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民以食為天。一張餐桌，關係千家萬戶群眾的生活品質和生命安全，因此,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理應是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重中之重。

在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發生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工作方案》，在繼續實施食品放心工程的基礎上，針對當前食品安全工作中的突出問題，在全國範圍內深入開展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工作。

目前，雖然食品安全總體形勢得到了較好的控制，但今夏食品污染、食物中毒事故仍頻頻發生。繼“毒奶粉”之後，各地驚現“毒韭菜”、“毒粉絲”、“毒雞蛋”、“毒泡菜”……由來已久的食品衛生問題，在今年春夏竟逐漸演變為一場食品恐慌。餐桌不安全之禍，正與室內污染一道，成為令現代人“寢食難安”的隱形殺手。

禍害：生命安全與生活品質之厄

電影《貓鼠遊戲》中，男主角的父親對兒子講述了自己打棒球剋敵制勝的“妙招”：衣著鮮艷。當對手的注意力被你的衣著吸引時，球員就從對手眼皮底下擊出本壘打。

今天，當小康的人們坐在餐桌前，面對那些色香味俱全的天下美食，常常像面對衣著鮮艷對手的棒球隊員。當注意力集中在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外表時，當服務生殷勤地送上精美食具時，被施了“魔法”的“問題食物”，就悄然溜進了食客的胃。

太平盛世，警報頻閃的食品安全問題幾乎成為社會管理的死角，難以根治的頑癥。在親友同慶的喜宴上，在把酒言歡的公務宴席中，頻頻發生的食物中毒事件令“中招”者惱怒不已，令大宴賓客者哭笑不得。

“問題食品”每天“放倒”500人

流進炒鍋的“地溝油”，鑽進飯碗的“毒大米”，“一劍封喉”的甲醇酒，摧殘嬰兒的毒奶粉……這些劣質食品從無法計數的小作坊中大量流出，流進廣大民眾的生活。在大踏步進入小康社會的康莊大道上，劣質食品與室內污染一道，成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中不期而遇的“隱形殺手”，令人們“寢食難安”。

據衛生部發佈的公報，今年第二季度我國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激增。衛生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報告132起，中毒4700人，死亡97人，與第一季度相比，報告起數增加了80.8%，中毒人數增加了188.5％，死亡人數增加了64.4%。2003年全國消協系統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訴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長24.1%。

從馬路餐桌到家庭餐桌，從集體食堂到高檔餐館，“問題食品”佈下了十面埋伏。在2003年，僅以衛生部統計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來看，全國重大食物中毒的報告起數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幾乎每天毒死一人。如考慮漏報因素，專家估計，我國每年食物中毒超過20萬人，“問題食品”平均每天毒倒國人達500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食物中毒致死者有八成以上是消費者“引狼入室”。統計顯示，在家庭發生的食物中毒致死者佔總死亡人數的83.5％。與去年同期相比，發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人數和死亡人數分別增加29.6％、22.7％。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

“食品殺手”並非格外青睞于城裏人。農村人雖然過著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吃的都是“綠色食品”，但在重人情往來、常大擺宴席的農村，重大食物中毒隱患嚴重。衛生部統計，2003年全年共報告農村重大食物中毒10起，1441人中毒，今年僅第二季度就報告農村重大食物中毒21起，1603人中毒。

劇毒農藥乃至散落於民間的毒鼠強，也不時成為混入農民食物中的“刺客”。廣東省清遠市陽山縣七拱鎮前不久發生集體食物中毒事故，40多名村民吃完黃皮後，出現頭暈、胸悶、嘔吐，以及瞳孔縮小等症狀，送醫院搶救後全部脫險，初步診斷為有機磷農藥中毒。河北一農民因不慎食用以裝過毒鼠強的塑膠袋裝的油條，導致死亡。

“食品信任危機”導致抑制效應和株連效應

看到媒體揭露出的黑心商販對食品“下毒手”的真相，許多平時以提籃買菜為樂的大媽、大嫂們添了項新“任務”：牢記各種“不能吃”的食物。然而當這個“黑名單”越來越長，辨別食物真假優劣的方法也越來越複雜時，再要將之一一記住，已經成為主婦們“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食品信任危機”下，在難辨真偽的貨架前，消費者最有效的自我保護只能是不買，走開。這對“我本善良”的“金華火腿”、“龍口粉絲”等聲名遠播的企業，實在是一種沉痛的打擊。面對消費者無情的“株連”式拒購，太倉肉松、金華火腿、山西陳醋、平遙牛肉等等紛紛英雄氣短，在全國各地超市遭遇“下架”。在今年沸沸颺颺的奶粉事件中，“李逵替李鬼受過”的鬧劇再次上演，出産優質奶粉的三鹿差點栽在了假冒三鹿奶粉之下。

