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7月25日訊 由中國藏學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京藏古道：基於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驛道研究》，展示了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與藏傳佛教發展研究”（17ZDA203）成果。此次京藏古道調研，主要由青海省佛教協會副會長、西寧宏覺寺住持、循化文都寺噶爾哇·阿旺桑波活佛帶領的團隊完成，他們走遍了古道沿線的重要驛站和寺廟，與各地專家進行深入訪談，他們的辛苦付出讓大家有機會見到京藏古道的近貌。
鄭堆主編、噶爾哇·阿旺桑波著
中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祖國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祖國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祖國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祖國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華各民族自古生活在一起，胼手胝足、相生相伴，雖有悲歡離合，但始終相依為命，共同凝成了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是中華先人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産。
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遠古時期開始西藏高原與內地之間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十分緊密。目前，對現代藏族人的遺傳研究以及以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為遺傳標記的研究，總體上可以認為藏族的祖先是新石器時代從祖國北方西遷的移民，這同藏族先民源自西羌和鮮卑等古代族群的記載是相符的。同時，考古學研究證明，目前西藏高原發現的舊石器在石器類型和製造工藝等方面與華北舊石器時代常見的石器特徵相一致。到新石器時代，無論是目前西藏發現的年代最早、文化層堆積最厚的昌都卡若遺址，還是目前西藏海拔最高的史前人類活動遺址拉薩曲貢遺址，還有重要的貢嘎縣昌果溝遺址、瓊結縣邦嘎遺址、林芝雲星遺址等，都強烈反映出西藏早期文明與內地其他民族的密切聯繫。無論是從粟、青稞等農作物品種的引進，石器打造、彩陶製作、玉器製造、青銅鑄造等的工藝技術方面，還是從原始苯教儀軌等方面來看，祖國黃河、長江流域的悠久文明和北方的遊牧文化等都曾經匯集在西藏高原之上，也深刻反映出中華民族各族群互動交往之廣、文化和諧共生之深。這也奠定了西藏文化自古以來形成的與內地文明和其他中華民族文明間和諧共生關係，自古就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歷史上，我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難以勝數的眾多血脈紐帶，將各民族人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凝成了誰也離不開誰的手足之情。這些血脈紐帶在西藏高原與祖國內地和其他民族地區的聯繫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像絲綢之路、麝香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等等。但有一條聯結北京與西藏的重要血脈紐帶卻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也未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這便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京藏古道。
京藏古道是古代聯結北京和西藏的重要交通要道，自古以來京藏兩地人民即經由此道往來不絕、融合不斷。隨著元朝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中央政府實現了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和治理。為了加強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政治聯繫，元朝在京藏古道的基礎上設立了驛站，形成了京藏驛路，使京藏古道煥發生機和活力，也成為京藏古道的主幹線，使京藏古道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可以説，京藏古道是自古形成的、以京藏驛路為主體、聯結北京與西藏的古代交通紐帶，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京藏古道是聯結北京與西藏的古代交通紐帶
