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有三個大的區域，一是黃河流域，還有就是長江流域中下游，再有就是西遼河流域。這是研究中華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區域。考古學家蘇秉琦將西遼河流域譽為：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哈民遺址全貌（攝影 ：王金）
在文明曙光中，西遼河臂彎上的哈民遺址，閃耀著個性鮮明的光芒。哈民遺址也稱哈民忙哈遺址，它發現于通遼市科左中旗的舍伯吐鎮。據發掘哈民遺址的文物考古學者吉平介紹：“這個遺址分南區和北區，共計約17萬平方米，經科學測定，哈民遺址距今約5300年左右。”
哈民遺址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北緯43度以北地區首次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最大的環壕聚落遺址，被評為“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熠熠生輝的文明印在西遼河流域
哈民遺址現已發掘出的北區約82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82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環壕2條，人骨遺骸200多具，碳化的黍、粟等植物籽實80多萬粒，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珍貴文物2000多件。
哈民遺址出土的房屋，排列有序。以大型房屋為中心，周圍分佈小型房屋的組織構成，結構特點非常清晰，區塊主次等級分明。哈民遺址出土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有門道和灶坑。從哈民遺址的房屋形制與分佈來看，它和同在西遼河流域的興隆洼遺址和魏家窩鋪遺址的房屋形制與分佈，有明顯內在關聯。
哈民遺址出土的房屋居住面及四壁多經過燒烤，房屋穴底部呈紅褐色。專家研究認為，這些跡象説明5000多年前的哈民先人，已經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防潮、防寒以及防止雨水滲漏的生活技能。
西遼河文化研究專家認為，哈民遺址的空間佈局規整，屬於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態並顯示出最初的文明元素。
哈民遺址北區的環壕，經考古人員確認其直徑東西長約為350米，南北長約為270米，深約2米，呈橢圓形封閉狀態。
哈民遺址由內外兩條環壕圍裹，這與同時期的廟子溝、白音長罕等遺址相同。5000多年前，挖制環壕可以説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這個聚落遺址如果當時不是地位非常重要，為什麼防衛等級如此之高，要用雙層環壕來護衛？這一跡象表明，哈民遺址在當時不會是一處簡單的聚落。
哈民遺址出土的玉器
哈民遺址出土的房址中，有很多房屋裏都有炭化的木柱，其中32號房址最為典型，可以看出是房屋的梁架結構，其中木結構的榫卯式捆紮技術展示得非常清楚。哈民先人在5000多年前，已經開始廣泛使用榫卯和捆紮技術建設房屋，這説明他們的木構工藝技術在當時已經走向成熟。
這樣大規模、保存完好的房屋樑架結構，在全國乃至世界同期的考古材料中都非常罕見。這一現象可謂哈民遺址的一個考古奇觀。
在哈民遺址的考古發現中，還有一種奇特現象，就是有的房屋裏出現人骨，少的幾具，多則幾十具。文物考古學者吉平説：“房址裏的骨骼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很完整但是擺放不規律，還有一種是人體基本不完整，或只有上半身，亦或只有下半身，也有僅見頭骨的。還有一類房子裏，排成兩三堆人的肢骨，骨頭很整齊且有一定規律地擺放在一起，這種狀態很符合古代人類遷葬的行為，這種行為也可稱為一種葬俗。”
哈民遺址出土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攝影 ：曹雲鵬）
有的房屋裏還發現一些玉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研究員認為：哈民遺址發現的玉器應該具有禮器的功能，那麼這些死者埋葬在室內，還隨葬有玉器，可能具備祭祀埋葬的某種含義。
最令人震驚的是40號房址，將一個巨大的懸疑留給了人們。在一個不足20平方米的房屋裏邊，竟然發現97具人骨。有學者推測：當時可能發生了重大災難，一是瘟疫導致大量的死者被埋在室內，二是戰爭或內部械鬥後將戰亡人員集體掩埋，三是突發火災人員沒有逃出去。
目前還無法得出造成這一駭人場面的確鑿原因，但是可以明顯看出，這些骸骨的堆放肯定不是正常死亡的狀態。解開這個疑團就能明白哈民先人從這裡悄然失蹤的原因嗎？哈民先人最終歸宿何處還需未來的考古發現告訴我們答案。但是無論如何，哈民先人都把熠熠生輝的文明和文化要素深深地印刻在了西遼河流域。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寫照
縱觀西遼河流域連綿不斷的文明發展史，一脈相襲又獨具特色的現象貫穿始終。文物考古學者吉平介紹説：“哈民遺址的陶器組合以及房屋的形制，均與紅山文化遺存聯繫密切，出土的生産工具和玉器也與紅山文化的諸多文化因素相似。”
哈民遺址出土的玉器見於個別房址內，其中37號房址出土圓角方形、圓形玉璧、雙聯璧、三聯璧、玉環、玉鉞、玉鉤雲型器、玉墜飾等，這些玉器質感溫潤細膩、造型精美。
