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華文電視傳播在全球因資訊化而時空縮短、多元文化碰撞交流加劇的當今世界，所承擔的傳播民族大文化的歷史任務，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而重要。這裡討論的華文電視，指的是包含我們國內的對外電視、特別是衛星電視，和海外華文電視視為一體的華文傳播形態。
在現今國際交往、地區間交流日益密切的世紀大時空裏，各種民族文化以電視為載體發生種種碰撞和交流，已經是若干發達國家的電視文化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的電視文化相交相遇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世紀之交的國際社會，在“全球化”聲浪日益高漲之時，政經、文化領域不少語詞卻正延續、衍生著日益嚴重的歧義現象。這不僅存在於英語和拉丁語、斯拉伕語及阿拉伯語之間，甚至存在於同一民族語言的不同地區用語裏。中國的大陸和台灣之間，對於國家、民族、統一等本來十分清楚確定的語義，偏也存在著由少數人蓄意攪渾而在局部地區漸生混亂。最典型的恰恰要數對“全球化”語義的解讀了。從今年西方七國首腦“全球化”主題峰會期間爆發空前規模的跨國民眾激烈示威和警民暴力衝突，人們應能深長況味，這一口號衍生的不同語義、理念相左相剋到何種地步。個別最富國將全球資訊經濟帶來的短縮時空的變化，毫不懷疑地看成是讓自己在商貿、文化均居於世界統治地位；相當多的次發達和發展中國家民眾則視全球化為對本國經濟和民眾利益的大規模入侵。
大多數中國人對“全球化”的理解，實際上不同於上述兩極分化的語義理念。迄今為止我們大多著重肯定現代知識經濟全球發展的大趨勢，及其所蘊含的開放交流、消除壁壘公平競爭的涵義。隨著我們在經貿、政治、科技、文化諸多領域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現在我們應能更鮮明地體會到，全球化本身就是個包含著互不相同、甚至是劇烈對抗的各種傾向的概念。在存在著均一、統合、中心化與差異、分化、脫中心化等諸多矛盾對立要素的全球化綜合概念裏，我們無疑更強調多元、並存和共同發展，而並不茍同於消泯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獨立特性，以及無視發展中、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人民利益，表面強制拉平、實質上加劇貧富懸殊的所謂“全球化戰略”。我們已經領略過美國歷史學家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表露的不能接納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共存的偏執的歐美中心論、以至伸展為全球霸權主義的理念。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這一理念只能使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更加惡性發展，導致全球重陷冷戰、恐怖和互相殘殺的大災難之中。
華文電視雖已基本覆蓋從北美、東南亞到大洋州、東亞和歐洲、西亞的部分地區，而和英語電視及其他所在國家地區通用語電視相比，還大多屬於少數族裔語言的電視傳播，媒體資源甚少，由其傳載的華文文化形象影響尚較有限。台灣地區電視媒體在北美開設中英文兼播較早，有些節目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所體現，惜其不少節目難見中華文明整體形象，有一些則對中華文化和民族國家作分裂破碎的解讀。
回顧海外華文媒體發展進程可以發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歐亞美澳各地的華人華裔正以比過去更大的熱情，創辦或支援興辦華語電視等新傳媒，到世紀之交為盛，要求形成和華人在當地的經濟、科技、文化教育活動相適應的現代媒體傳播網路，。實際上各所在國的政策也在發生著變化，從發展的觀點看，西方國家的有關專家對待華文媒體（及各外語媒體）的態度，也從以前的排斥限制或希望借此 “由老文化傳統中培養新忠誠”（20世紀2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派克語），逐漸發展為以允許存在來取得促使移民少數族裔（華人）融入本國社會的效果，進一步則如加、澳承認多元文化政策為國策。各民族平等和睦相處交融，歷來是華夏文化追求的理想國；而歷史事實證明，只有各族裔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平等，才能達此目的。在我們看來，濃縮著中華文化內涵的華文電視，正應當成為多元文化現代社會的重要溝通橋梁和紐帶。
當著中華民族以走向大開放、大發展、大統一的態勢出現在世界舞臺上之時，我們的電視傳播、特別是大文化類電視節目，應該更自覺地面對海外華語受眾為主的地區，包括海外華人聚居的東南亞以及北美東亞歐澳各地，滿足受眾需求，發揮積極作用，在促進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傳播，融匯發展中迎接挑戰。
二
華文電視的文化新視野，基點在於對待民族社會文化現象的新視角，對現代民族生活和歷史遺存中傳統精神的文化觀照。
體現著一種民族大文化內涵的，決不僅僅是既有的傳統技藝、掌故風情。中華民族各種社群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習俗形態，各種人物和事件中，無不蘊含著文化的積澱。而由歷史承續而來的文化傳統又不可避免地要和現實的社會因素相撞、交錯和整合，呈現出色彩紛繁的現代文化現象，這些無疑更為海外華人和各國觀眾所關注。