食品不安全禍及我國農産品出口

與封殺、下架撤櫃相比，問題食品帶給我國最重大的直接損失是國際農産品市場更高的市場壁壘。

我國是世界畜牧業生産大國，肉、蛋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出口僅佔總産量的1%左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品質問題。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工程學院教授、農業部農産品品質監測中心副主任黃崑崙指出，由於我國食品安全控制整體水準不高，發達國家憑藉技術領先、設備先進等優勢，實施以檢測標準為基礎的貿易技術性屏障。

專家指出，我國現行國家標準不僅數量少、標準低，而且與國際標準不接軌。法律上的諸多“盲區”，造成在執法過程中，許多有害物質矇混過關。如我國食品衛生法僅對104種農藥在45種食品中規定了允許的殘留量，總含291個指標。而國際食品法典則對176種農藥在375種食品中規定了2439條農藥殘留標準。加入世貿組織後，出口農産品要符合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標準：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多達3754項。

品質管理粗放，在農産品出口上招致的損失令人痛心。由於殘留量超標，我國出口的農副産品被拒收、退貨、銷毀的現象時有發生。我國每年因殘留量超標造成的外貿損失高達70億美元。

《紅樓夢》裏劉姥姥二進大觀園，大開眼界，大飽口福，其中吃了一樣“茄鲞”，詫異非常：“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待到鳳姐兒伶牙俐齒地説了這茄子的做法，姥姥大嘆：“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雞配它！“中國有著源遠流長、豐富精湛的食文化，然而在邁進工業社會的今天，被稱為“道德工業”的食品加工工業，在部分廠商手中正演變為“缺德工業”。最缺德的做法，莫過於在食品加工中濫用食品添加劑和非法使用工業化學品。

禍首:化學品與添加劑之濫

今年5月廣東發生的“奪命酒”事件，釀成了69人甲醇中毒、9人死亡的慘劇。與此同時，甲醛泡腐竹、砒霜泡毛肚、硫磺熏幹筍等無良商人的伎倆一一大白于天下。

在這些“偷天陷阱”的幕後，兩個相依相伴的詭譎黑影四處遊蕩：食品添加劑和工業化學品。

食品添加劑：美食的“原罪”

中國早在明代就已有用亞硝酸鹽製作臘腸的歷史，而點豆腐用的鹵，更是食品添加劑推動食品製造業發展的明證。

全世界食品添加劑多達25000種，在今天的中國，允許使用的有1500多種，含添加劑的食品有萬種以上。統計顯示，2001年我國各類食品添加劑的消費總量在200萬噸左右，銷售額220億元人民幣，與全球食品添加劑每年200億美元的銷售額相比，中國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添加劑大國”。添加劑在強化食品的色、香、味的同時，也給消費者帶來了揮之不去的困擾。

雖然在我國《食品添加劑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七條中明文規定，“食品添加劑的使用必須符合《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或衛生部公告名單規定的品種及其使用範圍、使用量；禁止以掩蓋食品腐敗變質或以摻雜、摻假、偽造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劑”，但實際上，食品生産企業、作坊以何目的、如何使用、以什麼劑量使用食品添加劑，處在無人監管放任自流的狀態。

過氧化苯甲酰、溴酸鉀、焦亞硫酸鈉……面對各種化學名字和分子式，能夠準確地掌握全部添加劑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的專家屈指可數。而隨著食品毒理學和分析化學的發展，一些原來認為無害的食品添加劑，近年來已發現存在慢性毒性或致癌、致畸作用。如色素———奶油黃、甜味劑———甘素等已被禁止使用。有些添加劑與一些化學物質或者食品中的正常成分可發生相互作用形成致癌物，如亞硝酸鹽。

