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資訊産業部、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發佈《關於電信資費結構性調整的通知》，決定對我國現行部分電信資費進行結構性調整。此通知一經發佈，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次電信資費調整的突破到底在哪兒？手機單向收費問題為什麼沒有涉及？市話如何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長話是否還有大幅下調餘地等等？中國網就這些問題專訪了電信專家、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闞凱力博士。
中國網：電信資費可以説是老百姓最為關注的話題，此次電信資費調整千呼萬喚始出來，這次調整最大的突破在哪兒？
闞凱力：這次電信資費調整應該説是建國以來範圍最廣、幅度最大的一次，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這次電信資費調整與以前的調整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以前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修修補補，這次是根本性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影響是空前的。
一、本次電信資費調整適應了新的形勢。今天，經濟的發展態勢就是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本次電信資費調整就是在電信行業壟斷開始被打破、一個競爭的格局開始形成的形勢下開始實施的，目的就是在電信行業領域引入市場機制、競爭機制，促進中國電信事業的發展。如果沒有這樣的形勢，就不會出現今天的電信資費調整方案。這個電信資費調整反過來又打破壟斷，促進競爭。可以説這次調整從精神到具體的方案都體現了競爭。
二、本次電信資費調整是真正做到了政企分開。原先的電信部門真是如大家所説，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但在今年9月份的聽證會上，情況有了變化，主要的爭論就發生在資訊産業部和中國電信之間。此次聽證會前，資訊産業部由張春江副部長親自主持了5次大型的座談會，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徵求大用戶的意見，徵求各有關部門的意見，同時也徵求企業的意見。徵求企業的意見，既包括中國電信，也包括中國聯通、中國網通、中國吉通、ISP和尋呼公司，這些企業實際上都是中國電信的競爭者。這個方案可以説是完全吸收了社會上各個方面的意見最後形成的一個結晶。
總而言之，這次電信資費調整給人的突出感覺是，資訊産業部扮演政府角色的色彩很濃，國家、消費者、企業的利益統籌兼顧，可以説，資訊産業部這次裁判當得公平，絕沒有任何跡象説是資訊産業部和中國電信穿一條褲子。
三、本次電信資費調整充分反映中國電信技術最近幾十年來的進步，而且將電信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讓利於消費者。早在1987年，我就開始注意對比電腦行業和電信行業。電腦行業一開始就是競爭的，所以它的每一項技術的進步，消費者馬上就能從中受益。電信行業技術的進步絕不比電腦行業的慢，但由於電信行業是壟斷經營，所以消費者享受的好處就非常有限。這就形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技術在飛速發展，另一方面消費者所得到的好處卻是有限的。
這次電信資費調整就體現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比如説長途電信的資費不再實行與距離掛鉤，原因在於光纜的容量是無窮大，這就使單位傳輸的成本是無窮小。1998年國際電聯有一個報告，報告中指出1996年鋪設的大西洋光纜，每分鐘傳輸的成本僅是1/100美分，也就是説不到人民幣的1厘，是0.8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光纜傳輸帶來的成本的下降是多麼驚人。這就是説通信的成本已經和距離沒有什麼關係了，但是這個好處卻沒有帶給消費者多少。電腦的性能是每18個月翻一番，而光纜通信是每6個月翻一番。從1996年到今天，又有幾年了，這個傳輸成本真是可以忽略不計。
四、本次電信資費調整關鍵的是結構性調整。現在總的形勢是打破壟斷，進入競爭，我們以前的電信資費完全是建立在一個壟斷的基礎上。這是20世紀初美國AT&T在建立壟斷過程中實行的一种經營策略。當時美國有6000家電信企業，只有AT&T擁有長途業務，為了建立壟斷地位，實行交叉補貼，即將獨家的長途電信資費抬得高高的，反正只有我一家，實行暴利；市話你有我也有，壓得非常低，甚至低於成本，用長途的利潤補自己市話的虧損，短短的不到10年間，終於擠垮了其他企業而建立了AT&T的電信壟斷地位。二戰後這种經營體制被世界各國基本上採用了，這種資費格局就是“國際補國內，長途補市話，城市補農村，大用戶補小用戶”。在這種壟斷的經營體制下，電信行業的競爭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從80年代開始首先是美國打破了長途業務的這種壟斷，即AT&T解體了。這是全世界電信資費改革的起點。因為長途業務都是暴利，競爭便首先在這個領域展開，中國也是如此。如IP電話，美國花了十幾年去打破AT&T的壟斷地位，中國利用幾天的時間用IP電話就把問題給解決了。