1247年，蒙古窩闊臺汗之子闊端王和西藏宗教首領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讚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歷史性會盟，隨後薩班致信西藏地方各地僧俗領主，勸導擁護統一，這就是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最終推動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行有效管轄和治理的統一大業。1260年，忽必烈稱汗，建立元朝，1274年滅南宋，全國統一。元朝統一中國，在青藏高原建立軍事和政教管理機構、任命官吏的同時，為帝師八思巴往返薩迦道路安全暢通，金字使者能夠順利傳遞皇帝詔書和帝師法旨，以及適應施政的需要，元朝中央政府在京藏古道基礎上從元大都（今北京）到西藏日喀則薩迦寺間設立了72個大驛站、10個小驛站，其中在高原上建立了27個大驛站，開創了著名的京藏驛路，為京藏古道換上新裝，也使京藏古道的主幹線得以固定下來，這條古道可以正式稱為京藏古道或京藏驛路。
京藏古道或京藏驛路主要由大小82個驛站連接成線，構成主幹線，大體可以分為8個路段，主要驛站如下：
大都至上都段，從元大都北京到內蒙古上都（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之間，包括13個主要驛站，分別是大聖壽萬安寺（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昌平驛（北京市昌平區昌平鎮老城）、居庸關驛（距北京市區60公里外的昌平區境內）、榆林驛（北京市延慶區榆林堡村）、洪讚驛（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王家樓鄉西洪站村）、雕鶚驛（河北省張家口市赤城縣雕鶚堡屯軍堡村）、龍門驛（河北省張家口市赤城縣龍門所鎮境內）、赤城驛（河北省張家口市赤城縣龍門鎮境內）、獨石口驛（河北省赤城縣獨石口鎮境內）、牛群頭驛（河北省張家口市沽源縣南16公里處）、明安驛（河北省張家口市沽源縣閃電河西岸）、李陵臺驛（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黑城子）及桓州驛（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敦達浩特北）。
上都至銀川段，從內蒙古上都到西夏銀川間包括17個主要驛站，分別是上都驛（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蓋裏泊驛（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境巴彥查幹諾爾）、九連驛（河北省沽源縣九連城鎮鎮政府所在地北行一公里處）、中都驛（河北省張北縣饅頭營鄉境內）、尚義驛（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集寧驛（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鎮土城行政村北）、下水驛（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小水鎮境內）、小紅城驛（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大紅城鄉渾河北岸）、豐州驛（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河口驛（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城黃河北岸）、渡口驛（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十二連城鄉境內）、西口驛（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沙圪堵鎮）、東勝驛（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鎮境內）、扎德亥驛（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木凱淖爾鎮扎德蓋村西側）、鄂托克驛（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烏蘭鎮）、布拉格驛（內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廟鎮布拉格社區）及陶力驛（寧夏銀川兵溝黃河大橋）。
銀川至涼州段，從西夏銀川至甘肅涼州（甘肅武威市）之間，有6個主要驛站，分別是黃沙驛（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月牙湖鄉境內）、興慶驛（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境內）、烏德驛（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相根達來蘇木境內）、騰格裏驛（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嘉爾嘎啦賽漢鎮境內）、都格驛（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嘉爾嘎勒賽漢鎮烏蘭呼都格嘎查）及勒圖驛（內蒙古阿拉善左旗溫都爾勒圖蘇木境內）。
涼州至臨洮段，從甘肅涼州至河州臨洮之間，有9個主要驛站，分別是大河驛（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高壩鎮的鐵路車站）、黑松驛（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黑松驛鎮境內）、安遠驛（甘肅省武威市天祝縣安遠鎮境內）、武勝驛（甘肅省蘭州市永登縣武勝驛鎮武勝驛村）、紅城驛（甘肅省蘭州市永登縣紅城鎮永安村境內）、河口驛（甘肅省蘭州市西固區河口古鎮）、白塔寺驛（甘肅省臨夏州永靖縣三原鄉兩河村境內）、河州驛（臨夏州臨夏市城北街道辦事處民主社區東門大街）及江尅澤驛（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洮陽鎮境內）。