衛生部統計顯示：二季度全國食物中毒死亡人數最多的是化學性中毒，佔死亡總人數的74.2％，中毒病死率最高，達11.2％。針對近期全國發生的亞硝酸鹽食物中毒事件，衛生部發佈今年第四次食品衛生預警公告，要求嚴防亞硝酸鹽食物中毒事件的發生。

人類以其智慧發明瞭化學，併為滿足消費者追求美食、商家追逐利潤的慾望，將化學引進到食物加工行業，人類的餐桌便難保安全。這不能不説是食品添加劑的“原罪”。

工業化學用品：食品“毒化美容”的幕後主角

目前在水發産品加工行業，為追求一個好“賣相”，在加工中違法使用甲醛、雙氧水、工業鹼，已經成為水産加工行業的“潛規則”。青島有關部門檢查中發現，有三成水發産品中含有甲醛。今年4月，央視《每週品質報告》披露，南京一些水産品加工小作坊的黑心小販，用甲醛、燒鹼、雙氧水等發制牛百葉、黃喉、魷魚、海參、蹄筋等幹貨，“把水變成貨，再把貨變成錢”。

對這些炮製方法的濫觴，坊間流傳的説法是：“四五年前從浙江傳出來的”，“在廣東省情況最為嚴重”。這些水産品有幾個“優點”：即使在炎熱的夏季也不易變質腐爛；“賣相”特別好，顏色和質地都很招人喜歡；能很好地保持水分，也就是增加重量。

這些工業化學用品從何處購得？在北京新發地農産品批發市場，記者留意到在市場邊的幾家食品添加劑專賣店附近，有一家“油漆化工五金商店”。走進一個泥濘的院內，在一間平房門口看到了挂著的“購化工用品請進”的手寫牌子，院子裏有一片堆滿了回收的舊貨，另一邊的水泥墻上刷著“內有大量幹筍出售”。記者拉開平房的紗門，問有沒有工業鹼賣。門內兩個女同志便問：買了幹什麼用？記者説用來“發些東西使”。她們説，有好幾種，片兒鹼，燒鹼，分別介紹了價錢，問要哪一種。

我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危險化學品經營企業不得向個人或者無購買憑證、準購證的單位銷售劇毒化學品。而在這家店中，作為普通市民購買燒鹼竟如此容易。

中國化工輕工物資流通協會秘書長李建生透露，目前在我國，一般性的危險化學品大概有2000多種，其中劇毒的有300多種。僅北京地區現在在冊的經營危險化學品企業有1900多家。由於其交易得不到有力監管，危險化學物流通的放任自流狀態，為熱衷於食品“毒化美容”的不法商販大開方便之門。

儘管這些經“毒化美容”的食物不會對食客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其對人體的危害是不容輕忽的。在新發地市場裏的水發産品攤前，記者看到售貨的男子和女攤主每次從盛滿刺鼻“藥水”的大黑塑膠桶中拿出浸泡的水發貨後，都立即在攤位邊的水龍頭沖洗雙手。即便如此，他們的手都異常地白、胖。這樣泡出來的東西吃進消費者肚子裏，對身體的毒害可想而知。

監管難題亟待破解

許多食品添加劑安全不安全，都在於食品加工者能否依法、合理、適量使用。對添加劑食品的安全性，不僅缺乏相關知識和檢測手段的消費者難以了解，連監管人員也很難明察秋毫。由於缺乏有效監管，食品添加劑過量使用、不當使用，甚至使用工業化學“添加劑”在食品加工企業成了家常便飯。

即使進行檢測，由於設備、檢測水準等原因，同樣的商品可能在不同的檢測條件下出現不同的結果。在南京，不久前發生了這樣的事：為檢測同一廠家的腐竹是否含有甲醛，3個部門對之進行了檢測。檢測結果令人大跌眼鏡：工商部門的檢測結果為甲醛超標100多倍，質檢所的檢測結果為合格，省、市疾病控制中心檢測結果均為含有甲醛，且含量超標嚴重。

有識之士呼籲，終結食品“毒化美容”行為，必須加強對危險化學用品銷售及食品添加劑使用的管理。北京市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羅益鋒呼籲，北京市政府應加強協調建立“北京危險化學品交易市場”，通過電子商務的方式，商品在政府指定的倉庫集中儲存，專業的物流配送公司實行配送，從而使整個危險化學品的交易處於政府的掌控之中。