當然對中國來説，消除交叉補貼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這根深蒂固，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但這次非常突出了結構性調整，而電信資費結構恰恰是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關鍵要害問題，只要還維持原來的交叉補貼的資費結構，就不可能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這點美國就沒有做好，中國有可能比它做得更好。從資訊産業部來講，吳基傳部長等都強調這只是第一步，但這是朝著正確方向上邁出的關鍵性的第一步，這在中國電信歷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性的一步。不僅是範圍之廣、幅度之大，關鍵是它的方向，第一次抓住問題的實質和要害，就是結構性調整或是再平衡的問題。
談到各種各樣的電信資費的調整，比如國際國內長途資費的調整，其中有一條是出租電路，即專線和中繼線，無論是報社和ICP、ISP、尋呼臺，甚至是移動公司，長途幹線尤其是本地光纜基本都是在中國電信手裏，這些都得向中國電信租，但這個價格太高了，佔它們經營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像移動要佔40%，ISP則高達90%。這些經營者的大部分收入甚至是接近全部都交給了中國電信，交電話費了，使這些經營企業沒辦法發展。如果像尋呼、移動、ICP、ISP等租用電路的費用下降，那麼這些企業的運營成本至少還有40%的下降空間。這個下降不直接與消費者見面，所以不太引起注意，實際上這個調整更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也更體現技術進步的特點。
五、本次電信資費調整大大地縮小了政府管制價格的範圍，市話、長話、出租電路、行動通訊等能放開的基本全放開了。只要存在競爭，我就用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而不是用行政命令。
我一直用尋呼舉例，像北京就有100多家尋呼臺，這幾年電視也好，報紙也好，申訴的也好，沒有一個申訴尋呼臺的，為什麼呢？用不著申訴，哪個服務不好，哪個價格貴，顧客立刻就換臺了。這就是市場調節，市場競爭自然地優勝劣汰。誰不用心地為用戶服務，誰就垮臺，這比任何政府行政管制措施都有效。比如這次在上網費的調整上，原來中國電信規定的4元/小時，現在放開了，凡是ISP均可自行定價，充分發揮競爭機制，搞包月制也行，搞分鐘計費也行，像尋呼業一樣，可以帶有一些增值服務，有的可以漫遊，有的可以覆蓋面廣，以此適應不同用戶的消費需求。
另外還有其他的，比如IP電話，現在共有5家，是競爭比較充分的一個。在原來價格沒有放開的情況下，國際4.8元/分鐘，100元的IP卡可以打20多分鐘，如果你花40元就買到了，實際上就等於可以打40-50分鐘了。現在價格放開了，IP公司也不用折價了，可以自行定價，利用市場競爭，價格還會下降，利潤空間非常大。原來打折銷售還有點偷偷摸摸，因為政府規定了國際長途4.8元/分鐘，現在可以明著降價。而且所以IP電話一點也不比傳統長途差，關鍵是電路不能擁擠，不要過載，在不過載的情況下，它的品質比普通長途都好。
六、本次電信資費調整的又一個突破就是“不對稱管制”。有幾個地方，比如“降低國際和港澳臺出租電路資費”中，提到為了進一步破除壟斷、鼓勵競爭，除中國電信外的其他允許經營國內電話、國際電話和出租電路業務的運營企業，其資費標準可在不低於成本的基礎上，結合市場情況，自行定價。強調除中國電信以外，為什麼呢？中國電信原來是壟斷企業，現在是主導企業，佔市場的大頭，那麼，要對它進行嚴格管制，防止它用自己的壟斷地位或主導地位在競爭中擠垮其他企業。
調整方案中還提到，為促進競爭，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可針對不同用戶需求和市場狀況，自行制定資費標準，跨省經營網際網路業務提供商，資費標準報資訊産業部和國家計委備案；經營地方性網際網路業務的運營商，資費標準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通信管理局和物價主管部門備案。這意味著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可自行定價，只要給政府備案就可以了，政府不干涉；而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由於擁有接入網的優勢，其網路使用費需報資訊産業部批准後執行。這裡就體現了“不對稱管制”，所以説這個資費調整方案是有很強烈地打破壟斷、引入競爭、不對稱管制的意味。這是非常大的進步，從以前的保護壟斷到主動地限制壟斷，打破壟斷，這是根本性的轉變，所以這次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調整。
中國網：有人分析説，此次電信資費調整，受益最大的是兩種人：網民和農民。對此您怎麼看？
闞凱力：確實是這樣。農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以前是每分鐘三毛四毛。這次電信資費調整規定在一個縣的範圍內都按市話計算，這就使得農民不僅裝得起電話，而且也能用得起電話，這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非常大的。網民上網通話費由三分鐘0.18元降為0.09元，現在是每分鐘0.02元，計量單位也縮小了，用起來就更便宜了。