哈民遺址出土的玉器中，一部分與紅山文化的同類器接近，然而細加對比就會發現，大部分玉器的加工工藝、工痕等文化基因，與8000年前的興隆洼文化似乎更為接近。對此，遼寧師範大學的田廣林教授認為：早期玉器意味著中國傳統的起源、中國文明的起源。哈民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能夠充分證明這個地區就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之一，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意義。
陶豬（攝影 ：王金）
哈民遺址中的陶器組合有筒形罐、缽、盆、雙耳壺、斜口器等器型，陶質主要是夾細砂陶和砂質陶，陶色以褐陶為主，紋飾則以麻點紋為基礎。文物考古學者吉平介紹説：“紅山文化的陶器紋飾，基本是以之字紋為基礎的。哈民遺址發現的陶器卻大都飾以麻點紋，陶器製作工藝風格還不完全一樣。”那麼問題來了，哈民遺址中的陶器紋飾在西遼河流域為何如此特別？麻點紋是原生陶器裝飾基調還是另有源頭？
2010年，在烏蘭察布市首次發現了裕民遺址。經測定，該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而裕民遺址出土的陶器，紋飾就是以麻點紋為基礎。
有考古專家發現，距今約7600年之後，與裕民文化直接相關的文物遺址好像突然消失，沒了蹤跡。上世紀90年代，在赤峰市井溝子一帶也發現了一批距今6000年左右的含麻點紋的史前遺存。然而，經過數千年後，裕民遺址和井溝子遺址的麻點紋，卻現身千里之外，出現在了距今5000多年的哈民遺址。雖然學術上目前還不能説明它們之間是否有關聯，但是這一現象僅僅是種巧合嗎？如果説裕民遺址、井溝子遺址特有的麻點紋再現哈民遺址，算是一次原始陶器製作技藝的文化之旅，那麼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這無疑是西遼河流域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又一清晰寫照。
哈民遺址的陶器風格不僅帶給人們疑惑，更帶給人們驚喜。哈民遺址出土的一個小陶豬，其造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堪稱哈民遺址發現的又一奇觀。文物考古學者吉平説：“這個小陶豬背上開有一個管狀口，實際上是個動物造型的小罐，在罐裏還有碳化的粟黍籽粒。”劉國祥研究員認為：“這個陶豬形小罐應該是具有祭祀功能的豬，屬於當時的禮儀用品。”
無論這只陶豬形小罐當時擔負了怎樣的社會功能，僅憑它精湛的製作工藝，足以反映出西遼河地區的哈民先人具有非同尋常的文明高度。
中國考古學家在運用考古學材料進行國家起源研究方面有著重要的理論建樹。蘇秉琦先生首次系統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三部曲，即古國、方國、帝國。嚴文明先生提出了“王國”的概念，並贊成把西元前3500年到西元前2000年都稱之為“古國時代”。張忠培先生在《中國古代的文化與文明》中把中國的文明時期概括為三期五段，其中提出：一曰方國時期，亦或可稱為古國時期，此期可分為西元前3000年初期前後和龍山時代或堯舜時代兩段。李伯謙先生認為：華夏文明經過古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
王巍先生在《中國古代國家形成論綱》中提出：中國古代國家發展經過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但王巍先生並沒有因此而否認古國的存在，他也沿用了紅山文化晚期是古國的説法。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陳星燦所長將中國的古國時代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後；第二階段為距今5100年至4200年前後；第三階段為距今4100年至3800年前後。
綜上可知，中國古代國家發展階段的界定，已成學界共識。那麼在這個角度上，再回頭看哈民遺址應該會有新的啟發。紅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年前後，哈民文化距今5300年前後，在紅山文化逐漸衰落中哈民文化崛起，從空間和時間上看，哈民遺址都處於古國階段。
從考古發掘來分析，幾萬平方米的聚落規模、精美的玉器、紋飾獨特的陶器、運用榫卯式捆紮工藝的梁架結構的土木房屋，還有雙層環壕的防禦體系，無論是從文化還是生活層面講，都可以説明哈民遺址在當時的社會層級，絕非一般聚落。
哈民遺址的考古發掘，顯示了這一時期文明的腳步已經悄然來到這裡，並以其獨特的文明屬性在多元的西遼河文明序列裏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西遼河流域眾多的文化遺存恰似滿天星斗，它們就像一顆顆閃亮的珍珠，串成了西遼河文明瑰麗的文化珠鏈。如果説西遼河流域譜寫了一首中華文明起源的交響曲，那麼，紅山文化奏響文明的恢弘序曲，而哈民文化則翻開了文明進程的華彩樂章。他們共同演繹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長歌，成為西遼河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環。
西遼河文明演進路徑，實證了我國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講好西遼河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途徑。
（文：張鐵男、巴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