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被看作是中國經濟的最大發展紅利和增長引擎。然而，經過此前30多年的城鎮化，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城鄉矛盾突出、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需求拉動不足等諸多難題。專家認為，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成為了必然的選擇，以轉變過去低成本擴張的“半城鎮化”發展模式，為中國經濟創造新的增長源泉。
　　“半城鎮化”模式困境重重
　　今年春節後，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再現“用工荒”，用工成本不斷上升，這已經成為近年來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以來絕對數量第一次出現下降。
　　城鎮化所創造的“人口紅利”，這一過去30多年來支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正在逐步消失。較早提出中國面臨“劉易斯拐點”的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2003至2011年期間，農民工工資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12%，並且呈現逐年加速的趨勢，這個增長速度符合中國經濟到達劉易斯轉捩點的預期。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城鎮化”長期滯後，1.6億外出農民工進入城市卻沒有獲得市民身份，勞動力流動和聚集的潛力日益受到制約，被形容為“半城鎮化”。
　　蔡昉認為，沒有城市戶籍、未能均等地獲得相應基本公共服務的農民工，已經是城鎮就業的主體。作為勞動力供給主體的農民工，尚未能夠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一旦撤離勞動力市場，必然給中國經濟整體帶來風險，甚至誘發社會風險。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一些企業用工短期化、功利化傾向加重，對勞動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缺少長期的人力資源規劃和儲備，缺乏人文關懷；年輕員工沒有正常的向上流動渠道，對自身未來發展充滿不確定性，職工對企業也缺乏必要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大量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這樣的城鎮化是一種“半城鎮化”。大規模農民工週期性“鐘擺式”和“候鳥型”流動，造成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三留守”人口的巨大的社會代價。
　　“目前工業化快於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的模式會導致發展失衡，帶來突出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研究員魏際剛認為，土地、能源資源的不可持續性、城市發展缺乏包容性，會增加社會發展的不穩定性、增加産業發展的成本、加劇産業發展不協調等，最終波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至國家工業化進程。
　　“半城鎮化”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而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正是“人的城鎮化”。雖然各地在當前加速推進城鎮化的階段，仍然存在著“重物輕人”的傾向，但新型城鎮化正逐漸成為社會各界共識。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此前表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品質，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産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
　　“新型城鎮化”是創新源泉
　　如果説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過去很大程度上依賴“土地紅利”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也將發生根本變化。分析人士認為，“人的城鎮化”通過人的聚集，實現知識的聚集，從而推動創新和提高生産率，這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蔡昉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國際經驗教訓表明，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後，迅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投入依賴型向生産率提高型轉變，核心是加快創新步伐，提高全要素生産率。而城市化産生的創意集聚效應和資源集約使用等優勢，無疑是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認為，城鎮與農村的區別在於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鎮中，可以産生多種效應，包括規模經濟效應、社會分工效應、節省交易成本、技術溢出效應、啟發和激發創新等。
　　通過推動“人的城鎮化”，作為重要生産要素的勞動力素質也將逐步提升。魏際剛認為，農民市民化有利於提升人力資源的總體素質和技能水準，優化城市人口結構。如新市民通過享受基本醫療保障服務提升健康素質，通過獲得教育和培訓機會提升技能，青年農村勞動力市民化使城市老齡化程度降低，這些為城市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創造重要的前提條件。
　　當然，城鎮化對於消費的拉動作用也是明顯的，這將加快我國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蔡昉認為，在農民工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城市市民之前，由於他們的終身收入流缺乏穩定性，其消費充滿了後顧之憂，並不能成為像城鎮居民一樣的正常消費者。可以預期的是，市民化必然會進一步增強農業轉移勞動力的收入穩定性，擴大其勞動參與率，收入增長也是自然而然的，這將大幅度地擴大居民消費需求。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預計，未來10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將再有2億農民進入城鎮，加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以每人平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産投資計算，也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從消費需求看，2011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比約為3.3：1，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合理轉入城鎮就業和生活，其收入與消費必然會明顯增加。
　　對於拉動投資的作用，辜勝阻分析稱，按照現有城鎮化速度，社會消費總水準可以從現在的10萬億級上升到20萬億級，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會維持20年。
　　遲福林認為，加快投資轉型，重點在於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使投資增長能夠反映人口城鎮化發展轉型與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觀趨勢。中國已進入公共産品短缺時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産品領域的投資上，將會起到多方面的積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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