中國網：這次電信資費調整是否還有沒有調整到的地方？哪些方面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比如説市話的升降，比如説行動通訊的單向收費問題？
闞凱力：我認為，目前不存在沒有調整到的地方。這次調整是50年來範圍最廣、幅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坦白地講，電信資費調整有一個過程，資訊産業部也強調這只是調整的第一步，許多問題還沒有一步到位。
比如説，市話到底升了還是降了？依我看，打電話在3分鐘以內的基本沒升沒降，打電話建立呼叫過程中，有很多設備處理資訊，所以以3分鐘為單元計費是基本合理的。上次在電信資費調整聽證會上，資訊産業部請國家統計局做了一個通話時長的調查，統計方法非常科學，得出的結果完全與國際接軌。市話平均通話時長不到2分鐘，所以3分鐘以內的通話差不多佔80%，5分鐘以內佔95%。打電話在4分鐘以內的，拿北京地區來計算，調整前是0.36元，調整後是0.27元；5分鐘的，調整前是0.36元，調整後仍是0.36元；打6分鐘的比原來貴了0.09元。但是，對95%以上的用戶來講，沒有升高。甚至對打4分鐘的來講，還便宜了。總體來講，打電話超過5分鐘的用戶究竟還是少，因此，從市話通話費這個角度來講，基本沒升沒降。真正使用市話時間長的是撥號上網，平均時長是半小時，但是撥號上網收費調整後僅僅是0.02元/分鐘，下降比較多。所以這次對市話即做了結構性調整，基本上沒升沒降，應該説是很不容易的，資訊産業部和中國電信都做了測算，如果按靜態來計算，這次電信資費調整後，中國電信營業將損失收入超過300億元/年（按1999年通話費計算），這個數據是可信的。
況且，以前市話價格都是由資訊産業部統一規定，這次明確把市話資費的確定下放到地方資訊産業部門，規定了幾檔，然後由地方政府，即省、市、自治區政府來規定當地的價格，這是很大的突破。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等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和西北地區相比，無論是成本還是每人平均收入相差都很大，搞“一刀切”必然會顧此失彼。這樣，把定價權下放給地方有好處，使地方政府可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價格，也最有利於當地的電信發展。
市話初裝費沒有一次性完全撤消，原因是這次是結構性的調整，或者説市話本來應該是往上升的，現在再對市話大規模的去砍是違背結構調整的方向的。而且現在市話初裝費已經比十年前下降了很多，那會兒5000元還得排隊，現在1000元就很方便了。而且同一地址裝第二部電話機也不收初裝費了。在這種情況下，市話資費不宜於大幅下降。
中國網：手機單向收費的問題仍沒有明確説法。
闞凱力：至於手機的單向收費問題，目前，消費者對手機單向收費的理解上普遍存在誤區，認為手機改單向收費後，接電話就不要錢了，實際上並非如此。移動資費調整的關鍵不在於是單向還是雙向，雙向收費時資費可以降得很低，單向收費也可以牟取暴利。市話普遍實行的是單向收費，在北京即每3分鐘0.18元。但這絕不是説，成本只發生在主叫。如果市話也實行雙向收費的話，就是主叫每3分鐘收0.09元，被叫每3分鐘收0.09元。只是因為世界各國的市話基本上都是壟斷經營，反正兩邊都是一家，所以單向收費就顯得方便了。和市話一樣，行動電話無論是主叫方還是被叫方，發生的成本都是相同的，雙向收費和單向收費僅僅是收費的方法不同而已。
因此，手機改單向收費的關鍵是：如果改成單向收費就是被叫不花錢，誰付被叫的0.40元？現在手機打手機，是主、被叫各付0.40元。按現行通話費計算，改成單向收費後，主叫的手機要付0.80元。如果用市話打手機，被叫手機的0.40元就要由市話出。這樣，無論是手機主叫還是市話主叫，打手機的價格增幅就太高了，顯然行不通。那麼，既然不能把被叫方的0.40元完全轉嫁到主叫方，也就只能向主叫方轉嫁一部分，這勢必就要降低手機通話費的總體水準。
既然單向收費就意味著降低資費，要想改得合理，就必須一要讓企業能夠承受，二要考慮到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準。手機從雙向收費改成單向收費，難點恰恰就是必須找到企業收入下降和消費者承受能力之間的調整空間。一方面，我國的手機通話費已經是全世界最低的，只相當於0.05美元。而美國平均是0.30-0.35美元,比我們貴了6-7倍；香港也普遍高於內地。所以説，企業在這方面的讓利餘地不大。但是另一方面，我國消費者的收入水準低，對主叫方資費大幅度上升的承受能力也不大。所以，我國雙向改單向困難很多，這個問題在短期內是不容易協調的。目前從國際上來講，歐洲實行單向收費的多，北美是雙向收費，而香港幾年前由雙向收費改為單向收費，現在又改回了雙向收費。
那麼，行動通訊的資費還有沒有下調的空間？應該説，通話費目前下降的空間不大。一般來講，企業降價必須採用以下兩個方法之一：一是提高經營效率、降低成本，二是減少利潤。我國和美國的價格差別是6-7倍，但電信是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再低，成本的差別也絕對沒有這麼大。手機改單向以後，如果不上調主叫方的收費，就等於把運營商的收入砍掉一半還要求它營利，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手機通話費的下降要靠企業進一步提高效率，尤其是通過競爭迫使他們提高效率。從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以來，我國行動通訊的資費已經有了極大的下降，這就是明證。
