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他的邏輯，下一個問題便是，那些信貸都去了哪？他在報告中指出：自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央行並不是信用的創造者，他們只是試圖抵消私營部門去杠桿和違約的影響罷了。所有的信貸增長均來自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
那麼，即便知道新興市場是信用創造的源頭又怎樣？為什麼要區分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的信用創造，它們會因為創造地不同而有別嗎？當然是不同的，King進一步解釋。
首先，後金融危機時代發達國家的信用創造顯示出了一些問題：因為信用創造大部分發生在金融市場裏，被鎖定在央行的身邊，並未進入更廣泛的貨幣系統，這與傳統上銀行發放貸款同時新增一筆貸款和存款的信用創造是不同的，例如現在發達國家央行釋放流動性的直接影響是導致資産價格通脹。但是，這樣的抵消作用遠不如廣泛的貨幣創造——首先是因為信貸需求大幅相愛將——未能促進投資增長，對經濟的乘數效應也更低。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截然相反的信用創造應該是毫不意外的：在這裡，貨幣創造以傳統的銀行仲介-貸款-存款模式發生，它的一個副作用是外匯儲備的積累刺激貨幣基數膨脹。
最重要的是，新興市場的貨幣創造，例如中國，促進了投資的增長，儘管這些錢很多最終都被投到了所謂的“鬼城”。但這也導致史無前例的商品過剩，還導致了許多人認為的世界上最危險的信貸泡沫，因為它們幾乎全部出現在企業的資産負債表上，而不良貸款則指數式增長。
好的一面是，至少在最初階段，新興市場的信貸乘數遠高於發達國家。
壞的一面是，新興市場信貸乘數帶來的刺激效應也在減退。
其結果是，新興市場信用創造不再推動經濟增長，反而像西方那樣，轉而推升資産價格通脹……例如房地産和股票市場。
2008年-2014年底，市場基本上就不受干擾地處於這種狀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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