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點和過去的多次“五年規劃”時間點都不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也相應提出了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未來五到十五年，我國經濟將主要在四個方面進行轉型。

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

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之前也提過，但是沒有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得這麼明確。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上特別提自主技術？我想其原因跟國際環境的變化高度相關。高科技方面我們一定要努力實現技術自主，特別是晶片領域，因為這是未來整個高科技産業的基礎之一。如果不能擺脫美國對我們的封鎖，我們的高科技不可能行穩致遠，這對我們是一個挑戰。

現在我們決心搞自主技術，但具體怎麼做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我們常講中國有體制優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的確在很多方面是一個優勢，比如防疫方面中國做得很好，就得益於我們的體制優勢。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説，在經濟層面上，並不是單靠政府集中力量就能把所有事情辦好。

在那些技術路線比較明確的産業中，國家把資金動員起來集中給一個或幾個企業去做是可能的。在多數創新領域，可能不是政府集中力量就能夠成功，因為不知道創新點在哪。我們要搞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一定要以企業為主，把創新交給企業，政府真正要做好的是保持市場競爭的公平。我國在這方面的地區差異比較大，比如深圳是很多新政策的試點城市，但如果讓深圳長期享受特殊政策優待，也不公平。我國有很多的開發區，但縣級、市級、省級、國家級，所享受的政策大不相同。比如上海的張江開發區是國家層面的，政策非常優惠，但蘇州是地級市，它的開發區沒有那麼高的行政層次，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優惠政策，這就造成了競爭的不公平。所以，我認為內迴圈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政府要把競爭場地抹平，讓大家公平競爭。

新型城鎮化

我國過去這些年城鎮化的力度非常大，現在有6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我國城鎮化有兩個問題：一是品質不高，二是集中度不夠。

城鎮化品質不高的一個體現是戶籍制度。我國城鎮化率62%，但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較低。當日本和南韓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與我國目前水準相當時，它們的城鎮化率已達到75%。並且，我國城鎮化率如果按戶籍人口來算，其實還不到45%。

我們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現有戶籍制度是發展道路上需要改革的一個難點。如何改革現有戶籍制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是不是把戶籍制度取消了就萬事大吉了？我認為這種想法也不對。美國雖然沒有戶籍制度，但仍然有居民制度，居民在一個州交滿三年的稅才能享受此州的福利，這事實上也是一種戶籍管理制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全面放開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但這個方案在實施過程中也有很大困難。所以，我們應該實行一個漸進的改革，我的建議是用居住證制度來代替戶籍制度。

另一個問題是人口集中度不夠。陸銘在《大國大城》中認為：我國大城市集中度還不夠，未來城鎮化會向少數區域集中，包括珠三角、長三角、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等，到2035年這些城市群可能會集中我國60%-70%的人口。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我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點，以及理解房價都會有幫助。

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問題涉及多個方面，一方面是城鄉一體化，另一方面是社保一體化。

關於城鄉一體化，如果去我國中西部的農村實地看看，就會感受到農村公共服務非常缺乏。鄉村振興關鍵在於提供公共品。舉例來説，我的老家在江西，不是很發達，但也不那麼差，我們村子百十號人，很多人家也開上了汽車，説明生活水準並不低。但是，那裏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各家各戶雖然也有所謂的抽水馬桶，但方法是在下面挖個大坑來排污。即使在相對富裕的長三角地區，很多農村住房裏也是同樣的解決辦法。

關於社保一體化，要應對老齡化趨勢。通常認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大挑戰是勞動力減少。然而我們做過計算，由於自動化和AI的迅速發展，未來30年裏自動化和AI替代的勞動力會遠遠超過因老齡化而下降的勞動力數量，所以勞動力的供給下降不是問題。還有很多人認為老齡化會降低需求，我們也做過計算，這也不是大問題。因為我國城鎮化進程還未完成，未來還有大量農村人口會進入城市，帶來的消費提升也能夠彌補老齡化造成的消費下降。所謂未富先老本來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從消費角度來説，未富先老意味著還有潛力提升消費。

社保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能否建立全國統一的社保。現在，我國社保甚至沒有統一到城市層面，很多地方在縣一級，地區差異極大。為什麼需要統一全國社保？因為全國範圍內的人才流動是暢通內迴圈的重要條件，但社保不統一給人才流動造成了阻礙。由於全國的巨大地區差異，要實行統一的社保非常困難，我的建議是做分級社保。簡單説就是：大家都有社保，但是有些人買的高一些，拿到的社保也多；有些人買的低一些，拿到的社保也相應低一些。分級社保的好處是我們每個人有基本保障，又不強求高度均等化的保障。

綠色經濟

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目標之一，是我國在2030年之前碳排放達到最高峰，然後往下降。這意味著什麼？先看一下我國的能源消耗現狀，我國電力需求一直在增長，每年增長3%-5%。目前火電佔到我國全部電力的約80%，火電燒的是煤，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量非常高。我們提倡新能源汽車，但其實新能源汽車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能源，電動汽車需要充電，而電力産生的最大來源還是化石燃料。推廣電動汽車對於電力的消耗很大，因此各地方頂著中央壓力還在發展火電廠，因為電力消耗還在增長，電力不足容易出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讓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達峰，然後開始下降，難度非常大。

應該怎麼做？現在有關部門出臺了新政策。一方面是重啟碳交易。碳交易我國10年前就開始做了，北京和天津都有碳交易市場，但無法做下去。因為做碳交易首先需要分解指標，這個省能排放多少，再分解到這個城市能排放多少，然後分解到這個企業能排放多少。指標分解之後才能去交換，才有碳交易。重啟碳交易之後要每年分解排放指標。另一方面是收碳稅，關於這一點學術界還有爭議，是搞碳交易好，還是搞碳稅好？對於那些能源利用率比較低的企業，收碳稅會使負擔加重，需要提前思考轉型的途徑，因為綠色經濟是必然趨勢。

還有一個重點是綠色金融。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和幾個監管部門聯合出臺了促進綠色金融的文件，要以金融的手段來指引投資的方向。

北京、上海都在做垃圾分類，越來越多的城市都會採用。垃圾分類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也是為了獲得發電材料。廚余垃圾可以燃燒發電，所以要特別將廚余垃圾單獨分出來。可以看出，我國方方面面都在朝著綠色迴圈經濟的方向走。

總的來説，未來五到十五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品質特別是綠色發展會越來越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在社會發展方面，政府會投入更大的精力來推動新型城鎮化以及社保等公共服務的一體化。

（作者為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