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稅代徵點
記者近日在湖北省大別山區採訪,在農民肖安民家發現一本完整記錄了13年各項負擔的“家賬”。從這本“家賬”中可以看出,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呈逐年加重趨勢。為了交齊稅費,一些農民不得不借款交稅、貸款交費,農民對負擔的承受能力接近臨界狀態。而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大幅下降,生産熱情有所回升。但卡外負擔和各種涉農收費項目仍然禁而不止,農村減負工作仍任重道遠。
農民感嘆種不起田
肖安民是羅田縣河鋪鎮地坪村15組人,10多年來,家裏一直按3個農業人口交納各種稅費。1991年,肖安民家實際上交的各項稅費僅66.65元,到了2000年,猛增到580.3元。10年之間,家裏的實際負擔總額凈增513.65元。去年實行稅費改革後,肖安民家實際交納的稅費總額減少到226.13元,今年只有179.81元。老肖感嘆:過去年年喊減負年年加碼,連漲了11年,現在終於開始往下降了。
肖安民家有水田1畝多。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人工、牛工、肥料、農藥各項投入一年要600元,産的糧食最多賣1000多元,除去口糧,凈收入微乎其微,這樣重的稅費農民哪承受得起。
1991年,肖安民家上交的農業稅為19.70元,到2001年,農業稅也只有46.5元,最高時也沒有突破52元。稅費改革後,他家上交的農業稅漲到102.86元。倒是特産稅減了不少,原來最多要交95元,現在降到46.98元。地坪村農民肖春明、肖邦民、肖之華等反映,稅費改革後,“三提五統”少了,農業稅卻增加了,農民種地仍無利可圖。
肖安民、肖春明、肖春輝等農民反映,現在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隱性負擔加重,二是部門收費加重。地坪村村委會主任肖新健説,鎮裏核定農田産量時按每畝900多公斤,每公斤作價1.1元。可實際每畝産量只有650公斤,每公斤價格只有0.8元。按7%的稅率計算,每畝多收32.9元,全村每年就要多交3萬多元。
稅費改革後,湖北各地特別是大別山區農民負擔大幅度降低。為了維持正常運轉,一些涉農收費開始抬頭。羅田縣地坪村嚴玉章開辦一個小賣部,本錢不足1000元,一年上交的各項稅費近2000元。英山縣農民家裏一輛小小的“麻木”三輪車,一年要交8項1000多元的稅費。蘄春、英山等縣還對農民建私房徵費。今年3月開始,蘄春縣進行排查清退後發現,全縣向農民違規收取的各種費用達1000多萬元。農民感嘆:種不起田、養不起豬、做不起生意、蓋不起屋。
收空的“家底”積攢難
根據肖安民的“家賬”,對比羅田縣農村經濟管理局提供的每人平均純收入,可以清楚地看出,1991年到2000年間,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凈增長1575元,增加了6.73倍。而同期農民負擔凈增513.65元,增加了8.71倍,如果減去每人平均純收入中的水分,負擔增長更加驚人。
地坪村毗鄰大別山主峰天堂寨,全村2100多人,水田加旱地只有1340畝,由於人多地少,有相當農戶沒有完全擺脫貧困。2000年和2001年,地坪村分配下來的稅費任務都在30萬元以上,2002年稅費改革後,下達的稅費任務仍有14萬多元。由於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嚴重制約了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
地坪村村委會主任肖新健告訴記者,稅費改革前,鎮裏每年都要求村裏在6月30日前結清全年的稅費。為了完成任務,只好鏟谷、牽豬、貸款、叫法庭起訴。結果稅費雖然收齊了,卻收垮了集體積累,“收空”了農民“家底”,收壞了幹群關係。
2001年,地坪村遇到特大旱災,僅16組農民就有11畝地顆粒無收。農民的災荒未過,鎮“工作隊”就開進村裏清欠清收。11月6日,在胡家衝村民小組,“工作隊”讓胡勝朋、胡哲明等9位農民貸款5062.87元交稅費。這一天,清收工作隊還牽走農民胡叢思和胡正江家的小豬作價變賣。農民反映,徵收稅費時鏟谷、拿肉、牽豬是家常便飯。
據河鋪鎮經管站審計,到2002年12月底,地坪村共負外債26萬多元。農民反映,在責任制初期,村裏還有存糧50萬公斤,固定資産100多萬元,存款200多萬元,一個蠶桑廠,一個農科所,一個豬場,現在全賣光了。為了交稅費,這兩年村裏先後拍賣了電鋸房、油坊、繭站、倉房。由於欠債難還,村委會已被告上法庭好幾次。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指出,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顧,違規收費,是長期以來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稅費改革前如此,稅費改革後亦如此。當前農村工作中,不缺好政策,就缺不折不扣把政策落到實處的監督機制。(江時強 張軍)
《北京青年報》 200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