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才”，是2020年底的熱詞。去年下半年以來，全國已有上海、天津、蘇州、青島等多個城市爭相在吸引人才方面下功夫。

去年底，廣州在原有引進人才入戶的渠道上，將“雙一流”建設高校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青年人才入戶條件放寬為參保即可入戶。同時，計劃新增新的差別化入戶渠道，只需大專或技校學歷、28周歲以下且繳納社保滿一年，就可在廣州7個非中心城區落戶。

面向“十四五”，加快發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被譽為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潛能，是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下新的“增長極”。

從更長的時間軸來看，人口流向從“孔雀東南飛”到往中西部回流，再到在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集聚和中西部回流並存。無論流向如何，人口往大城市靠攏是必然的趨勢。

從城市到都市圈、城市群，城市不斷吸引人口，通過促進人口等生産要素更為自由合理的流動，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結構性的活力。廣州等大城市不斷加快人口集聚的背後，實質上也是在搶佔都市圈時代的先機。

吸納人才提高城市競爭力

2020年，新一輪人才爭奪戰又拉開大幕。僅在去年12月，廣州、無錫、青島、福州、蘇州等至少5個城市發佈新政吸引人口落戶。而縱觀全年，上海、天津、重慶、杭州、蘇州、青島等10多個城市紛紛放開落戶限制。

從這些城市的落戶政策中可以發現，與之前相比，此輪“引才”浪潮，無論大中小城市，對爭奪人才的渴望程度越來越大，入戶門檻創“新低”，優惠政策創“新高”。

一方面，各地對學歷、年齡、社保等落戶限制越發寬鬆。如上海新增應屆本碩畢業生直接入戶的高校名單，降低留學歸國人員社保門檻；廣州制定差別化入戶公開徵求意見，只需滿足大專或技校學歷、社保滿一年、年齡28周歲及以下就能在7個非中心城區落戶；福州直接實施“零門檻”落戶，不設學歷、年齡、就業創業限制；蘇州則更進一步允許“租房落戶”，租賃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區公共戶落戶政策，經房屋所有權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戶，也可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區落戶。

另一方面，租房購房優惠、創業獎勵、一次性補貼等措施不僅成標配且力度和規模越來越大。如天津實施“海河英才”行動計劃，對頂尖人才可以採取“一人一策”方式給予支援，給予最高1000萬元科研經費資助和最高200萬元獎勵資助；杭州則增加了對高層次人才的補貼，最高甲級人才將按照“一人一議”的方式，購房補貼800萬元。

“省會城市乃至一線城市也加入‘搶人大戰’，説明這場‘戰爭’已經白熱化。在其背後，搶的是人口紅利，搶的是城市競爭力。”華南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諶新民認為，吸引人才特別是年輕人，是城市應對老齡化趨勢加劇、生育率下降的需要，也是實現經濟新舊動能切換的機遇。

“以廣州為例，一二三産業齊備，産業結構逐漸向高新技術産業、先進製造業、生産性服務業轉型、優化、升級，需要高端人才和技能人才支撐。週邊郊區的這種需求更強烈，此次差別化入戶正是順應了形勢發展需要。”他分析道。

新一輪“搶人”也透露出城市重新定義人口作用的信號。在諶新民看來，人才不是成本而是資本，人口流動的背後是資本的流動，隨人而來的是源源不斷的創新力、消費力和生命力，所以人口不僅自身帶來資本，同時也在吸引資本的流動，是城市長遠發展之道。

這也正是“搶人”大戰的邏輯，城市拼搶人才、人口，就是為了適應城市區域經濟競爭的需要，積累人才和人口基礎，促進産業結構轉型升級，積極擁抱新經濟、新消費，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

放寬落戶條件延續人口紅利

人是生産要素中最活躍的要素，城市的活力在人，未來也在人。“人”既是人才，也是人口。

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之一，廣州憑藉較快的發展速度、一線城市中最低的生活成本，保持人才穩定凈流入。2015年至2019年，廣州連續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長超過40萬人，累計流入222.54萬人。在恒大研究院和智聯招聘聯合推出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報告中，廣州在2019年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百強中排名第4。

即便自身具有強大的引才能力，廣州仍然在不斷放寬入戶門檻。在2020年末，廣州就發佈了兩個重磅消息。一是在原有引進人才入戶的渠道上，將“雙一流”建設高校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青年人才入戶條件放寬為參保即可入戶。二是計劃新增新的差別化入戶渠道，只需大專或技校學歷、28周歲以下且繳納社保滿一年，就可在廣州除了荔灣區、越秀區、天河區、海珠區4個主城區以外的7個城區落戶。