臨洮至文都段，從臨洮至青海朵思麻文都驛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文都鄉附近）之間，小驛站有4個，包括新韓家驛（甘肅省臨夏州臨夏市枹罕鎮青寺村）、癿藏驛（甘肅省臨夏市積石山縣癿藏鎮境內）、韓家驛（甘肅省臨夏州臨夏縣瑪尼溝鄉寺坡村六社）及黑城驛（青海循化縣道帷鄉賀龍堡與比隆村之間）。
文都至色唐段，從青海朵思麻文都驛城至朵甘思四川色唐（四川省甘孜州色達縣域內）之間，建有7個主要驛站，分別是瑪隆丹鬥驛（青海省海東市循化縣文都驛城）、隆務驛（青海省黃南州同仁市隆務鎮加毛唐村）、赤噶驛（青海省海南州貴德縣河西鄉加莫寺附近）、郭美驛（青海省海南州共和縣恰卜恰鎮加拉村上部）、巴垅驛（青海省海南州同德縣尕巴松多鎮境內）、瑪域驛（青海省果洛州瑪沁縣大武鎮境內）及董·必裏驛（青海省果洛州班瑪縣賽來塘鎮境內）。
色唐至索縣段，從朵甘思四川色唐至烏斯藏索地（西藏自治區那曲市索縣）之間，有9個主要驛站，分別是色唐（四川省甘孜州色達縣境內）、霍爾（四川省甘孜州甘孜縣甘孜鎮漢人寺附近）、卓多桑珠（四川省甘孜州白玉縣薩瑪鄉薩瑪王朝古遺址）、德格（四川省甘孜州德格縣城）、嶺倉（四川省甘孜州德格縣俄支鄉俄支寺附近）、噶域（青海省玉樹州稱多縣尕藏寺附近）、貢德（青海省玉樹州囊謙縣囊謙土司第一遺址附近）、郭貝（西藏自治區昌都市類烏齊縣類烏齊寺附近）及噶熱（西藏自治區昌都市丁青縣境內）等。
索縣至薩迦段，從烏斯藏索地至薩迦（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薩迦縣）之間，設立了11個主要驛站，即索驛站（西藏自治區那曲市索縣旃檀寺附近）、夏克驛站（那曲市比如縣夏曲鄉境內）、孜巴驛站（那曲市孜拉山腳下的孜曲河谷）、夏頗驛站（拉薩市當雄縣烏瑪塘鄉境內）、貢驛站（拉薩市達孜區蔡公堂）、官薩驛站（拉薩市堆龍德慶區附近）、甲哇驛站（山南市扎囊縣桑耶寺附近）、達驛站（日喀則市浪卡子縣羊卓達隆寺附近的達隆寺）、春堆驛站（日喀則夏魯鎮境內）、達爾隆驛站（日喀則市薩迦縣曲彌鄉曲彌寺附近）及仲達驛站（日喀則市薩迦縣轄區內）。
以上是京藏古道或京藏驛路的完整線路。元朝統一全國之後，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同時在西藏薩迦設立薩迦地方政權和烏思藏納裏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又稱烏思藏宣慰司），薩迦便成為當時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京藏古道從北京出發，途經河北張家口，內蒙古正藍旗、呼和浩特、鄂爾多斯，寧夏銀川，甘肅武威，內蒙古阿拉善，甘肅臨洮，青海循化、黃南、海南、果洛，四川甘孜，青海玉樹，西藏昌都、那曲、拉薩、山南、日喀則，到達薩迦，不僅將全國的政治中心和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緊緊聯結在一起，而且途經今天的8個省、市、自治區，將這些地區緊緊聯結在一起，並通過建立驛站使這條古道得到堅實保障，保證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道路暢通，成為聯結北京與西藏地方之間重要的交通紐帶。同時，京藏古道與絲綢之路、唐蕃古道交織行走，極大拓展和豐富了祖國各地的古代道路交通，也極大拓展和豐富了今天“一帶一路”建設的寬廣內涵，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程度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京藏古道是聯結北京與西藏的重要政治紐帶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是一個團結統一的大家庭，56個民族同進退共榮辱，共同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共同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共同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壯大。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過若干次的政治不統一，出現過多個政權同時存在、各自稱雄的局面，但它們始終存在於中國版圖之內，始終共同締造著多民族的祖國，它們的歷史始終同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分散割據的王朝的歷史並不完全等於中國的歷史，無論曾處於哪個王朝或哪個民族政權的統治管理之下，西藏地方的歷史始終是中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13世紀初，祖國北方蒙古政權迅速崛起，逐步統一中原，1227年滅西夏，1234年滅金，窩闊臺汗將原西夏轄區及今甘肅、青海部分地區劃為其子闊端的份地。闊端築宮室于涼州，開始了以藏傳佛教為橋梁使西藏地方歸順蒙古從而推進多民族國家融合統一的計劃，並最終選定有薩迦派第四祖師之稱的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讚作為西藏地方的代表人物，請其前來涼州會晤。1244年，薩班不顧個人安危和年邁體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前行之路，攜其侄兒八思巴、恰那多吉自薩迦寺啟程東行，1246年到達涼州。1247年，在涼州與闊端相會，隨後薩班致信西藏各地僧俗領主，勸導擁護統一，這就是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最終推動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行有效管轄和治理的統一大業。1260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後，在西藏地方派官設治，清查戶口、徵收賦稅、設置驛站，劃分十三萬戶，並派軍隊駐防，全面實現對藏施政，使西藏地方成為元朝中央政府治下的一個行省。
