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在湖北省大別山區採訪，在農民肖安民家發現一本完整記錄了13年各項負擔的“家賬”。從這本“家賬”中可以看出，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呈逐年加重趨勢。為了交齊稅費，一些農民不得不借款交稅、貸款交費，農民對負擔的承受能力接近臨界狀態。而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大幅下降，生産熱情有所回升。但卡外負擔和各種涉農收費項目仍然禁而不止，農村減負工作仍任重道遠。

    農民感嘆種不起田

    肖安民是羅田縣河鋪鎮地坪村15組人，10多年來，家裏一直按3個農業人口交納各種稅費。1991年，肖安民家實際上交的各項稅費僅66.65元，到了2000年，猛增到580.3元。10年之間，家裏的實際負擔總額凈增513.65元。去年實行稅費改革後，肖安民家實際交納的稅費總額減少到226.13元，今年只有179.81元。老肖感嘆：過去年年喊減負年年加碼，連漲了11年，現在終於開始往下降了。

    肖安民家有水田1畝多。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人工、牛工、肥料、農藥各項投入一年要600元，産的糧食最多賣1000多元，除去口糧，凈收入微乎其微，這樣重的稅費農民哪承受得起。

    1991年，肖安民家上交的農業稅為19.70元，到2001年，農業稅也只有46.5元，最高時也沒有突破52元。稅費改革後，他家上交的農業稅漲到102.86元。倒是特産稅減了不少，原來最多要交95元，現在降到46.98元。地坪村農民肖春明、肖邦民、肖之華等反映，稅費改革後，“三提五統”少了，農業稅卻增加了，農民種地仍無利可圖。

    肖安民、肖春明、肖春輝等農民反映，現在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隱性負擔加重，二是部門收費加重。地坪村村委會主任肖新健説，鎮裏核定農田産量時按每畝900多公斤，每公斤作價1.1元。可實際每畝産量只有650公斤，每公斤價格只有0.8元。按7%的稅率計算，每畝多收32.9元，全村每年就要多交3萬多元。

    稅費改革後，湖北各地特別是大別山區農民負擔大幅度降低。為了維持正常運轉，一些涉農收費開始抬頭。羅田縣地坪村嚴玉章開辦一個小賣部，本錢不足1000元，一年上交的各項稅費近2000元。英山縣農民家裏一輛小小的“麻木”三輪車，一年要交8項1000多元的稅費。蘄春、英山等縣還對農民建私房徵費。今年3月開始，蘄春縣進行排查清退後發現，全縣向農民違規收取的各種費用達1000多萬元。農民感嘆：種不起田、養不起豬、做不起生意、蓋不起屋。

    收空的“家底”積攢難

    根據肖安民的“家賬”，對比羅田縣農村經濟管理局提供的每人平均純收入，可以清楚地看出，1991年到2000年間，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凈增長1575元，增加了6.73倍。而同期農民負擔凈增513.65元，增加了8.71倍，如果減去每人平均純收入中的水分，負擔增長更加驚人。

    地坪村毗鄰大別山主峰天堂寨，全村2100多人，水田加旱地只有1340畝，由於人多地少，有相當農戶沒有完全擺脫貧困。2000年和2001年，地坪村分配下來的稅費任務都在30萬元以上，2002年稅費改革後，下達的稅費任務仍有14萬多元。由於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嚴重制約了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

    地坪村村委會主任肖新健告訴記者，稅費改革前，鎮裏每年都要求村裏在6月30日前結清全年的稅費。為了完成任務，只好鏟谷、牽豬、貸款、叫法庭起訴。結果稅費雖然收齊了，卻收垮了集體積累，“收空”了農民“家底”，收壞了幹群關係。

    2001年，地坪村遇到特大旱災，僅16組農民就有11畝地顆粒無收。農民的災荒未過，鎮“工作隊”就開進村裏清欠清收。11月6日，在胡家衝村民小組，“工作隊”讓胡勝朋、胡哲明等9位農民貸款5062.87元交稅費。這一天，清收工作隊還牽走農民胡叢思和胡正江家的小豬作價變賣。農民反映，徵收稅費時鏟谷、拿肉、牽豬是家常便飯。

    據河鋪鎮經管站審計，到2002年12月底，地坪村共負外債26萬多元。農民反映，在責任制初期，村裏還有存糧50萬公斤，固定資産100多萬元，存款200多萬元，一個蠶桑廠，一個農科所，一個豬場，現在全賣光了。為了交稅費，這兩年村裏先後拍賣了電鋸房、油坊、繭站、倉房。由於欠債難還，村委會已被告上法庭好幾次。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指出，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顧，違規收費，是長期以來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稅費改革前如此，稅費改革後亦如此。當前農村工作中，不缺好政策，就缺不折不扣把政策落到實處的監督機制。（江時強 張軍）

    《北京青年報》 200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