那麼，除了通話費以外，手機的資費還有沒有可以降的地方呢？應該説主要是月租費、入網費和漫遊費。用戶買了一個手機，如果不用，幾乎不佔用運營商的網路，成本也就非常少。因此，月租費和入網費完全可以大幅度下降。近年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都推出了預付卡，免收入網費和月租費，就非常受使用量較小的用戶歡迎。同樣，漫遊通話費比本地通話高0.20元，但是漫遊本身的成本也是很低的，完全有可能大幅度下調。因此這些情況都是要綜合考慮的。
中國網：應該説中國電信業發展還是很快的，但是受到的批評卻依然很多，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受批評的根本原因在哪？
闞凱力：這是一個由吃飽到吃好的問題。90年代以前，電信方面是嚴重的供不應求；到80年代中期全中國才有幾百萬部電話，普及率連1%都不到。最近這些年，吃飽的問題已經解決，就想要吃好了，就要講究服務品質了，中國電信到這時候跟不上時代發展了。典型的是郵電部在1994年宣佈“《我國電信事業的發展已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需求達到基本適應》”。當時我們研究所做了經濟發展水準和電信需求的測算，根據當時測算，1994年，電話滿足普及率達到104%，處於滿足略有贏余。這就標誌著電信從1994年開始就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了。這是第一個根本性原因；第二個根本性原因是，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後，在1994年成立了聯通公司，但當時的郵電部門並沒有及時調整觀念，確切來説，中國電信在嚴重供不應求時形成的觀念沒有轉變過來，尤其是不適應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觀念，強烈地抵觸，還保持了過去的數量上的、外延型的發展為主，沒有足夠重視服務品質的提高、業務品種的增加，所以引起了消費者的強烈不滿，矛盾一直就積累到現在。
中國網：這次電信資費調整是否是迫於形勢，是否是入世在即，力爭與國際接軌的進一步努力？
闞凱力：我認為與其説是迫於形勢不如説適應大的形勢，適應現代世界一體化的形勢。對電信來説這應該説是迎接WTO，比如説這裡面很多內容，像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思想，不對稱管制的思想，搞市場調節價等等都是完全與國際接軌的，屬於生産關係適應生産力的調整，不能簡單説是被動的。
中國網：這次電信資費調整對電信部門和運營企業有什麼影響？再擴大一點講，對整個國民經濟有什麼影響？
闞凱力：這個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我國的發展戰略就是用資訊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這次改革會直接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促進國民經濟的資訊化，也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好處。尤其在這次調整中我們也吸取了國際上近二十年中很多的電信資費政策，比如説隨著網際網路資費大幅下降，很多相應的經營策略都出來了，如ICP、電子商務、網上購物都發展起來了，這對我國網際網路事業促進很大。
在電信技術方面，我國沒有搞過太多微波和同軸電纜，基本上是從明線載波直接進入光纜，在電話交換機方面也是直接搞的程式控制，80年代後期這是最先進的。所以説，我國在電信技術方面沒有跟著西方國家一步一步走，而是實現了飛躍。在電信資費政策方面也是這樣。美國是1984年打破壟斷的，到今天搞了十幾年，而我們真正開始打破壟斷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時間。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電信資費就接近或達到了美國今天的水準。再往後，我們不但可以繼續吸取他們的經驗，而且可以避免他們的失誤。因此，我們的電信政策完全可以進一步比西方制定得更好，更有利於解放現代電信技術所蘊藏的巨大生産力。由此可以預計，我國的電信和資訊産業完全有可能在21世紀不太長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 顯然，這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在21世紀的騰飛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戰略意義。
電信行業採取最先進的技術，按照摩爾定律，光通信六年翻一翻，五年就是1000倍。15年以前到現在是1000的3次方，光纜容量已經比當時增加了10億倍，可見技術革命給電信業帶來的生産力是無窮無盡的。所以我國在技術上的突破將非常有利於我國生産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資訊産業是龍頭産業，然後是整個國民經濟，在21世紀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這是基礎，是根基，這個戰略意義可以説是非常大的。
中國網 2000-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