為加強統一管理，元朝建立了遍佈全國的驛站，擔負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資訊傳遞任務，也促進了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為了保證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政令暢通、通達邊情、宣佈號令，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大臣答失蠻率領軍隊到達西藏，宣佈元朝中央政府統一治理西藏，並開始從北京至薩迦寺之間設置驛站。由此，從北京至西藏之間形成了十分順暢的交通網路。驛路上使臣往來不絕，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聯繫。各種公文可以快速傳遞，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和指揮，可以説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朝令夕至，聲聞必達”。同時，與驛站相輔的，還有急遞鋪。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設置急遞鋪，之後成為專一的、全國性的官方通信組織，傳遞緊急公文時，一晝夜可傳400里地，保證了中央政府的官方文書能及時有效地送達西藏地方。京藏古道，保證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政令暢通，保證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轄和治理。因此，京藏古道成為聯結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間重要的政治紐帶，也成為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全面管轄和有效治理的重要標誌。
三、京藏古道是聯結北京與西藏的重要文化紐帶
京藏古道，既是一種交通概念，也是一种經濟概念，更是一種文化概念、文明概念。通過京藏古道，中華各民族文化特別是中原文明進一步傳入西藏，西藏文化也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凸顯了血濃于水的親情。其中，藏傳佛教文化在京藏古道的文化傳播與融合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藏傳佛教是中華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在京藏古道中具有重要影響和較高的文化地位，發揮著文化先導及傳播支撐作用，成為京藏古道的靚麗風景。
古代的東西方，宗教信仰傳播途徑同當時的商業貿易路線和政府官道的走向是相同的，絲綢之路、唐蕃古道、京藏古道等相互交織，成為世界重要的宗教傳播通道。佛教僧侶是第一批不辭勞苦奔赴于亞洲各地傳播宗教的旅行家，因此，佛教傳播自然與古代商業道路和政府官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佛教也是經過絲綢之路、京藏古道等傳到中國各地的，並逐步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為北傳佛教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藏傳佛教則是通過京藏古道等傳到北京等地，為西藏文化進一步融入中華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
藏傳佛教不僅傳播融合於中華文化，也為京藏古道提供了文化、精神和物質支撐。京藏古道上的驛站作為交通樞紐，與周圍的藏傳佛教寺廟相互依託、相互支撐。
有的驛站本身就是寺廟，像大聖壽萬安寺、江尅澤驛所在地臨洮大寺、新韓家驛所在地韓家新寺、德格驛站所在地德格印經院、嶺倉驛站所在地嶺·俄支寺（嶺·格薩爾王的一處家廟）等，既是寺院，又是驛站，既發揮佛教功能，又發揮著驛站作用。
有的在驛站的基礎上修建了寺廟，例如河州驛後來創建了報恩寺，大溫巴亦憐真在韓家驛的基礎上創建了韓家寺，使政府號令與佛教文化在北京與西藏之間雙向互動，既加強政治聯繫，又促進了文化融合。
有的驛站周圍發展出了重要的藏傳佛教寺廟，如八思巴曾在甘青到西藏的驛路上建立了108座寺廟；大聖壽萬安寺周圍有大護國仁王寺、雍和宮、永安寺等多座寺廟；赤城驛以北有護國寺；下水城驛附近有匯祥寺、蠻汗山佛爺洞；豐州驛所在地有大召寺、小召寺、席力圖召、五塔寺、乃莫齊召、觀音廟、美岱召、五當召等；西口驛附近有準格爾召；東勝驛附近有額爾德尼召；扎德亥驛近處有查汗加德海寺；鄂托克驛附近在歷史上曾建有49座廟宇，包括托克吉祥慧瑞寺、阿爾寨石窟等；布拉格驛附近有哈日哈騰大廟；興慶驛沿線有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境內的青銅峽喇嘛塔群；烏德驛沿線有阿拉善南寺、延福寺、福因寺；大河驛周圍有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蓮花寺；安遠驛附近有薩迦班智達夏宮極樂寺、華藏寺；紅城驛附近有紅城感恩寺、嘎達寺、妙因寺；河口驛驛路上有羅家洞寺；白塔寺驛路上有炳靈寺；河州驛附近的西蜂窩寺；從甘肅臨洮至青海朵思麻文都驛城之間的驛路沿線有卓尼大寺（禪定寺）、韓家寺、拉卜楞寺、道幃古雷寺、丹鬥寺等；青海朵思麻文都驛城至四川朵甘思色唐之間的驛路上有青海文都大寺、瓜什則寺、隆務大寺、拉茂德千寺、昂拉賽康佛殿、夏瓊寺、阿瓊南宗寺、支扎寺、畢家寺、塔爾寺、魯倉大寺、薩班石窟、賽勒亥寺、龍恩寺、查朗寺、智欽寺、嘉日寺等；從四川朵甘思色唐至西藏索縣之間有9座驛站，驛路沿線有四川的色達寺、悟才寺、拉則寺、漢人寺、白玉寺、八邦寺、噶陀寺、協慶大寺、佐欽大寺、貢欽寺、宗薩五明佛學院、宗國寺、色須寺、尕藏寺，青海的結古寺、採久寺、宗達寺，西藏的類烏齊寺、強巴林寺、孜珠寺等；從西藏索縣至薩迦之間有11座驛站，沿線有旃檀寺、白嘎寺、孝登寺、熱振寺、直貢寺、達隆寺、那蘭扎寺、甘丹寺、貢堂寺、拉薩大昭寺、布達拉宮、色拉寺、哲蚌寺、楚布寺、南傑賽康寺、桑普寺、多吉扎寺、桑耶寺、敏珠林寺、貢噶曲德寺、達隆寺、白居寺、夏魯寺、扎什倫布寺、納塘寺、哦巴寺和綽普寺佛塔等等。這些寺廟與驛站相互呼應，互為犄角，寺廟既可為驛站提供服務和幫助，也可為驛路提供安全屏障。
