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為全國政協常委、新疆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牛汝極發表在《西域研究》2016年第一期的文章,原標題為:《天山: 亞洲文明交匯的軸心》。文章圍繞天山是亞洲文明交匯的軸心這個命題從六個方面展開討論。第一,揭示了天山的地理特點;第二,闡述了天山的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第三,論述了天山是東西亞洲交通的樞紐;第四,論證了天山是南北社會交融的紐帶;第五,闡明瞭天山是邊疆 “長城”延伸的走廊;第六,表達了天山位於亞洲文明的十字路口的觀點。
全國政協常委、新疆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牛汝極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
天山承擔了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使命並見證了古今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
法國學者年鑒派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有句名言: 沒有地理就沒有歷史。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沒有天山就沒有亞洲文明甚至歐亞文明的交流史。天山承擔了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使命並見證了古今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
蘇聯學者 H. M. 休金娜認為,天山山脈,無論是中國境內的還是在中亞幾國分佈的都稱為“天山”,或是其譯音,説明瞭天山 “從遠古以來就確定下來的名稱也無可爭辯地證明,中國人是這些大山系的首先發現者”。
日本學者松田壽男認為,如果把天山看作是個半島,那麼人種和文化是從根部向尖端部分,即自西向東發展起來的,然而在歷史上不管什麼時候,一旦出現了強大的政治力量,那麼這種力量反而會變成一股自東向西的強大潮流。綠洲本身是不可能出現大的政治勢力和聯合力量的,因而天山地區的歷史多由外力所左右,主要是中原王朝的勢力和遊牧民族的勢力。自兩漢至隋唐,中原王朝都頑強地從政治上進入西方,中原王朝歷史上著名的 “西域經營”就是要依靠武力把遊牧民族勢力從天山以北驅逐出去,把綠洲諸國與中原王朝連接在一起。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的開頭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實在是太出色了,他把亞洲世界分為象主、寶主、馬主和人主四部分: “南象主則署溫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南方的象主之國如印度、西方的寶主之國如西亞、北方的馬主之國如遊牧圈、東方的人主之國如中國。玄奘把世界分成東南西北四國,內心一定假設了一個中心,這個中心應該就是天山。在數千年的時間裏,東亞的農耕文明、北亞的遊牧文明、西亞的商業文明、南亞的宗教文明,圍繞著天山爭奇鬥艷,此消彼長。
天山地理特點:維度適合人類生存遷徙 在雪線之上便於灌溉南北綠洲草原是亞洲中部最長山系路通亞洲各地
費爾南·布羅代爾十分強調歷史研究的地理因素,其名著 《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共分三編,其第一編《環境的作用》長達千頁的正文有三分之一篇幅專門研究地中海地區各種地理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地理因素對該地區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在研究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史時,也必須對亞洲內陸地理做一番考察。
天山屬全球七大山系之一,是世界溫帶乾旱地區最大的山脈鏈,是全球最大最長的維向獨立山脈。天山同時是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山系和全球乾旱地區最大的山系。天山山系也是亞洲中部最大的山系,西起烏茲別克的克孜爾庫姆沙漠以東,經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進入我國新疆境內,漸失于哈密市以東的戈壁中。天山山系為橫亙在中亞內陸的一條巨型地質構造帶,從東經 65 度以西,向東延伸至東經 95 度以東的天山山體,由東向西呈掌狀撒開,東西延綿2500 多公里,南北寬度平均 300 公里,在帕米爾以北的天山山體最寬,可達 820 公里左右。在縱向上從北緯 40 度以南,擴展至北緯 45 度以北,在哈薩克巴爾喀什湖至我國新疆喀什一帶。天山山系地跨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塔吉克和中國等多個國家。