禍源:生産與流通之痛

一日三餐雖然是人們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事，但一個民族的飲食，可以影響這個民族的未來。

透視我國餐桌不安全之禍，禍源在於食品加工與流通過程中的“遍地開花”式生産經營與誠信缺位情況下的“無惡不作”式惡性競爭。

70%的小作坊，如之奈何？

“10大類大中型食品生産企業獲生産許可證的力爭達到90%”，這是今年食品安全專項整治行動的目標之一。然而這種“抓大放小”式的認證工作，和有關部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專項檢查，對於淘汰來自“70%的小作坊”的食品，顯得力不從心。

2001年至2003年的專項調查發現，我國食品企業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小作坊”，超過一成的企業沒有營業執照，兩成無標準生産，近七成不具備食品檢驗能力，近一半食品出廠不檢驗，近三成對進廠原材料不進行任何形式的把關，六成根本不具備基本生産條件，難以保證食品品質安全。

在四川省質監局，記者聽到這樣一種説法：“未獲證的40%企業只佔有市場5%的份額，這對食品安全總體形勢影響不大。”這也體現了部分監管部門“抓大放小”的思維方式。

事實説明，在食品生産、加工、流通等各個環節，小的是危險的。近期媒體曝光的“奪命酒”、殺嬰奶粉等事件中，問題食品的“出生地”多來自城鄉接合部的小作坊、名不見經傳甚至找不到辦公地點的小企業。

隱患良多，70%的食品加工小作坊卻是現實的國情。它適應了數量可觀的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國務院提出“監管重心下移”，對實際情況很有針對性，但移到什麼地方？這對有關執法部門傳統工作方式是一種挑戰。

“要管的太多嘍！”四川省工商局消費者權益保護處李輝處長話語中透出一些無奈。他告訴記者，當前食品制假售劣活動出現向城鄉接合部轉移的趨勢，特別是城市的社區單元房、出租屋，市郊失地農民私搭亂建房裏，食品加工生産條件非常惡劣，食品安全很難保證。相對複雜的情況，又給職能部門的監管帶來很大難度。

QS認證能否“一認了之”

從抓數量保證供給，到抓品質確保安全，我國政府對食品的管理目標和方式已經發生巨大的轉變。從“源頭”抓食品安全，是有關部門工作的一大著力點。

國家質檢總局2002年的一項專項調查顯示，在對人民群眾日常所需的小麥粉、大米、植物油、醬油、食醋等5類食品抽查發現，全國平均合格率只有59.9％。這一尷尬的調查數據，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國實施食品市場準入制度、推行QS認證這一從“源頭”抓食品安全之舉。

儘管許多消費者對藍白色的“QS”標誌還有點陌生，這項自2002年8月1日起在我國實施的食品市場準入制度，正成為各地品質技術監督部門工作的重頭戲。

在四川省質監局監督處辦公室，記者看到十來平方米大的房間裏，桌子、沙發、椅子上到處堆滿了企業報上來的認證資料。副處長李敏略帶歉意地對記者説：真是，我們這兒連個坐的地方也沒有了。

食品企業生産許可證制度，即對企業生産的食品實施強制檢驗的制度，檢驗合格的食品出廠前要加印（貼）品質安全標誌，即QS標誌。繼米麵油醬醋等五類食品實施食品品質安全市場準入制度之後，又公佈了“新十類”（肉製品、乳製品、飲料、調味品、速食麵、餅乾、罐頭、冷凍食品、速凍食品、膨化食品）食品品質安全市場準入要求。

四川去年年底結束了五類食品生産企業的認證，983個企業獲得了1207個證書，企業獲證的比率約為60%，這些企業在四川省的市場佔有率是95%，“基本保證了五類食品的安全供應”。

然而認證是否可以“一認了之”？四川省工商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與質監等部門聯合執法中，一些已經通過QS認證的企業，生産條件還非常之差，仍是小作坊條件。進行QS認證，質監部門作為“把關人”必須有科學的標準。對於不同的食品生産企業，什麼樣的條件是必須的，是可以給予“認證”的，應有科學的界定，否則進行認證沒有意義。

對於外界關於QS認證科學性的詬病，李敏處長説：“由於經費嚴重不足，我們的設備能力與國際要求比差一大截，很多工作力不從心。比如大米，日本要檢132個指標，而我們只能做十幾個指標。這也造成別國的大米能輕鬆進中國，而中國的大米出口難。”

