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産婦之死追問醫患癥結

發佈時間： 2014-08-26 10:57:16   |  來源： 廣州日報   |  責任編輯： 許晴晴

　　傳播

　　“情節反轉”拷問新聞理性

　　湖南省湘潭縣 “産婦死亡”事件一波三折，尤其是輿論的微妙變化導致“情節反轉”，堪稱新聞傳播學上的又一范例，給了新聞從業人員不小的思考價值。

　　醫患衝突，是和平時期社會衝突較為頻繁、激烈的領域之一。從新聞傳播角度，它是一座“新聞富礦”，每當新聞出街，總能吸引公眾眼球，刺激社會神經。醫患衝突發生之後，往往雙方都想佔據輿論的“有利地形”，引導或者控制新聞媒體，通過輿論向對方傳導壓力，實現自身權益最大化。作為披露事件、介入紛爭的記者，應該秉持何種態度，才能確保諸多價值之間的平衡，考驗著新聞記者的職業素質與職業倫理。

　　最初披露湘潭“産婦死亡”的報道，雖然記者沒有明顯站隊，直指醫護人員失職，但從“滿口鮮血”、“醫護失蹤”等等具有強烈暗示性、偏向性、衝擊性的字眼，彰顯報道的傾向性。由於記者“不在場”，通過患者之口還原事故現場沒有問題，但是，一面之詞有問題，有損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客觀性與中立原則。換言之，是新聞工具理性（追求新聞時效性或社會轟動效應），傷害了新聞的價值理性。工具理性至上，有可能是職業素養欠缺—先入為主，主觀臆斷，也可能是新聞倫理走偏—不管報道扎不紮實，為搶獨家新聞，先出街再説。

　　從過往新聞實踐看，對醫患衝突的報道，記者容易受到定勢思維或公眾情緒影響，認為醫院是強勢一方，是輿論監督的對象，而患者是弱勢一方，值得同情。因此，在醫患衝突報道中，記者的屁股一下子就坐到了患者一邊，醫院無論怎麼做都不對。弱者應該受到更多保護或照顧，大體上沒有錯，新聞報道也適用，但是在醫患關係中，濫用這一原則後果嚴重。同時，發達的自媒體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原本脆弱的醫患關係添堵。一有醫患糾紛，大量的微網志、微信朋友圈便紛紛轉發，擺出一副義憤填膺、堅決聲討的架勢。不管真實情況如何，先轉了再説，造成謠言滿天飛。這種選擇性站隊，無疑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

　　湘潭“産婦死亡”事件“情節反轉”同時吐露出輿論生態與公共理論的一些微妙變化。首先是輿論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新媒體，給公眾提供了大量的資訊，幫助公眾重新認識事件、重新審視結論。其中“羊水栓塞”的介紹，就給公眾上了一堂醫學課，其意義已超越個體事件。其次，公共理性逐漸成熟。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形容公眾是一堆容易被點燃的“稻草”。確實，處於資訊不對稱狀態下的公眾情緒容易受到誘導、蠱惑，“稻草”容易被星星之火點燃，導致公共不理性。“産婦死亡”事件“情節反轉”，昭示公眾開始成熟起來，能夠從蕪雜的資訊中進行甄別、汲取、改變。

　　社會在變，輿論生態在變，媒體也要適時而變，應勢而為，再也不能抱殘守缺，用老眼光看新問題。

　　保險

　　完善第三方

　　協調機制

　　在醫患矛盾近乎白熱化的當下，愈發凸顯第三方協調機制的重要性。正是基於對“中立”方的信賴，和對歐美成功經驗的借鑒，已經有不少地方嘗試“醫調委（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機制。如果此次糾紛，能有第三方協調機構的及時介入，應該不會鬧到如此境地。

　　客觀而言，醫調委在協調醫患矛盾方面也的確發揮了“正能量”。今年前五個月，廣東醫調委解決糾紛1400多件，佔全省通過人民調解醫患糾紛案件的90%。

　　醫調委的公信力來自公平性，公平性來自專業性。雖然目前各地醫調委的模式有區別（有的是半官方、有的是純社會組織），但是有共同的特點。一者，協調能力強。不管是醫院、醫療衛生管理部門、患者，都能“説上話”；二者，專業性可靠。多數組織設有專業的醫學和法律學專家庫，由具有較強專業知識和較高調解技能、熱心調解事業的醫學、法學等專職調解人員組成。在個別地方（如遼寧撫順），通過機制配套，賦予了調解協議法律約束力。雙方當事人認為有必要的，可以自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30日內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協議有效，一方拒絕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對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當然，總體上看，各地醫調委仍處於試點階段，還面臨一些諸如政策、資金、人力方面的困境。幾年來，中央注意到相關問題，相繼出臺了許多支援醫調委的文件和政策，需要各地下工夫解決。

　　除醫調委之外，各地都在探索預防、處理醫療糾紛的法規制度，以此完善第三方協調機制。5月1日起，我國首個以省為單位的地方性醫療糾紛處理法規《江西省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施行。這一專門針對醫療糾紛預防處理的法規，明確了醫院、患者、公安等各方職責，更具可操作性。與此同時，天津、江西新餘等多地還通過醫院購買醫療責任險的方式化解醫患矛盾。醫生沒有過錯，但患者出現意外，這樣的醫療糾紛均由保險公司理賠。這樣的話就充分彌補了醫療意外損害賠償機制的不足和缺陷，盡可能出現意外之後糾紛發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