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美國舊金山市灣區南面的一片杏樹林，縱深不過只有幾十公里，這個彈丸之地1998年的産值大約相當於我國當年國內生産總值的四分之一。這個神奇的地方名字叫“矽谷”。
矽谷奇跡引發了美國近1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也引發了眾多國家和地區的效倣，在印度、在台灣、在日本、在以色列，甚至在歐洲都出現了一些高技術集聚地，但還沒有一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矽谷。
“矽谷熱”在中國也越來越熱。近年，國內許多城市也開始提出“東部矽谷”、“西部矽谷”諸如此類的口號，不少媒體的大標題上也時常出現“不妨多幾個矽谷”、“10年之內中國將有若干個矽谷”的字樣。
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正如一些專家所提出的那樣：矽谷是否值得模倣？中國式矽谷能否成功？中國需要這麼多矽谷嗎？這些尖銳問題都需要我們來解答。
“矽谷”在中國遍地開花
先讀一則有趣的新聞：我國西部的一個大城市，其下轄的幾個縣級市在近期都不約而同提出要把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建設成為該大城市的矽谷，發展高新技術産業，並著手劃出一片土地，設立引資工作機構，提供新的行政編制，健全行政機構。紛紛要求發展高新技術是好事，不過，不少人生疑：這幾個縣市不是農業大縣就是剛剛脫貧，哪有成為矽谷的本錢呢？
從這條消息可以看出“矽谷”在國內的虛火有多旺盛。也難怪這些縣市要建“矽谷”，因為提出要建矽谷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左右鄰居都行動起來了，豈能“錯過良機”或背上“觀念守舊”的包袱？記者做了個網上新聞搜索，現簡單羅列如下：
2000年3月27日，《三秦都市報》以《中國西部“矽谷”在陜西漸顯端倪》為題，報道了陜西關中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帶為發展高新技術，推動開發帶成為區域創新基地，使其成為我國西部的“矽谷”。
3月28日，《人民日報》華南新聞報道，深圳市資訊工作會議透露，到2005年，深圳將率先建立起高效益、集約型的資訊經濟，為最終成為中國的“矽谷”奠定堅實基礎。
4月4日，《中國經營報》報道：從天津市對外經貿委獲悉，天津市已投資100億元，夜以繼日地建設“中國的矽谷”，地點選在西青和開發區內的微電子開發區。
4月29日，《羊城晚報》以《廣州15.8億興建廣州矽谷》為題，報道了佔地面積22.74平方公里的廣州科學城是未來廣州的高技術園區，號稱廣州“矽谷”。
7月20日《科技日報》以《杭州“天堂矽谷”先建“矽谷天堂”》為題，報道了在錢江南岸建設杭州高新軟體園，以軟體、微電子、通信企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産業群的崛起。
9月28日，中新社報道，上海積體電路産業發展規劃研討會透露：上海在未來五年內將初步形成世界級的“中國矽谷”雛形。電子資訊産業力爭完成年産值4000億元。此外，武漢、大連、長春、合肥等地也在今年提出了建設矽谷或是光谷的計劃。
當然，人們都知道，還有一個“中國矽谷”的“老大哥”，這就是北京的中關村。
如此多的城市和地區都把“矽谷”當做了目標，對“矽谷熱”這一現象究竟應怎樣看待呢？讓我們細細分析。
“矽谷熱”從何而來
這是首先需要探究的一個問題。其原因不外以下幾點：一是美國矽谷近年的表現讓整個世界都吃驚，高新技術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二是網路時代來臨，矽谷更是創造了新經濟中的諸多神話；三是中國把發展高新技術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力提倡科技創新。
由此可見，“矽谷熱”是緊密地與發展高新技術聯繫在一起的，也是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股潮流。從這個角度講，“矽谷熱”在中國就十分合理也非常必要，畢竟中國的經濟發展急需科技創新。
然而，“熱”不能過頭，中國有自己的國情，畢竟還在發展中國家之列。科學技術部部長朱麗蘭去年在上海“財富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的發展實質上是一個“二量”結構，離真正的工業化還有距離，但又面臨資訊化，工業化的發展要通過資訊化來加速；反之，工業化有了紮實的基礎，又能推進資訊化的發展。
身為國家科技部部長的朱麗蘭，她清醒地了解中國科技水準的現狀，了解中國經濟所處的水準，所以她表示發展科技事業要走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特色；對有關地區一窩蜂地建設所謂“中國的矽谷”表示不贊同。中國與美國情況不一樣，中國各地的情況也不一樣，讓經濟知識化這是共性，但要結合自己的發展階段與需求，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一味模倣。
是市場化的競爭嗎
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好處之一是人們的競爭意識大為增強。針對目前的“矽谷熱”，也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不是鼓勵競爭嗎？多一些想做矽谷的城市有什麼不好？大家競爭，既公平又合理。
這樣的意見是否正確呢？是的，市場經濟從來不反對競爭，但是同樣要看到我們的國情，看到我們正在轉軌之中，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天生的市場經濟。具體到“矽谷熱”這樣的競爭，會發現競爭的起點並不是市場，帶有明顯的行政和計劃的色彩。真正市場競爭的好處在於優勝劣汰，計劃下競爭的結果是誰也好不了，誰也死不掉，造成真正的浪費。彩電、汽車、開發區等，這樣重復建設而造成嚴重浪費的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