我國新疆境內的天山部分稱為 “東天山”,約長 1700 公里; 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哈薩克境內的天山部分稱為 “西天山”,長 800 多公里。天山在縱向上為三條規模很大的山鏈,即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 在橫向上為階梯狀山地,天山山體是由 20 多條山脈間夾著的許多菱形山間盆地、谷地組成。由於天山位於歐亞大陸腹地,南有青藏高原,西有帕米爾高原,北有阿爾泰山,東有準噶爾界山,這種複雜的橫亙地形,對環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處在西風氣候帶上。
地球上的氣候帶從赤道到南北極,依次是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寒帶。大山若是沿緯線分佈、東西向延展,就會與地球表面的氣候帶方向一致,坐落在一個氣候帶中。也就是説,這條山脈的山麓地帶 (也就是垂直帶譜中的基帶) 就會處在一個氣候帶中。所以天山儘管長達幾千公里,但是其山麓地帶都地處溫帶 (南坡是暖溫帶,北坡是中溫帶)。有了共同的基帶,其他垂直自然帶才有可能沿著東西方向保持延展的一致性,這也是天山的雪嶺雲杉自然帶沿東西方向綿延幾千公里的原因。
天山山脊線的平均海拔為 4000 米左右,最高的托木爾峰達 7435. 3 米。天山聚集了 15 座海拔 6000 米以上的雪山以及全球最集中的山嶽冰川。橫貫亞洲的天山山脈,以其高大雄偉的身軀,攔截著大西洋和北冰洋西風氣流攜帶的水汽,構建成一個自身賴以生存的陸地內水分迴圈系統,即內陸以流域為特徵的水分迴圈系統成豐沛的山區降水、積雪、冰川水資源,徹底改變了中亞乾旱區的自然環境,沒有形成像沙烏地阿拉伯等國那樣無水流的地區。天山南北綠洲千里,綠洲之上城鎮星羅棋佈,成為世界乾旱區綠洲中具有代表性的類型。
簡而言之,天山有三個顯著特點: 一是其維度。北緯 40 ~45 度,與溫帶氣候帶一致,適合人類生存和遷徙。又因為東西走向的橫向延伸,從而可以使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西風環流能夠長驅直入天山東端。二是其高度。天山平均海拔 4000 米,在雪線之上,於是天山就可以高空截水,成為高山固體 “水塔”,從而形成灌溉天山南北綠洲和草原的水源。三是其長度。天山 2500 多公里長,成為亞洲中部最長的山系,其大致相同的自然地理和生態環境孕育了相同相近的生産方式和社會結構及其文化傳統,由此決定了天山南北的歷史板塊的整體性、連貫性和開放性。天山路通向亞洲所有的地方。
天山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顯著“濕島”效應 保障中亞區域動植物和人類生存發展
作為在全球最大的乾旱區發育起來的類型多樣的山地生態系統,天山還為周邊廣袤的沙漠和綠洲提供了豐富的水資源,形成了全球最為典型的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其顯著的“濕島”效應,保障了中亞區域動植物和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能值理論和方法為研究MODS系統的生態耦合關係及耦合功能提供了系統理論和方法。山地是MODS生態耦合的“物流高地”,荒漠是MODS生態耦合的 “能流高地”,二者共同構成了MODS生態耦合的能值來源及其轉換基礎;綠洲是MODS耦合的“資訊流高地”,是耦合生態系統能量流動、物質轉換、資訊傳遞的節點和核心,控制著MODS生態耦合的能值轉換效率及方向。它不但能有效吸收、利用、轉化山地、荒漠系統 90%以上的生物能,而且通過高級能值反饋影響和控制山地系統和荒漠系統的運作,並使自身組織水準和結構功能條件下的水補給能維持脆弱的生態環境,並使保持較高的能量水準及轉換效率,使 “綠洲效應”“山地效應” “荒漠效應”産生超迴圈和諧共振並保持特有的生態潛力。
在乾旱區MODS系統中,社會亞系統以人口為核心,經濟亞系統以資源再生利用為主導,自然亞系統以水文迴圈和生態流為主線。在景觀生態層次上,綠洲是山地—荒漠基質景觀間的廊道,交錯帶是綠洲—荒漠間的過渡帶,綠洲及交錯帶景觀演變具有重要的生態學意義。三大系統的過渡帶是耦合生態系統的生態節點和能值界面,是MODS發生超迴圈耦合的催化通道和價值紐帶,因而也是對MODS進行能值管理和調控的神經中樞系統。
MODS生態耦合的關鍵性影響因子水資源所提供的能值佔到流域總能值的90%以上,水資源多少及水文迴圈強弱直接控制著MODS過程、方式和途徑,最終決定著綠洲能量流動、物質迴圈、資訊傳遞的類型、層次和水準,形成了乾旱區內陸河流域特有的MODS耦合生態經濟系統。
天山是東西亞洲交通的樞紐:沒有天山就沒有絲綢之路 就沒有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
