為目前的“惜貸”。再加上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不規範等原因，資金迴圈明顯受阻。
（五）資産價格“泡沫化”
在銀行“惜貸”的同時，相當一部分資金卻主要流向了房地産和股票市場，而不是流向實物生産領域。一方面，在空置商品房規模不斷增大的同時，商品房價格水準非但沒有下降，反而還不斷上漲。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增長率逐年下滑的同時，我國股票市場卻常常出現“井噴式暴漲”局面。“資産價格泡沫”曾經使許多國家在經濟過熱之後陷入長期蕭條，而我國在低谷時期形成的資産價格“泡沫”就更值得警惕。一旦“泡沫”破裂，通貨緊縮將會進一步加劇。
（六）資金配置效率低下
首先，由於公眾的金融風險意識不斷提高，而我國的信用評級制度又不夠健全，於是，廣大儲戶在無法判定哪一家金融機構信用狀況如何的情況下，只好將存款轉存到國有商業銀行。大量存款資金重新回流到以國家信用為背景的國有商業銀行，一方面對一些經營不錯的非國有金融機構造成了不應有的衝擊；另一方面又會掩蓋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重新強化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延誤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同時，還會將風險進一步集中到國家。
其次，在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大量資金卻在向經濟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集中，國有企業在融資渠道上具有壟斷性優勢。近年來，國有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債轉股、技改貼息以及上市等多種方式和渠道獲得大量資金。
第三，有關通貨緊縮的對策建議儘管今年以來，我國經濟走勢出現了一些喜人跡象，但是從中長期的角度看，仍然有許多負面因素令人擔憂。尤其讓人擔心的是我們目前所採取的依靠政府過度干預的辦法，一方面試圖通過大量增加稅收、加大企業負擔的辦法來實現“積極的財政政策”下的“財政平衡”；而另一方面，又將大量資金投入到經濟效益相對低下的國有企業、暫時見不到經濟效益的西部地區以及根本實現不了規模效益的“小城鎮”。如此下去，則我國宏觀經濟中長期走勢將潛伏著巨大風險。
今後，一種可能的走勢是：如果我們繼續強化政府干預，加大稅收力度，限制市場進出，實行控制價格的話，通貨緊縮勢必進一步加劇，並從良性通縮演變成惡性通縮；
另一種可能的走勢是：如果銀行不良資産處置、糧食企業虧損挂賬以及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欠賬等因素構成的潛在的財政風險，僅僅通過大量發行貨幣來化解的話，就有可能促使通貨膨脹反彈，並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再一種可能的走勢是：如果我們在加入 WTO之後，一方面沒有能夠將企業的競爭力迅速加以提高，生産沒有上去，而另一方面政府財政貨幣政策操作失誤又導致了通貨膨脹迅速攀升的話，我們極有可能陷入“滯脹”境地而不能自拔。
“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應當是防範財政風險，尤其是注意防範金融風險與財政風險的相互轉化。首先，我們應當重新認識政府作用，重點培育市場機制，強化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其次，應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企業負擔（通過“減稅”至少可以減輕企業的心理負擔），而要想讓企業“減負”，首先必須做到讓政府“減負”，減少政府干預，減少政府的不必要支出，再次，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搞好資金資源配置。一方面，在資源配置上應儘快扭轉“存款向國有銀行集中，資金向國有企業集中”的危險傾向。另一方面，應加快銀行改革步伐，“抓中間，促兩頭”。即：大力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並鼓勵其上市，使其逐漸成為能夠與外資銀行競爭的主力軍。一頭促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和改組，另一頭則促進中小型非國有金融機構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重組與規範，以提高其競爭能力。再次，在開發西部問題上，應當注意區分三個相互關聯又有重大區別的關係：一是長期目標與近期任務的關係，二是開發與開髮型援助的關係，三是縮小收入差距與縮小增長差距的關係。而在地區開發重點向西轉移時，應注意選擇最佳路徑。地區開發的一般規律是以交通樞紐為中心逐步向外擴散，或沿著交通線逐步延伸。我們在實施地區開發重點向西部轉移時，也應注意首先從沿海地區沿著長江流域和歐亞大陸橋向西挺進。最後，我國在城市化建設方面還蘊藏著極大的潛力，如能儘早放棄“小城鎮戰略”，代之以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能夠鼓舞人心的“城市化戰略”，大力發展以一些大型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體，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相關産業的發展就可以為廣大“民工”和“下崗職工”提供非常廣闊的就業天地。
中國經濟時報 200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