在食品生産環節以“準入”為主的制度安排下，對獲證企業食品生産品質的把關，主要靠企業的自我檢驗。由於缺乏誠信、道德評價對企業的淘汰機制，在市場惡性競爭中，一些具備良好生産條件的企業也會放鬆品質控制以降低成本。這不能不説是抓認證“準入制”的悲哀。“我們確實也發現一些獲證企業放鬆了品質控制”，李敏告訴記者，對“個別企業”出現的品質問題，他們採取了暫扣許可證督促其整改的措施，但還沒有出現吊銷的情況。

批發零售環節的“逆淘汰”效應

在資訊披露健全、誠信體系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中，QS認證等“準入”制度可以做到“擇優”，市場競爭與來自各方面的監督負責“汰劣”。然而我國的現實，是“擇優”的一手硬，“汰劣”的一手軟，甚至在市場惡性競爭中出現了“逆淘汰”現象。

在四川元通古鎮的一家小超市裏，記者看到除了奶粉在經過專項整治後全部為知名企業産品外，大部分包裝食品、飲料都是從未見過的品牌。經濟日報的幾位記者從河南奔赴安徽，途中到商店買飲料。想買可樂，店主拿出來的卻是“可人可樂”；想要綠茶，店主拿出來的是與“康師傅”極其相似的“龐師傅”綠茶，還有模倣統一冰紅茶的“惟一冰紅茶”……在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掙錢多”便是批發商售賣劣質奶粉的惟一驅動力。

“不賣假貨掙不著錢！”在元通的鄉村小賣部，女店主坦言。真假貨的價差，可以決定鄉村食品批發零售生意的存亡。“別的店賣假貨，貨走得那麼快，我這邊真貨上價那麼貴，根本活不下去嘛！”

針對這種假貨驅逐真貨的“逆淘汰”效應，中國品質萬里行促進會秘書長李迎豐指出，一旦出現“壞車驅除好車”、“劣幣驅除良幣”的逆向淘汰，優質的産品就不得不退出市場。即使相對封閉穩定的鄉村純樸誠實的古風猶存，但在食品加工鏈延長、農村消費者難以辨別食品品質的情況下，賣假貨“失信缺德”的道德風險並不大，“逆淘汰”也在所難免。

無論從政府的重視程度還是從輿論的關注熱度來觀察，今年都是不折不扣的“食品安全年”。

然而事與願違，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發生，正給人們強烈的警示：餐桌上的“十面埋伏”不是小事，改變食品安全問題在部分地區部分行業混亂失控的現狀，一段時間的集中整治是必要的，但更需要有效的依法監管和有針對性的制度創新。

禍根:監管與體制之弊

叩問監管行為的有效性

今年5月至7月,四川省連續發生14起大型聚餐食物中毒事故,中毒914人。這些食物中毒事故,以細菌性食物中毒為主,多數是由農村家庭和餐飲場所舉辦婚、喪、生日宴而引發。

食物中毒事故高發，除了對消費者做出消費警示外，還應叩問政府職能部門：中央三令五申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為何“守門員”們行政行為成效不明顯？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國務院在2003年精簡之中新建的職能部門，體現了國家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視。但記者今年6月在新掛牌的四川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採訪時感覺到，目前一些地方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沒有“進入狀態”。市場監管處王濤處長介紹説，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成立時間不長，“三定”方案還沒有批下來，在食品安全法修訂工作未完成前，感覺工作起來于法無據，協調各部門還“有難度”。如《四川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應急處理預案》已經出臺，但實際操作中還比較混亂。記者問在藥監局的牌子前增加了“食品”二字，能否做到像管藥品那樣管食品，保一方食品平安？對這個問題，王處長説：還是感到“鞭長莫及”。

工商部門負責把守市場關，他們是食品安全最後一道“守門員”。記者在四川省工商局了解到，為建立食品安全長效監管機制，工商局建立了“四制兩查”制度，即市場準入制、查驗登記制、重要商品市場準入備案制、商品退出制度，以及日常巡查、品質抽查。通過實施“四制兩查”，層層落實監管責任，進一步凈化食品消費環境。在四川省質監局，通過實施QS認證、把住生産源頭關的工作也正在有序進行。但對監管的“有效性”，質監局和工商局幹部都表示謹慎樂觀。