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王則柯在一篇文章中對此更是有精彩的評論：曾幾何時，鋼鐵翻番、15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栽了；建設“10來個”大慶的“洋躍進”栽了。那是過去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躍進情結，常常干擾我們的步伐，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損失。市場導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在黨的綱領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也已8年，但是在一些朋友的頭腦中，計劃經濟強調主觀意志的思維定式，常常還在作怪。有“不妨多幾個矽谷”和“將有許多個矽谷”這樣的觀點，就是例證。
靠計劃得不來矽谷
矽谷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它所需要的“土壤”又是什麼呢？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在關注和研究這個話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矽谷不是計劃的産物，也不是投入的産物。
從國家計劃和政府投入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所在的128公路沿線地區，曾經是美國政府大為看好的地方，資金、人材、基礎設施等條件比矽谷要優越得多，得到比矽谷多許多的支援；但是128公路沿線地區並沒有成為高科技的搖籃，被矽谷遠遠地甩在後面。
説矽谷不是計劃的産物，也就是説用計劃的辦法走高科技之路是很困難的。日本政府曾投入鉅資，要把築波建成像矽谷那樣的高科技園區，十幾年過去了，築波還是根本無法與矽谷相提並論。日本也曾由政府主導，搞模擬式技術的高清晰度電視(HDTV)，由於堅持用通産省和NEC制訂的技術路線發展模擬技術，使日本在18年中為開發摸擬式高清晰度電視投入的大量精力和鉅額資金付諸東流。
體制和文化的産物
有了好的體制，有了好的創業氛圍，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矽谷就會自己冒出來，矽谷是體制和文化的産物。這是旅美經濟學家錢穎一教授對“矽谷”生動而又精彩的描述。
目前國內眾多建設中的“矽谷”，更多的考慮的是硬體，要圈一塊足夠大的土地建設園區，要有大量的資金投入，甚至有些地方還將旅遊景點也裝了進來。再往下考慮的才是人才、政策、技術含量方面的問題。而這些與真正的“矽谷”是完全兩樣。
今年3月，記者曾經採訪時任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的李開復博士，李開復在矽谷工作6年，在北京的中關村也工作了兩年，對矽谷是一種體制和文化的産物有著更深的理解。例如，矽谷企業員工都是自己企業的主人，每個員工都擁有自己的股份或是認股權，甚至在兩三個人的小公司裏産權的概念也十分清晰；例如，矽谷鼓勵創業和寬容失敗，創業的風險是很大的，每一次失敗對於一個創業者而言，他的價值就會更高，一個有失敗經驗的人經常會被風險資本家們看中。
研究矽谷的專家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根據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矽谷創業精神的專家亨利分析，作為創業企業的矽谷，其特殊優勢可以概括為八條：有利的遊戲規則、很高的知識密集度、員工的高素質和高流動性、鼓勵冒險和寬容失敗的氛圍、開放的經營環境、與工業界密切結合的研究型大學、高品質的生活、專業化的商業基礎設施(包括金融、律師、會計師、獵頭公司、市場行銷、設備製造商等)。
這就是説，要成為矽谷，其前提要成為能吸引全世界最優秀人材的“精神家園”。這豈是靠硬體設施能夠做到的呢？
自己的道路
很顯然，中國並不需要這麼多“矽谷”。就與中國處於同一經濟發展水準而成為世界第二軟體大國的印度看，儘管也建了不少高新技術園區，稱得上成功的，也只有班加羅爾和海得拉巴。
就我國目前這些所謂“矽谷”看，還是用計劃的手段做本應屬於市場的事，結果將是得不償失的。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我們能汲取更多的是矽谷的精神和文化，更能體會矽谷的精神實質，倒確是大大需要建設更多的“矽谷”，讓市場的本質、創業的精神更多地植入人們心中。
當然，我們應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以少走彎路；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味追隨或是簡單模倣。在市場化的進程中，中國有自己的道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深入分析美國矽谷和中國現實之後，提出了“制度重於技術”的觀點，這就是任何一個想要使自己成為“矽谷”的地方，都必須考慮怎樣創建適合的創業環境。當然，這不是要完全照搬矽谷的一些具體做法，而是按矽谷建功立業的基本原則，為創業活動創造有利的條件。
根據中國當前的情況，吳教授認為，中國創業企業的環境起碼應當具備四個基本要素：高素質專業(技術和商業)人才的集聚、廣闊寬鬆的創業空間、良好的法治環境、充裕的資金供應。
中國真的不需要這麼多“矽谷”，也沒有必要簡單地複製、模倣“矽谷”。但是中國真的需要科技的進步，這種進步應該來自市場，來自民間。
經濟日報 2000.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