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只有一個矽谷，世界只有一個矽谷，可是10年之內，中國就將有“許多個矽谷”。如果有那麼幾家網路公司，養育出百來個百萬富翁，就可以自稱“矽谷”，那也太不像一回事了。

    最近，廣州市宣佈要建立中國的光谷。據宣傳，用10年時間，廣州光谷的經濟規模可以達到年産值3000至5000億元的水準，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幾乎同時，武漢也宣佈要建立中國的光谷，中國光學的龍頭大哥長春，更要建立中國的光谷。有這樣那樣一些個3000至5000億，再加上“許多”矽谷，真是把世界各國遠遠拋在後面的大躍進。

    曾幾何時，鋼鐵翻番、15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栽了；建設“10來個”大慶的“洋躍進”栽了。那是過去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躍進情結，常常干擾我們的步伐，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損失。就在廣州，政府主導的標致汽車栽了，乙烯工程栽了，來自納稅人的幾十上百個億，就這麼打了水漂。現在寄望于光谷。政府管什麼？據説是管引導、管宣傳、管論證。讓我們記住今天的論證。如果10年以後，以200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廣州光谷的年産值達到3000至5000億，我給論證人施大禮。至於數以10萬計的就業機會，更是洪福齊天，因為他們總不至於因我注意到光谷的宣傳而寫了那麼幾百字，也算在光谷給創造的就業機會裏吧？

    市場導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在黨的綱領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也已8年，但是在一些朋友的頭腦中，計劃經濟強調主觀意志的思維定式，常常還在作怪。“不妨多幾個矽谷”和“將有許多個矽谷”的廉價語言，就是例證。

    矽谷不是計劃的産物，不是投入的産物。錢穎一教授的《矽谷的故事》(載今年第一期《經濟社會制度比較》)，值得一讀。從國家計劃和政府投入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所在的128公路地區，都得到比矽谷更多的支援，但是128地區遠遠落在了後面。矽谷是制度和文化的産物。有了好的制度，好的創業文化氛圍，矽谷就會自己冒出來。的確，矽谷是一個奇跡，因為她超出了人們的意料。頻繁的人才流動、自由的創業體制、非常分散的決策過程，才能孕育出矽谷。高科技的重要特點是不確定因素大、風險大，必須由在第一線從事開發的人自己決策並且自己找米下鍋，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矽谷也不是論證的産物。比爾·蓋茨大學都沒有畢業，怎麼通得過官老爺和大專家的論證？計劃經濟幾十年，硬是養育了一種論證經濟，論證通過的項目開工是否虧本不要緊，論證得到的某種機會和資金才是實在的東西，於是落得個爭投資、推風險，大家得好處，個個不負責的局面。

    好在標致、乙烯的故事大概不會重演，因為政府已有很大進步，不再充當投資的主體。人類的經濟活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要有適當的土壤、水分和陽光，經濟之樹就會根深葉茂，結出豐碩的果實。經濟之樹的土壤、水分和陽光，就是經濟環境。所謂良好的經濟環境，除了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和價格由市場來決定以外，主要是産權明晰的激勵機制和經濟法制嚴明的保障體系。制度重於人才，制度重於技術。經濟環境特別是制度環境的建設，才是政府的頭等大事。

    《南方週末》200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