京藏古道與藏傳佛教寺廟緊密結合在一起，凸顯了藏傳佛教對京藏古道的支撐作用，也切實發揮了藏傳佛教在中華文化的融合發展中的橋梁作用，為北京至西藏之間的文化紐帶提供了鮮活資源。
同時，京藏古道作為聯結北京與西藏之間的重要文化紐帶，推進了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通過京藏古道的雙向互動，在推進中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過程中，藏傳佛教始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堅持與所處的社會相適應，與我國所處的歷史時代相協調，在教義教規、管理制度、禮儀習俗、行為規範等方面不斷提升中國化水準，使藏傳佛教更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四、京藏古道是聯結北京與西藏的民族融合紐帶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我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團結統一，文化上相容並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民族共同體。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既源自中華民族凝成相互依存的血肉聯繫，也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京藏古道就是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縮影，將中華各民族緊密包容在一起。
京藏古道為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政治條件、交通保障、文化支撐、情感紐帶，將古道沿線地域的漢、藏、蒙古、滿、回、東鄉、土、裕固、保安、撒拉、哈薩克、羌、彝、納西、門巴、珞巴等眾多民族聯結在一起，促進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共同構築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進一步鑄牢了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京藏古道，連接北京與西藏，成為推動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紐帶。
列土封疆，中華不改。疆域浩浩，萬里同風。在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無論歷史風雲如何變幻，中華民族開拓天下、招致太平的理想始終不變，中華民族“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血肉聯繫始終不變。京藏古道正像中華民族偉岸之軀的一條重要血脈，將中華民族血濃于水的情感和精神凝結在一起。京藏古道作為古代聯結北京與西藏之間重要的交通紐帶、政治紐帶、文化紐帶和民族融合紐帶，承載著維護祖國統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不朽情懷，也使維護祖國統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京藏古道的靈魂和主線，始終閃耀著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絢麗光芒。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京藏古道的輝煌歷史和現實意義，確實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確實值得挖掘、整理、宣傳和弘揚。
京藏古道與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等交織並行、交相輝映，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鮮活資源，應該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與藏傳佛教發展研究”課題中，他們挖掘、延伸出《京藏古道：基於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驛道研究》課題，“京藏古道”的概念及其內涵和外延為他們課題組首次提出和界定，希望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重視與研究，為進一步認識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歷史事實，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服務，為“一帶一路”建設獻策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