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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茫茫沙海到莽莽草原——民進中央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調研綜述

2018-02-23 14:38:43 | 來源:人民政協報 | 作者:呂巍 | 責任編輯:蘇文彥
摘要:2017年10月,朱永新率領由民進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專家及會外專家組成的民進中央調研組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就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開展專題調研,為破解沙區生態發展和解決農民生活貧困問題獻計出力。

當前,荒漠化擴展已經成為全球面臨的嚴峻挑戰。中國作為世界上荒漠化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27%的國土面臨荒漠化,4億多人口深受沙害之苦。進入21世紀以來,儘管我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持續減少,但荒漠化和沙化狀況依然嚴重,防治形勢依然嚴峻。

“我國現有沙化土地172.12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17.93%,全國近1/3的縣有沙化土地分佈。沙區面積大,治理任務艱巨;沙區生態脆弱,保護與鞏固任務繁重;沙區農業用水和生態用水矛盾凸顯,導致土地沙化的人為因素依然存在。”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告訴記者,沙區多為貧困地區,我國現有830個貧困縣中,290個位於沙區,約佔35%。“因此,土地沙化既是生態問題,也是民生問題,必須加以重視。”

2017年10月13日至15日,朱永新率領由民進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專家及會外專家組成的民進中央調研組,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就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開展專題調研。先後考察了敖漢旗黃羊洼退化林分改造項目、翁牛特旗黑魚泡子治沙基地、響浩線防沙治沙工程、都拉線防沙治沙工程、烏蘭敖都生態站、圖哈線防沙治沙工程,並召開“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研討會,為破解沙區生態發展和解決農民生活貧困問題獻計出力。

翁牛特旗人利用春季造林黃金季節,在已經完成機械沙障夾設任務的項目區開展人工造林,來源:人民政協網

“造弓箭者”的前世與今生

科爾沁沙地位於我國東北西部,橫跨內蒙古、遼寧、吉林三省區,是一條東西長達400多公里的大沙帶,也是東北平原向內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總面積7950萬畝,是我國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沙地。科爾沁沙地大部分在內蒙古境內,面積達5424萬畝,分佈在興安盟、通遼市和赤峰市。根據歷史資料記載,科爾沁曾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斯爾的領地,蒙古語中,科爾沁的意思是“造弓箭者”。在1782年以前,科爾沁沙地為榆樹和蒙古櫟稀樹分佈的草原景觀,但清朝以來,由於自然條件、氣候因素和土壤因素的影響,更由於受到人類不合理的經濟活動的干擾如濫墾濫伐、過度放牧和開荒,它的草原景觀已逐漸成為農田、草場與流沙、半固定和固定沙丘鑲嵌分佈的景觀,生活在沙區的農牧民,陷入了長期的貧困。

“科爾沁沙地覆蓋著內蒙古自治區17個旗縣,其中國家級貧困旗縣就有7個,自治區級貧困旗縣有6個,佔沙區旗縣的76.5%。如何重新修復和利用這片沙地,讓沙區的農牧民擺脫貧困,一直是當地最大的施政方向。”民進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姚立迎表示。

人類在與科爾沁草原的交往中,交了一筆昂貴的學費。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三北防護林建設、京津風沙源治理、退耕還林、生態效益補償等國家重點生態工程和項目的實施,防沙治沙步伐逐年加快,治理規模不斷擴大,治理效果顯著。特別是2000年以來,隨著國家投入增加,科爾沁防沙治沙步伐進一步加快。近年來,科爾沁沙地每年綠化面積大於沙化面積約75萬畝,使科爾沁沙地在全國四大沙地中率先實現了治理速度大於沙化速度的良性逆轉。重點治理的赤峰市、通遼市森林面積分別達到4512萬畝、2516萬畝,森林覆蓋率分別達到35.5%、27.99%,林草蓋度達到70%以上。防沙治沙改善了沙區的生態環境,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特別是保障了糧食增産。通過半個多世紀的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了較好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同時也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幹部,為進一步防沙治沙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雖然科爾沁沙地治理取得很大成績,但仍然存在生態系統穩定性差、功能不強等問題,嚴重制約著下一步治沙工作的開展以及治沙成果的鞏固。防沙治沙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