20世紀,由於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地緣政治理論 。H. J. 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提出陸心説,認為誰想控制世界就先控制亞洲,要想控制亞洲,必先控制中亞。中亞的山地是海權勢力很難到達的地區,以此為中心,可控制東歐。我們看地圖,整個地球的中央是中亞,只要控制了中亞地區就控制了世界的中央,控制了世界的中央就控制了世界。他提出: 歐亞大陸中心和北方是心臟地帶 (Heartland),也叫 “樞紐區域”,他認為掌握“樞紐區域”的國家將會不斷強盛,然後就能擴張到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然後就能動員豐富的大陸資源來建造艦隊,隨後就能成為海上與陸上都強大的強權。“當我們考慮對這個廣闊的歷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顧時,不是覺得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地理關係的持續性嗎? 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的、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佈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域嗎? 那裏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局限性質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麥金德的理論雖然引起激烈的爭論,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亞歐大陸腹地中亞地區在國際地緣戰略格局當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中國新疆和中亞同處亞歐大陸腹地,其地理位置及其豐富的資源決定了它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由於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中亞早就被地緣政治學家稱為世界的樞紐地帶。中亞的重要離不開天山的交通樞紐和南北遊牧與定居社會的匯聚作用。
因為有天山的積雪,所以有天山水流以及天山綠洲和草原,所以有人類活動和道路聯通,於是有東西方的物質和精神交換、交流並推進文明擴散和發展。可以説,沒有天山就沒有絲綢之路,就沒有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如果説絲綢之路是亞洲活動的中心,那麼天山就是亞洲的心臟。因此可以説,天山是絲綢之路存續的命脈。
有人把天山比喻成 “半島”,天山半島東西延伸,其寬闊的底部留在中亞,尖銳的頂端指向中蒙邊境的荒漠。半島兩邊的 “大道”連接起東亞與西亞的交通。通常,從底部向尖端的運動是更容易的,我們看到史前民族的東進,各種宗教的東傳,多為朝東。然而當東方凝聚力量,也可以改變運動的方向,掀起自東向西的狂飆巨浪,例如漢文化的西進、草原民族的西遷。
我們知道最早的遊牧人實際上是由西向東擴展的,如早期斯基泰人從黑海以北然後由西向東移動。但是在斯基泰人以後反反覆復出現的都是遊牧帝國在歐亞草原的最東端産生,如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蒙古等,遊牧帝國産生以後,到其強大的時候,其勢力就向西面擴張。遊牧帝國瓦解以後,這些遊牧人也向西遷徙。可以説,遊牧帝國強大了就往西面遷徙,失敗了也往西面遷徙,這幾乎就成為一個慣例。我們看到整個歐亞草原的歷史,在斯基泰人以後,他的動力好像老是在東部,遊牧帝國是在東部形成的,形成以後就向西擴張,失敗了就離開東部草原往西面走,不斷地持續這樣的一個過程。遊牧人的這個東西往來的通道大多是經過天山的北道完成的。
粟特商人經商貿易的範圍,從拜佔庭到中國,並控制了中亞到印度河流域的南部通道。西元3 世紀時,他們南下到貴霜境內的大夏 (巴克特裏亞,Bactria) 和犍陀羅 (Gandhara) 經商,西元 4 世紀初,粟特開始控制了絲綢之路的貿易,5 ~ 8 世紀,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的國際貿易。6 ~7世紀時,粟特人也掌握了從拜佔庭和波斯通往歐洲西北部的 “毛皮之路”。粟特人外出經商大多是通過天山的南北通道把西方的金銀、香料、藥材、奴婢、畜牲、器皿、首飾運到中國,又把中國的絲綢運到西方。為了打通到拜佔庭的絲綢貿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請求通商。據中亞史學家塔恩考證,西方人對中國最早的稱呼 “賽裏絲”,在古希臘著作中最早出現于西元前130 ~ 前87 年之間,相當於西漢武帝元光五年至後元二年。而 “賽裏絲”的字源,英國語言學家亨寧就指出: “賽裏絲”( Seres) 源於粟特語 Srr ,意為 “宮殿”。它最初是粟特人對西漢首都長安城的稱謂,以後因東漢遷都洛陽,又轉而指洛陽,再往後則專指絲綢。可見粟特人在最初中西方之間的交流中起到了某種仲介作用。
天山是遊牧與農耕社會交融的紐帶:天山是南北農耕遊牧社會的生命線
天山山脈從地理上看,一方面具有劃分北方草原和南方綠洲的屏障和界標的意義,另一方面起到了連接南北的粘合劑的作用。歷史也告訴我們,天山南北的居民始終存有渴望交流的願望。可以看出,天山不僅是兩种經濟文化圈的邊界線,同時也是兩種勢力和經濟文化間的接觸線、交匯線,兩種生活圈之間相互支援、互市交換推動了彼此的發展和進步,天山山脈還起到了引導草原遊牧民進入綠洲,並使之轉變為農耕民族的作用,從而構成了亞洲文明的軸心。