海外華人的眾多社群，在穿越歷史和現代的多種層次的進程中，也必然會出現從鄉土文化傳統到市民文化、都市文化的遞嬗裂變。以前華人華裔在世界各地的居住生活，更多地處於散居新鄉土和被迫飄流的邊緣村狀態，在中華文化的祖國母體尚未足夠強盛並跨向現代化之時，各種歷史條件難以支援辦成持久發展的有力的現代媒體。而今前述根本不同的情況，反映出華人華僑的海外生存狀態正經歷著歷史性的變化，不少人群或已融入所在國中心都市生活，相當一部分人逐漸以現代通訊、媒體網路為路橋，一改以往那種散居墾殖新土的移民村落和邊緣形態，進入不斷更新的“跨疆界都市”型狀態。而兼具形象直觀可感和遠端實時傳播功能的電視傳媒，在跨民族跨國界的大眾傳播中，自然成為最強有力的工具。
作為現代傳媒的華文電視，它的文化話語要從包容廣大的意義上體現傳統文化，就要從新的視野、新的穿透力來驗析和觀照中華文明的希望所在。應該説，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縱貫古今的文化傳統脈胳才是表現民族文化的最有生命力的內容。
像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近期推出《記憶》系列中的部分片子，（如1936. 梁思成等），每每表現出對貫穿現當代以至近代歷史的文化精神的關注。八九十年代較有影響的系列片《長江》、《話説運河》和《望長城》中的一些篇章，表面上不直接講傳統文化，實際上卻從各地民情及一些有特色的人和事裏，生動地觸摸到民族文化傳統，給人至為鮮活的印象。
從一些作品的成功中可以看出，對於歷史的傳統的文化遺存和文化現象，要以當今的時代視角去審視和驗析提煉其實質精神，下一番尋訪體察和提煉的前期功夫，融匯貫通文化素材和生活素材，使深具人文學科內涵的素材，更多地作為一種民族文化承續的體現，進入我們所説的華文文化電視傳播之中。
三
突破中外文化節目既定河界，以世界文明、比較文化的新思路表現中華文化的豐富內容，是華文電視拓展延伸的重要契機。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以前常忽略的一種情況：港澳臺地區長期以來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和外國文化碰撞交錯甚多的組合部，那裏的人們既對中華文化的傳播有著強烈的需求和回應，而從其中滋生或派生出的一些文化形態卻明顯地帶著混合或雜揉的特徵。尤其表現在一些流行劇藝和娛樂節目，不時以莫名的雜色一波又一波地衝擊著華文電視。在港澳回歸之後，台灣地區由於某些人為的政治原因，情況顯得更加複雜迷離。而在廣大海外華人、華裔生活的多民族社會裏，多元文化更是一種最普遍的或是主導性的文化現象。因此，固然可能以引人注目，在長期廣泛的節目傳播中，要使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廣大受眾能夠持久深入地浸潤中華大文化精神，既需要特色鮮明、本味純正的民族文化，又需要在一些生動的比較中去領略和體認、認同於其博大精深之所在。
世紀之交，中國電視已經努力表現出立足世界文化來觀照、弘揚中華文化，換言之，文化的開放帶來了開放式的華文電視。
鳳凰衛視在世紀之交推出的歐亞世紀行，由主持人和著名文化學者尋訪歐亞三大古文明發祥地，而後回到中國西部，一路均以文化觀照來追述敘説，處處不乏明晰的比較文化透析。只可惜此行對所到國華人今昔生活掃描不夠，以比較文化透視現代層面成了弱項，就影響了節目的力度。回顧90 年代中期《正大綜藝. 奇妙世界》有兩期改版節目，主持人將北京故宮、台北故宮的一些建築結構作了生動描繪之後，又以這種“中華意匠”的特點和澳大利亞首都公園中的“意匠”風格，從歷史淵源到現實狀況都作了形象的對比。編導、主持人的世界文化視野和比較文化觀點，使這些分散去看可能不以為奇的景觀驟然生輝。
對世界文明宏觀進程認識越深，傳播傳統文化必然越是自覺。值得説明的是，《正大綜藝》中的不少世界各地異域景觀，正是大陸和台灣的電視同行聯手合作的成果。一些從台灣走出來的華文媒體業者，頗具中華文化的使命感，弘揚華文確有成績。而島內外另一些人，近年來卻栖栖惶惶于“去中國化”的黑色漩渦之中，甚而至於數典忘祖，以“哈日”、“哈美”為能事，這對於海外華文電視已經有所影響，我們不能不予以嚴肅注意。
如前所述及，華語電視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電視文化，在當今世界中已經日益面臨發達國家電視文化的壓力和挑戰——即使筆者不同意關於發展中國家完全處於發達國家的“後殖民主義”文化語境的論點，我還是要承認在國際大時空中我們確實面對強勢電視文化語境的壓力。然而我認為，對此恰恰不應消極規避，一方面我們要保護和推進華語電視文化傳播，另一方面，正應當在相容比較中顯示出華語文化傳播的生命力，又並不排斥那些具有世界傳播價值的外來文化，而能促進各民族文化在電視傳播裏均衡、互補和融匯發展。惟此，我們才能有效有力地爭取境外的廣大華語受眾和非華語受眾。
循此思路，我們要能具備一種世界文明的視野、比較文化的觀點，就可能組織起包容著豐富民族文化內涵，又有生動鮮明形式的華語文化節目和新聞文化節目。推而廣之，在今天亟待我們去覆蓋、去耕耘的海外電視傳播原野裏，這應當是代表著一種大的方向，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威廉 奧格爾的這一觀點，在當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傳播發展的大背景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那種比較隔絕的文化變遷得非常緩慢，簡直與停滯無異，而與其他的文化相接觸，文化的發展就會非常迅速，傳播成為民族文化發展的源泉是非常普遍的。”
人民網 2001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