儘快啟動綜合治理工程

在調研組看來,治沙形勢的嚴峻、治沙任務的任重道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作任務重:最近15年以來,我國沙化土地面積僅縮減了1.43%。與此同時,局部地區沙化土地仍在擴展,荒漠化和沙化狀況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仍然是我國最嚴重的生態問題。二是工作難度大:“十三五”期間,我國需要完成10萬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治理任務,而多年來按照“先易後難,先急後緩”的治理原則,一些較容易治理的沙地已經得到治理,餘下未治理的沙地立地條件差、治理難度大,所需資金投入也較多,需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三是鞏固成果難:沙區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系統極其脆弱,已經初步治理的區域,生態系統尚不穩定,極易出現反覆。此外,全國還有3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如果保護利用不當,很有可能成為新的沙化土地。

“要站在國家高度,在十九大報告的框架下研究制定新時代的治沙戰略,明確治沙願景、階段性目標以及政府投入的優先行動,突出自然恢復為主。”朱永新表示。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生態文明建設將成為我國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和熱點。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目前處於十分關鍵的環節,地下水位、降雨量、土壤養分、植被蓋度等各方面的治理條件都相對較好,只要加大投入,採取合理措施,抓住當前氣候變化的有利時機,植被可以順利恢復。

“建議從國家宏觀層面對內蒙古、吉林、遼寧三省境內的科爾沁沙地進行統籌規劃,儘快實施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工程,實施聯防聯治,以避免各省區、各城市治理進度不一導致的治理效果相互影響。”北京林業大學林學院教授李俊清表示。

“還應加大工程建設力度和投資規模,提高重點工程建設投資標準,在管理、補植補造、管護上投入專項經費,確保工程建設健康發展。”民進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中科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説。

改革治沙體制創新管理機制

治沙體制改革也是調研組關注的重點。

“目前的治沙模式還屬於‘霰彈槍法’,治沙任務分解到各級各地政府,沒能把整塊沙地的治理工作作為一個整體來協調考慮和推進。在治理方式上也是‘重造輕管’,管護工作缺乏制度、機制、法規和資金的有力支援,極易造成治理成果反覆。”民進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長盧琦直言。

“的確如此。雖然近期沙源工程投資中設計了一部分管護費用,但也僅僅是新造林前三年的撫育管護費用,後期由於沒有資金投入,絕大多數林木處於無人撫育、無人管護的狀態,灌木林尤其明顯,極大影響了治沙成果的鞏固。”中科院瀋陽應用生態所研究員、內蒙古烏蘭敖都荒漠化研究試驗站站長蔣德明表示。

現有機構及人員無法承擔進一步、精細化的治沙工作也是治沙體制中的一個短板。近年來,各級政府對防沙治沙基礎設施投入欠賬較多,林業站、森林派出所和林業種苗站、林業有害生物防治站、國有林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待進一步改善,基層林業工作經費、人員編制及管理體制還不完全適應現代林業建設的需要,專業技術人員的業務能力和裝備水準也難以適應林業發展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

調研組認為,應推進現有治沙體制改革、創新管理機制。建議把治理後通過驗收或達到國家造林標準的沙地,一次性轉變成國有治沙林場、開展永續經營管理。河北塞罕壩林場、寧夏白芨灘林場就是眾多成功範例的典範。“今後每治理好一片沙地就成立一個國有治沙生態林場,有機構、有編制、有投資、有保證;將治沙由大包乾、合作社、治沙大戶等,通過贖買和轉制,直接成為規模經營、專業打理的可持續經營示範林場,併發展成為自然保護的一條有效途徑,既確保了資金投入的數量和多元,又解決了‘治沙大戶’成為‘貧困大戶’的後顧之憂,同時也從根本上解決了生態治理土地的後續管理和永續利用。”中國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崔桂鵬説。

只有“治理一片、留住一片、管好一片”,才能真正達到“綠了沙漠、美了家園、富了百姓”的目標,才能最終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偉大願景。

科學規劃以“水”定植

在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生態室副主任、奈曼生態站站長趙學勇看來,科爾沁沙地目前面臨的主要自然與發展問題是“河流斷流、湖泊乾涸與地下水位下降為特徵的水資源可利用性減小的過程”;在社會經濟方面,主要是人口和發展需求增加帶來的剛性驅動壓力與當地土地承載力不足的矛盾。

