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犁表示，北京的樣本數量在1500戶左右，“我們把北京的社區、居委會、村委會排序，隨機抽中30個，然後每個村委會居委會再抽中50戶，入戶調查，其中涵蓋了不同層次的小區。”

　　談到調查樣本問題，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畢向陽認為，“全國範圍的調查，樣本一般五六千就可以了”。在他看來，採取普查的話，民間團體做不到，其次，樣本量大小不是關鍵，關鍵是樣本是不是隨機抽取的。

　　在他看來22.4%的數據是比較準確的。畢向陽説，“涉及資産，樣本可能會有偏差，特別富的人，根據我們以前的經驗，不會真實反映房産情況，所以，現實中空置率可能更嚴重。”

　　22.4%的數據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學界尚未對空置房的標準給出一個統一的定義。按照甘犁的理解，空置房指的是兩類情況，一類是因一套房家庭外出務工等原因而無人居住的住房；一類是多套房家庭既未自住也無他人居住的住房。

　　“分子是全國空置住房，也是我們自己調查出來的數據，分母是全國的城鎮住房，這方面是根據國家公佈的數據。”甘犁認為，是有多套房的人拉高了住房空置率的數值，“入戶調查中，儘管沒有發現房叔房姐，但也遇到了一個家庭擁有14套房的情況。”

　　將“居民手中空著的房子”當分子的做法，董藩並不認同，他提出居民手中不住的空置房不應算進住房空置率裏，因為已經不屬於生産經營領域，屬於消費環節，如同一個人買了很多衣服但大多不穿，不能再將這些衣服視為服裝廠的庫存。“空置房這個概念完全是對開發企業而言的，指的是開發商竣工驗收沒有賣出去或者租出去的房子。”

　　他説，“一線城市擁有兩、三套房子的家庭很常見，有的需要把老人接過來住，有的是給孩子結婚用的，有的是剛裝修完晾著的。”

　　空置率能否作為調控房地産市場的宏觀數據

　　北京大學法學院房地産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也表示，“對空置率標準沒有統一的説法。”在他看來，從個人角度理解，比如有很多人在海南買房用於度假，買房的人沒有出售和出租的意圖，算在空置率裏面有什麼意義？從開發商的角度來算空置率，完成了1000套的開發，賣出去800套，那就有20%的空置率，企業就要控製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