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長期以來以舊城為單一中心、以改造舊城為主導方向發展城市，形成了新區包圍舊城、同心同軸向外蔓延的“單中心＋環線”生長模式，這被建築學界形象地稱為“攤大餅”。面對這塊“大餅”越攤越大、越攤越沉，並可能在未來城市大發展時期急劇膨脹的狀況，專家學者提出了警告。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顧問鄭孝燮對記者説，北京目前的“大城市病”已值得高度重視，集中表現在城市容量超飽和、超負荷，以交通、環境問題最為突出。北京的機動車比國外許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擁擠；二環以內的中心區，建築密度太高，登景山往下看，五六十年代還是一片綠海，可現在是綠少樓多，離我們想像的花園城市差得太遠。

    北京市區以分散集團式佈局，即由一個以舊城為核心的中央大團，與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莊等１０個邊緣集團組成市區，各集團之間，由綠化帶相隔，並形成了以舊城為單中心、向外建設環線擴展的城市發展模式。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這種規劃佈局下，北京市區建成區擴大了４．９倍，市區人口增加了近４倍。

    作為全市單一的中心，北京舊城長期承擔著商業、辦公、旅遊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築不斷涌入，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北京市中心區出現了嚴重的交通擁堵，北京市即著手建設城市環路，提出“打通兩廂，緩解中央”的口號，期望通過快速環路的建設，吸引中心區的交通，緩解其壓力。現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環、三環、四環城市快速路，五環、六環路的建設也已開始進行，但中心區的緊張狀況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統計，現在北京城區４００多個主幹道路口，嚴重擁堵的有９９個。由於道路擁堵，行駛在三環路的３００路公共汽車，正常行駛一圈應是１１０－１２０分鐘，而現在經常要花１６０分鐘。在寬街、北新橋、新街口等通往中心區的路段，由於擁堵嚴重，經常出現走路比乘車速度快的怪現象。

    與交通擁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區環境品質的惡化。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學術顧問李康對記者説，大氣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問題。七五期間，北京市三環路以內的汽車尾氣對大氣污染的貢獻率為３０％多，現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雖與鍋爐等其他污染源減少有關，但汽車尾氣污染的增長趨勢是明顯的。這表明，北京市中心區的交通已相當繁重。作為一個單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區一直高強度開發，高層建築不斷增多，阻礙大氣流通，導致局部大氣惡化，污染物濃度增高，危害健康。

    中心區緣何越“疏”越密

    北京市中心區現已集中了全市５０％以上的商業與交通，而目前市中心各區均在加快商業性改造的步伐。東城區大規模發展王府井商業區，並提出建設北京“中央商業區”、“現代化中心城區”的口號；西城區則在加速建設金融街，同時還要把西單商業區發展到１５０萬平方米的建築規模；崇文區大力推進崇文門外商業街的建設；宣武區也在加快建設以菜市口為中心的商業區。大量的衚同、四合院，正在被大量的大型建築物取代，中心區的“聚焦”作用越來越強，其承受的人口、就業、交通等方面的負擔也越來越重。

    疏解中心區的人口壓力，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設的一個主導方向。１９９３年經國務院批復的城市總體規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改變人口過於集中在市區的狀況，大力向新區和衛星城疏散人口。可是，這項規劃提出的目標與執行的結果，出現不如人意的反差，由於城市的就業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區，人口疏散很難取得成效。相反，由於規劃是以改造與發展中心區為導向，大量房地産項目涌入舊城，使市中心區的建築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也越來越高。

    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吳良鏞認為，導致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單中心＋環線”的城市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在城市不大時是適用的，但是城市越大，這種模式就會使中心區聚焦作用越來越強，負擔越來越重，從而出現交通、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北京與１２個同等規模的世界首都比較，用地是最密集的，每人平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１４６９４人，遠遠高於紐約的８８１１人、倫敦的４５５４人、巴黎的８０７１人。北京的這種過度擁擠的狀況，已不適應未來發展要求。

    目前北京的這種單中心的城市發展模式，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由蘇聯專家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幫助確定的，蘇聯專家在指導北京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向四週輻射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已顯現弊端。為解決城市功能過於複雜而帶來的交通、生活等問題，莫斯科從２０世紀６０年起開始制定新規劃，把原有的單中心結構改成多中心結構，並將連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綠帶滲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這種轉變，被稱為世界各大城市中規劃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設卻還在沿著當初蘇聯專家幫助確定的單中心模式發展。