沙區多是貧困地區,也是精準扶貧的主戰場,尤其是290個處於沙區的國貧縣,人民的生存問題仍然是制約沙地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地方,破壞植被、破壞治理成果的現象還沒有得到制止,超載過牧的情況普遍存在,亂砍盜伐林木、侵佔濫佔林地、濫捕濫獵野生動物、亂採濫挖野生植物等破壞森林資源的現象依然存在,林地和濕地流失依然嚴峻。

而治沙相關産業發展對沙區水資源承載能力的考慮不夠、沙區相關農牧業發展對節水技術的重視不夠也造成了近年來部分沙區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河流大都斷流,湖泊大都乾涸,濕地大都消失,近10年間,科爾沁沙地農區地下水下降了2.07米,地下水位的迅速下降將對沙區生態産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定要在摸清水資源狀況的基礎上進行科學施策,以‘水’定植,使沙區水資源得到平衡利用、科學涵養,要轉移或限制高耗水産業發展,科學規划水田開發,加快推進沙區及周邊節水農業發展,儘快扭轉地下水位持續下降的趨勢。”趙學勇建議。

“還應優化沙區植被結構,根據當地實際和治沙需要科學選育合適節水樹種,適地適樹,適樹適境。同時,進一步加強對幹部、群眾和企業的知識普及和培訓,普及節水概念,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提升治沙的效率和品質。”蔣德明表示。

多模式促治沙産業發展

可持續的投資是防沙治沙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目前,真正有效的投資機制卻並未形成,治沙資金得不到保障。

首先是國家治沙投入與實際治沙需求尚有差距。受勞務費上漲、材料費用上漲、持續乾旱、治理難度加大等多種因素影響,工程投入費用增加,而工程投入標準偏低。以工程固沙為例,國家每畝投資500元,而實施過程中材料費每畝300元,運費300元,施工費666元,每畝成本在1266元,而沙區多為貧困地區,地方政府財力有限,面對治沙的巨大資金投入“心有餘而力不足”。

“多元化的投資防沙治沙的機制也尚未真正形成,防沙治沙的投入、稅收減免、金融扶持、補助補償以及權益保護等方面尚沒有專門的政策,民間資本持幣觀望,遲遲無法進入,社會各方面積極性沒有得到有效調動和保護。”王毅告訴記者。

“應總結推廣多種治沙模式,吸引民間資本進入,鼓勵公益治沙。”盧琦認為,應在綜合治理過程中充分考慮市場因素,做到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緊密結合。他建議國家出臺優惠的防沙治沙政策,提高治沙造林的比較效益,特別要加大對治沙産業的扶持,以充分調動方方面面參與防沙治沙的積極性。

“還應建立多元投資機制,引入民間資本,實行誰治理、誰開發、誰受益的原則,推廣荒沙拍賣、租貸、轉讓、股份合作等治理方式,確認沙地土地治理權,建立長效投資機制,最大限度地發揮民間資金優勢,以有效解決農戶參與少、管護治理難等問題。”崔桂鵬表示。

近年來,民進中央持續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參政議政重點,圍繞水氣土“三大戰役”持續發力:關於“水”,民進持續關注了20年,創立了長江論壇這一知名參政議政品牌,與水利部、環保部、國家林業局等相關部委和WWF、GEI等NGO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關於“氣”,早在2013年就開始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呼籲要高度關注空氣污染問題,並且就霧霾治理連續給中共中央報送建議書;關於“土”,關注了西南地區石漠化治理,關注了長江中下游土壤污染與修復,此次就科爾沁沙地綜合治理的調研,也是民進中央對圍繞水氣土“三大戰役”的參政議政工作內容的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科爾沁沙地是歐亞草原區向東北亞針闊葉混交林區的過渡帶,自然景觀應是一片稀樹草原,民進中央會持續關注並全力推動科爾沁沙地治理,為科爾沁從茫茫沙海變為莽莽草原貢獻民進的一份力量。”朱永新表示。

封沙育林(攝影:張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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