遊牧經濟有一個特點,其經濟非常的單一。整個遊牧社會可以説就是跟著畜群走,這種單一的經濟就必然産生問題,相當脆弱。農耕經濟在傳統時代叫 “自給自足”,遊牧經濟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遊牧經濟能夠獨立的存在,但是它對於旁邊農業社會的依賴性要遠遠強于農業社會對遊牧的依賴性。遊牧人必須從農業人群那裏得到必需的東西,必須要跟他周圍農業人口進行一些交換。為了確保和加強與農業地帶的聯繫,就必須加強對農耕地區的政治統治和控制保護其貿易線和商業圈。這就是遊牧國家發展和拓疆的動力和原因。張廣達先生指出,恰恰是遊牧民族充當了歷史使者,溝通了歐亞內陸兩端的交通,促進了物質文明和思想交流。看來,從人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時起,亦即遊牧部落與人類其他群體分離以來,草原遊牧民族和農耕定居民族的相互交往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雙方的交往體現了雙方的相互依賴,因而雙方的多種多樣的交往方式,其中包括戰爭衝突的方式,便構成了古代和中世紀歷史中的內容豐富的篇章。可以説,天山是南北農耕遊牧社會的生命線。
天山是邊疆 “長城”延伸的走廊:劃分草原與綠洲的屏障 連接南北的粘合劑
萬里長城和天山山脈,儘管一個是人工建造的,另一個是自然山嶺的複雜連接,但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大概是一樣的,是否可以把天山山脈看作是萬里長城的延續? 如果可以,那麼可以認為連接萬里長城與天山山脈的這條線是劃分古代亞洲的遊牧圈和農業圈的邊界線,它作為連接兩種生活者的交往線就構成了亞洲文明的軸心。美國學者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從關注 “長城邊疆”到關注 “天山商路”,再到長城—天山的 “過渡地帶”,他提出天山還是不同力量的“交匯線”和遊牧部落南侵的 “貯存地”等觀點。拉鐵摩爾指出了古代商路變遷有三種動因:地理原動力 (如遊牧民遷徙的道路)、社會原動力 (如由牧民的牧道變為商道) 和歷史原動力(由於草原牧民和中國力量的介入而形成的綠洲之間的道路,如沿長城和天山形成的道路)。
長城是古代中國為了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入侵而修建的防禦線。這條線並不單純是邊界線,它同時還是遊牧、農耕兩大勢力接觸交匯點。萬里長城雖然一方面是以隔離遊牧和農耕兩種生活者為目的而修建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成為使二者進行接觸、和解、互補、交換的媒介。張廣達先生認為,人們正是在農耕定居民族與草原遊牧民族的長期對峙線上才會找到持不同生活方式的雙方進行日常經濟交往 (如絹馬貿易、茶馬交易等)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口和通道。法國學者謝和耐 (J. Gernet) 在論述長城的歷史作用時指出,草原各帝國如果沒有無數借自中國的事務,沒有中國的謀臣、官員、工匠、農民的幫助,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制度。中國北方是與入侵的蠻族高度混居的地區,這個地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接受草原的影響。正如歐亞舊大陸所有農牧交界地區的情況一樣,各種宗教、工藝也無不循著貿易商路而傳播。
天山山脈對於山北的遊牧民族來説起到了將其政治勢力推向南方的作用,而對於山南的綠洲民族來説則是通向北方進行貿易的道路。這座山的一個作用就是引導草原遊牧民族流入綠洲並使之轉變為農業民族。從地理上講,天山山脈一方面具有劃分草原與綠洲兩種地帶的屏障的意義,另一方面又具有連接南北的粘合劑作用。
天山位於亞洲文明的十字路口:沒有天山就沒有世界東西方和南北間的文明交流交換交融
從亞洲大陸整體來觀察亞洲動態,可以説,“天山路通向亞洲所有的地方。古代亞洲具有代表性的勢力,全部都與天山路相聯繫,並以此十字點為中軸而進行活動。”
東西交通、農牧交往構成了無數的 “十字路”並産生了世界的幾大文明。沒有天山就沒有玉石之路、陶瓷之路、絲綢之路、香料之路,可以説,沒有天山就沒有世界東西方和南北間的文明交流、交換、交融。
當然,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匯聚不僅僅依賴地理因素,還取決於相關地區、國家和部落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鬥爭。地理因素在解釋歷史現象上也是有局限的,因為有些歷史現象僅靠地理因素説明不了歐亞內陸古代文明匯聚的內涵和深度,有時也回答不了何以不同的部族或群體對不同的群落或地區文明的借鑒、取捨和選擇。有時決定對外來文化取捨的往往是不同群體適應自身發展水準需要的動力。自然環境的有利或不利條件在歷史上並沒有決定一切。人類總是在爭取滿足自身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之中創造著自身的歷史。事實證明,歷史上人們為自己築造的精神壁壘有時還不如高山、戈壁、荒漠等地理障礙更容易打破。
(限于篇幅,參考文獻略,原載于《西域研究》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