可以發現，落戶門檻的放寬，更多惠及的並不僅僅是高精尖人才，而是處於中層的人才。這表明，廣州既要“搶才”也要“留人”。

廣州“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健全來穗人員融合行動長效機制，完善積分制入戶政策，放寬週邊城區落戶條件，推進來穗常住人口市民化。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陸銘撰文指出，城市人口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將帶來勞動力逐步短缺的現象，放寬入戶門檻一方面維持著城市化的推進，延續人口紅利，讓城市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獲得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同時支撐投資和基建的有效轉化。

從産業結構的變化上，廣州服務業等第三産業佔比達70%。服務業需要大量的服務性人口，不管是正在徵求意見的差別化入戶，還是“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的推進來穗常住人口市民化，都有望帶來或者留住從事生産環節裏輔助性崗位以及生活服務業工作的低技能勞動者，形成互補的勞動力結構。

人們來到廣州成為市民，他們不僅將在這座城市工作，同樣也將在此生活。“他們是城市的生産者、創造者、消費者，既提升有效供給，也創造巨大需求，將不斷促進城市繁榮和經濟發展。尤其是在消費需求和結構上，人口落戶在週邊郊區將進一步推動需求側改革，用需求牽引供給，進一步打通堵點，補齊短板，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激發內需潛能。”諶新民表示，以往常説“人要跟著産業走”，但城市通過吸引高素質人才，同樣也能作為招商引資的優勢，吸引和支撐優質的産業落戶。

放鬆人口落戶門檻，為人口流動解綁，降低城市人口流入擋板。實際上也是城市發展理念的轉變，從行政手段干預轉向更充分發揮市場對生産要素的調配作用，促進人口等生産要素更為自由合理地流動，實現高效公平配置。

人口集聚為都市圈發展蓄力

我國已經進入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大時代。

當前的“引才”符合長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區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趨勢。按照經濟學原理，人口集聚通過規模效應、學習效應、溢出效應等，可以節省成本、提高勞動生産率，助力創新驅動。

去年5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公佈的《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提到，科學制定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發展規劃。其中，廣州要與佛山、肇慶、清遠、雲浮、韶關共建廣州大都市圈。

從最初的廣佛同城，到廣佛肇經濟圈、廣清一體化，再到如今的廣州都市圈，廣州的核心位置不斷加強，輻射範圍越來越廣。諶新民認為，進入都市圈時代，“大廣州”希望如大東京、大紐約等都市圈一樣逐步實現同城、融城，就要進一步解決人口流動的限制。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已經由1978年的1.72億人，增加到了8.48億人，城鎮化水準由17.9%提高到了60.6%，經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城鎮化進程。從國際經驗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人口遷移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在城市化中後期。

根據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報告指出：在美國，1950—2010年，500萬人以上的都會區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從12.2%增至24.6%，特別是在1970—2010年，500萬人以上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9.4個百分點；在日本，人口長期向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之後更是由向“三極”集轉机為向“一極”集中，2014年東京圈人口占比達28.3%；在南韓，首爾圈人口全國佔比從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縱觀我國城市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之間的關係，不難發現城市人口規模越大，經濟體量越大，而經濟體量越大，就越能夠吸引人口到來。

北京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和智聯招聘聯合發佈的《2020“引人才、促就業”中國城市大數據分析報告》提到，從城市群角度，同樣也顯示出求職人群流動的慣性傾向。求職人群主要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群內進行求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城市的新增求職者，42.47%來自於大灣區城市群內部。這也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在邁向世界級城市群的路上需要推動人流交往，尤其是進一步暢通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動。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暢通國內大迴圈的背景下，都市圈的協同也有了另一重産業鏈、供應鏈穩定的深意。

“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為城市群高品質發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規劃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加強都市的輻射力和帶動力，使周邊地區得到發展，是“十四五”時期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任務。打通和保障産業鏈和供應鏈，暢通經濟迴圈，變“大樹底下不長草”為“大樹底下好乘涼”。

在新發展格局下，都市圈是被視為下一輪增長的動力。人往城市走固然是規律，也是城鎮化的結果，而在吸納更多人口的背後，廣州正為在都市圈和城市群發揮核心引擎作用積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