    住宅郊區化無序蔓延使城市問題雪上加霜，與市中心不斷“聚焦”相對應的是住宅的郊區化無序蔓延。

    北京市區的“中央大團”集中了行政、商務、商業、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業功能，“邊緣集團”則以居住為主要功能；而在離城市更遠的郊區，又規劃有良鄉、大興、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區向外輻射的衛星城鎮，它們現已開始為市中心區負擔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區建設的望京居住區，規劃人口將達２５至３０萬；在遠郊區建設的回龍觀居住區，規劃人口將達３０萬。它們的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一個城市，但它們的功能只以居住為主。為了就業，居民們必須早晚擁擠在往返于城郊之間的交通之中。

    據記者對城區交通流量的觀察，每天上班，進城的交通量要遠遠大於出城的交通量；下班時則相反。在如此鐘擺式的流動中，許多市民都要花很長時間往返于家庭與單位之間，生活與就業成本難以降低，並使道路、公交等設施超負荷運轉。

    與此同時，這樣的住宅郊區化發展模式，又對市中心區的人口疏散産生消極影響。因為，缺乏就業功能的郊區，很難吸引市區的居民，從而導致中心區建設與郊區發展相互牽制的“兩難”。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王東認為，從環境容量著眼，北京市區“攤大餅”式的蔓延發展已不能繼續。北京規劃市區１０４０平方公里，在其範圍內，比較合理的分配是：建設用地６１４平方公里，其餘４２６平方公里是保證市區有良好生態環境的綠色空間。經專家論證，北京市區人口規模以６４５萬人為宜，人口過量增長會加劇資源的緊張。

    首先是水資源緊張。北京是嚴重缺水的城市，每人平均水資源量僅３４２立方米，大大低於全國每人平均２５１７立方米的水準。北京可用水資源為年均４２至４７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２２億立方米，地下水２０至２５億立方米，在市區周圍約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區，因常年超量開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區，水資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資源緊張。全市耕地減少，農業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已從１９５２年的０．２３公頃下降到０．１０公頃，市區的有限土地資源也將制約市區發展的規模。

    此外，生態環境、交通設施、能源等都對城市發展規模産生制約的作用。

    值得高度重視的是，北京經過５０年的建設，到１９９９年，市區建成區面積已達到４９０．１平方公里，市區人口達到６１１．２萬人，其中人口規模已接近市區的環境容量。這表明，北京市區已不能再無限制地膨脹下去了。

    費而不惠的舊城改造模式

    北京舊城是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是我國古代建築藝術與城市規劃的集大成者，匯集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産。為保護古都風貌，北京市制定了市區建築高度控制方案，並在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整體保護舊城的原則，但執行情況不甚理想。一批突破規劃限高的新建築已形成對故宮的壓迫之勢，大量歷史街區僅被當作房地産開發的地皮處理，已使北京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面對嚴峻形勢，引起海內外輿論的關注。

    城市建設專家們指出，北京舊城方圓６２平方公里，僅佔規劃市區１０４０平方公里的５．９％，是完全有條件保護好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北京市長期以來執行的是改造舊城的方針，許多新建設進入舊城區，導致新舊城市的重疊，加劇了保護與發展的兩難。

    城市發展以改造與重建為主導方向，還使經濟與社會成本難以降低。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專家向記者指出，大規模改造已成為北京城市建設的一大顯著特徵。目前，北京市的一些重點項目均安排在建成區內進行，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城市功能的調整與完善，但從長遠著眼，一些深層次矛盾已值得關注。北京市的商務中心區選擇在緊臨市中心的大北窯地區建設，雖然促進了工廠的外遷，但可能使這一地區及市中心區本已不堪重負的交通與人口壓力更為嚴重，並引發大量拆遷，抬高建設成本；中關村西區與科學城的建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大量房地産項目擠入原已較為完善的文教區內建設，加劇了這一地區的城市壓力，並引發中關村人口的大遷移。

    “剃光頭”式的大拆大建，經濟成本居高不下，並使原有社會結構解體，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隨著北京舊城改造步伐的加快，城市拆遷矛盾趨於嚴重，一些城區屢次發生集團訴訟及陳情事件。這表明，大規模改造模式亟待重新審視。

    專家們認為，面對舉辦奧運會及加入世貿所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決策部門應及時對上述問題進行省思並提出對策，因為這關係到北京市能否以最有效的方式實現為舉辦奧運會而在交通、環境、文化保護等方面作出的國際承諾，關係到北京市的大發展能否解決而不是增加已有的城市問題，關係到北京市能否充分把握來之不易的發展良機。（王軍　劉江）

    《瞭望新聞週刊》200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