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需不足成為瓶頸

    記者：朱鎔基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擴大內需列為本年度八大重點工作內容之首，去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今年工作要點時，同樣強調了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志寧：現在，人們花不花錢，成了中國經濟能否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舉足輕重的籌碼。據報道，全國庫存積壓商品已達3萬多億元人民幣，國內86％的商品供過於求。市場銷售疲軟無力，隨之大量企業“資本”週轉不靈，造成對“經濟增長率”的刺激力不足。另外，我國出口總額約佔GDP的20％左右，已經成為“出口經濟依賴性”較強的國家，由於世界經濟增速減緩，有些國家甚至負增長，外需既然有了難處，內需便成關鍵，“內需不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瓶頸”。

    記者：據估計，中國民間其實藏著近10萬億元的“百姓金融資産”，而擴大內需所需資金不及其中的3/10，為何拉動內需如此困難？

    李志寧：近10萬億元的賬是這樣算出來的：到2001年底，銀行居民儲蓄是7.2萬億元，美元儲蓄是811億，再加上老百姓手中的1萬多億元現金。

    有的經濟學家説，把這筆居民儲蓄引到“投資領域”，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是別忘了，這些錢並不全都是“廣大老百姓”的，按前幾年的説法，銀行的存款約80％在20％的人手中，這樣一算，80％的老百姓每人平均擁有的不過是1200多塊錢。

    老百姓不敢花錢

    記者：您的意思是老百姓不敢花手中的這些錢？

    李志寧：我們再來看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據2001年上半年的統計，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4707元（其中國有單位4824元，集體單位3037元，其他單位5466元）每人平均月收入785元，去年全國城鎮在崗職工11030萬人，而城鎮人口接近4億人，要靠這866億元養活，按每人每天伙食費5元，1個月就只剩下60元用作他途，這樣的收入狀況，即使“敢花錢”，又能花出什麼花樣來呢？

    記者：近兩年國家漲了3次工資，情況是不是發生了一些變化？

    李志寧：僅去年國家財政拿出700多億元為4500多萬人漲工資，每人平均每月增加了不過100多元，即使這700多億元統統都流向了消費品市場，對於解決幾萬億元的商品積壓，也無異於“杯水車薪”。當然我這裡説的主要數據反映的都是城鎮居民消費的問題，農村居民的生活水準比城鎮低得多。

    記者：按您的説法，號召“花錢”以刺激內需之事，看來80％以上的城鎮居民是指望不上了，還有沒有別的指望？或許可以把擴大內需的希望寄託在20％的人身上？

    20％是富人沒有根據

    李志寧：如果我們把這20％的人稱為富人肯定是不準確的，首先中國到底有多少有錢人？關於中國富人的人數，最高的説法為8000萬人，最低的也有2000萬人之多，但在我看來兩種數字都很可疑，8000萬人幾乎是一個較大國家的人口數，外國商人聽了尤其會振奮，這樣他們的高檔産品在中國就會有巨大的購買力。但以我的標準50萬元存款算，8000萬乘以50萬，答案為40萬億元，相當於全國4年多的GDP，全國人民得4年多不吃不喝，顯然沒有這麼多，2000萬的數目也太大。去年“兩會”期間報紙上曾經披露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説中國45％的社會財富為1％的人所佔有！我不明白，既然如此，為什麼經濟學家們還在説我國的“産權”問題沒有解決呢？富人佔1％是多少？1300萬。如果其中包括富人的家屬我看還差不多。中國大約有400萬真正腰纏萬貫的人，我感覺差不多，因為目前中國擁有汽車（家用小轎車）的人數也大致如此。

    記者：四五百萬富人能否成為拉動內需的主力？

    李志寧：他們可能佔有5萬億－7萬億元的所謂“百姓金融資産”，但他們不可能消費掉這麼多，他們不會像大多數老百姓那樣為“生計”而存錢，他們也根本不會把過剩彩電、冰箱等積壓商品消費掉，除了買汽車、洋房，他們對國外需求是個福音。有報道説2000年有1000萬人出國遊，還預計2005年將會有5000萬中國人出國一遊，那些出國旅遊者的大部分錢卻是對“外需”做了貢獻，中國人自己只掙了個面子而已。以出國旅遊每人平均花2萬元計算，5000萬人的總消費量就是1萬億元！這些錢主要成全了外國廠商的“外需”，而不是中國的“內需”。

    擴大內需要加大保障

    記者：您認為國家在“擴大內需”上存在什麼問題？

    李志寧：在西方經濟學裏，“需求”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購買願望，二是購買能力，缺一不可。國外使用工資能買房、買車和出國旅遊。除了工資高外，整個的社會保障體系很健全。而國內工資只有國外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如果必須從別的地方“來錢”，或者灰色、甚至黑色，這種擴大“內需”的方式是需要認真考慮的。

    另外，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也是限制“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應當引起嚴重關注。阿根廷騷亂的教訓，有人認為是“償還外債的能力不足”，有人認為是“金融體系”有問題，聯繫匯率制限制了比索。我認為都沒有打中要害。這種騷亂的根源就是貧富問題。許多搶東西的人手裏拿的是吃的食品或日常用的小商品，沒有“貧困”在其中作祟是不可能的。類似的騷亂最深的根源和最直接的起因，往往都在於貧窮和分配不公。國際債務要直接影響到普通百姓頭上，還有一段距離。貧困是可怕的，國家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雖然取得了較大進步，但問題還不少。據《半月談》報道，中國目前有城市貧困人口1500萬，至2001年8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僅覆蓋604萬人，我們還不知道這“保障”究竟是多少錢。雖然“失業救濟”也能轉化為“擴大內需”，但這是我國經濟學家們從不喜歡考慮的問題。

    質疑“持幣待購”提法

    記者：您認為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忽略了哪些問題？

    李志寧：有些經濟學家的提法都有問題，如“持幣待購”應該是新聞記者的語言，經濟學家們應該回答人們究竟“持多少幣”？將會“購多少”？必須有數量分析，不應該含糊其辭。對“擴大內需”，凱恩斯認為，如果錢給了那些窮人，窮人們就會把它們花掉，從而擴大了總需求；如果錢給了那些富人，富人就會把它們儲蓄起來，從而降低了社會總需求。而國內許多經濟學者説，凱恩斯認為“消費”推動了總需求，同時“投資”也推動了總需求。所以，只要擴大投資，一樣能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也就是説把居民儲蓄等通過降息等手段吸引到“投資領域”，也可以擴大內需，我認為這只是只見其一，未見其二。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現今“居民儲蓄”的意義對居民具有“生存”的意義，老百姓必須靠儲蓄來解決“生存問題”，那是輕易動不得的，否則生病、孩子教育和住房問題都隨時會成為家庭災難，所以每人平均數量很少的居民儲蓄，是不會輕易被“降息”等措施牽引動的。第二，如果居民儲蓄真的被引到了“投資領域”，混亂的投資市場可能會使破産的股民鋌而走險；如果大量的居民儲蓄被“投資”了，又出現了新的企業活動，生産出了更多的本來就“內需不足”的商品，“內需”豈不更要加倍地“不足”了嗎？（蘇利川）

    《京華時報》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