“目前食品安全執法分成兩段，工商管流通消費環節，質檢管生産環節。兩個部門各管一段，弊端很明顯”，消保處的程遵源告訴記者，“作為黨培養了這麼多年的幹部，希望上面能了解基層實際情況。目前這樣的體制下，搞專項整治行動當然會取得一些效果，但只能保證一段時間內市場的太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在“七八個部門管一頭豬”、政出多門的體制下，平時各個部門都有職能，都可以“從豬身上撈油水”，而在一些專項行動中，各部門往往各自為政，容易出現多頭執法情況。在今年全國奶粉市場核查中，六部局在發佈的緊急通知中不得不強調，“避免多頭重復檢查，尤其不能出現重復處罰的問題”。而對制假售劣造成危害者，職能部門又有足夠理由開脫責任。這種監管體制弊端必須儘快改變。

在今年的兩會上，有25件議案和提案涉及食品安全問題，許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指出，每年的“3·15”，雖然執法機關都要開展突擊行動，但因日常監管相對薄弱，執法成本高昂，造成國家資源的巨大浪費，應變“多龍治水”為“一拳出擊”。

治“下毒手”者須用重典

確保百姓餐桌上的安全，靠明確職能部門職責和抓官員問責還不夠，還需要健全法制、改變立法缺位現狀，治“下毒手”者須用重典。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食品衛生法為核心的食品衛生法律標準體系，但是沒有關於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食品衛生標準與安全標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後者比前者要求更嚴格，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未必符合安全標準。“阜陽奶粉事件”中的劣質奶粉能夠符合衛生標準，但不符合安全標準的要求。在今年的“兩會”上，30余位人大代表提交了《關於加快〈食品安全法〉立法的議案》。

在相關食品事故處理中，普遍存在的“以罰代刑”現象，助長了餐桌“隱形殺手”的氣焰。今年二三月份，上海松江區檢察院獲知，松江區三家企業的部分員工在食用車墩鎮雲潔快餐服務部加工的組胺含量超標的青鲇魚後，發生64人集體食物中毒事件。盒飯的供應商李某，數月前曾因生産盒飯的場地、設施不符合規定而被吊銷了衛生許可證，但他仍然無證經營。李某的行為已涉嫌生産、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犯罪，而區衛生部門對李某僅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絕大多數食物中毒事件完全是“人禍”而非“天災”。由於食品衛生法對食品事故中責任人的處罰力度過輕，風險與收益不成比例，導致我國食品安全方面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廣東省政協鄒燦林、陸地等7位香港委員提交了《關於加強我省有關食物安全法規，加重處罰的提案》，建議加大對食品生産經營違法者的處罰力度，情節特別惡劣、後果嚴重的，應以間接殺人罪起訴。

安全體系建設：須“正本清源”，更須“全程式控制制”

我國主要的食品安全認定體系有“有機農産品”、“綠色食品”、“無公害農産品”、“QS”標誌等，是由不同部門針對食品安全設置的不同認定標準。然而各種認證只能做到“正本清源”，是在“事前”確保企業具備合格的食品生産能力。有關部門的各種監督抽查，只能做到“事後”監督懲戒，而對於食品生産過程這一關鍵的“事中”監管，目前我國還缺乏有效手段。

專家認為，應儘快推廣國際公認的最有效最經濟的食品安全體系──HACCP。HACCP是“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的英文縮寫，是用於對食品生産進行“過程式控制制”的一種系統方法。這一體系的特點是對關鍵品質節點進行把關。以學生奶為例，HACCP將對奶源選取、加工溫度、配送方式等關鍵品質節點進行把關，達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目前在南韓，HACCP已發展到把涼粉、冷凍水餃、麵條這些基本食品都一網打盡的程度。在歐美，不但食品生産企業必須通過HACCP認證，餐館酒家也要過這一關。由於條件要求苛刻，且沒有強制推行，我國食品企業自覺進行HACCP認證的如鳳毛麟角。

專家認為，有關部門應借鑒國際食品監管的成功經驗，儘快把HACCP認證上升為強制性市場準入制度，給食品企業上緊食品安全這根弦，確保億萬黎民百姓餐桌的安全。（許小丹 張偉）

《半月談》  2004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