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光谷,是眼下標識高新技術的頂尖級名詞。位於美國舊金山市灣區南面的矽谷,縱深不過幾十公里,1998年的産值大約相當於我國當年國內生産總值的四分之一。矽谷奇跡,引發追隨。望之越切,夢之越真。前不久,首都一份全國性的經濟類大報,出現《不妨多幾個“矽谷”》的大標題,廣東一份報紙在報道“矽谷之魂”座談會的消息時,用了《十年之內中國將有許多矽谷》的標題,語出ChinaRen.com總裁在講座上的講演。
美國只有一個矽谷,世界只有一個矽谷,可是10年之內,中國就將有“許多個矽谷”。如果有那麼幾家網路公司,養育出百來個百萬富翁,就可以自稱“矽谷”,那也太不像一回事了。
最近,廣州市宣佈要建立中國的光谷。據宣傳,用10年時間,廣州光谷的經濟規模可以達到年産值3000至5000億元的水準,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幾乎同時,武漢也宣佈要建立中國的光谷,中國光學的龍頭大哥長春,更要建立中國的光谷。有這樣那樣一些個3000至5000億,再加上“許多”矽谷,真是把世界各國遠遠拋在後面的大躍進。
曾幾何時,鋼鐵翻番、15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栽了;建設“10來個”大慶的“洋躍進”栽了。那是過去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但是好大喜功的大躍進情結,常常干擾我們的步伐,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損失。就在廣州,政府主導的標致汽車栽了,乙烯工程栽了,來自納稅人的幾十上百個億,就這麼打了水漂。現在寄望于光谷。政府管什麼?據説是管引導、管宣傳、管論證。讓我們記住今天的論證。如果10年以後,以200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廣州光谷的年産值達到3000至5000億,我給論證人施大禮。至於數以10萬計的就業機會,更是洪福齊天,因為他們總不至於因我注意到光谷的宣傳而寫了那麼幾百字,也算在光谷給創造的就業機會裏吧?
市場導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在黨的綱領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也已8年,但是在一些朋友的頭腦中,計劃經濟強調主觀意志的思維定式,常常還在作怪。“不妨多幾個矽谷”和“將有許多個矽谷”的廉價語言,就是例證。
矽谷不是計劃的産物,不是投入的産物。錢穎一教授的《矽谷的故事》(載今年第一期《經濟社會制度比較》),值得一讀。從國家計劃和政府投入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所在的128公路地區,都得到比矽谷更多的支援,但是128地區遠遠落在了後面。矽谷是制度和文化的産物。有了好的制度,好的創業文化氛圍,矽谷就會自己冒出來。的確,矽谷是一個奇跡,因為她超出了人們的意料。頻繁的人才流動、自由的創業體制、非常分散的決策過程,才能孕育出矽谷。高科技的重要特點是不確定因素大、風險大,必須由在第一線從事開發的人自己決策並且自己找米下鍋,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矽谷也不是論證的産物。比爾·蓋茨大學都沒有畢業,怎麼通得過官老爺和大專家的論證?計劃經濟幾十年,硬是養育了一種論證經濟,論證通過的項目開工是否虧本不要緊,論證得到的某種機會和資金才是實在的東西,於是落得個爭投資、推風險,大家得好處,個個不負責的局面。
好在標致、乙烯的故事大概不會重演,因為政府已有很大進步,不再充當投資的主體。人類的經濟活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要有適當的土壤、水分和陽光,經濟之樹就會根深葉茂,結出豐碩的果實。經濟之樹的土壤、水分和陽光,就是經濟環境。所謂良好的經濟環境,除了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和價格由市場來決定以外,主要是産權明晰的激勵機制和經濟法制嚴明的保障體系。制度重於人才,制度重於技術。經濟環境特別是制度環境的建設,才是政府的頭等大事。
《南方週末》200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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