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Toghon Temür，蒙古語意為“鐵鍋”，1320年—1370年），元朝第十一位皇帝，蒙古帝國第十五位大汗。元明宗長子，元寧宗長兄。生母是聖裔邁來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生於察合臺汗國境內，天歷二年（1329年）元明宗繼位後回到元朝，不久後元文宗毒死了元明宗，將妥懽帖睦爾流放到高麗大青島與廣西靜江（今桂林）。元文宗、元寧宗相繼駕崩後，妥懽帖睦爾被太后卜答失裏下令迎回，至順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即位於上都。
至元六年（1340年），妥懽帖睦爾扳倒權臣伯顏而親政。親政初期，他勤於政事，任用脫脫等人，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統治危機，史稱“至正新政”，包括頒行法典《至正條格》，以完善法制；頒布舉薦守令法，以加強廉政；下令舉薦逸隱之士，以選拔人才。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積弊已久的社會問題，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了元末農民起義。後期逐漸怠政，沉湎享樂，元廷內鬥不斷，外部民變疊起，無法有效地控制政局。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七月，明軍進攻大都，妥懽帖睦爾出逃，蒙古退出中原，元朝對全國的統治結束。
至正三十年（1370年）四月二十八日，妥懽帖睦爾駕崩于應昌，享年五十一歲。廟號惠宗，蒙古汗號為“烏哈噶圖汗”。明朝為其上尊號為“順帝”，民間又稱其為至正帝、庚申帝、庚申君等。
元順帝親政後，採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復科舉、開經筵與太廟四時祭、親郊祭天、行親耕禮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編修三史。中國歷來有修前朝歷史的傳統，元朝建立以後，由於正統之爭，遼、宋、金三朝的歷史一直沒有正式編寫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爾詔修遼、宋、金三史，脫脫擔任總裁官。脫脫決定遼、宋、金皆為正統，並組織了漢族史學家揭傒斯、歐陽玄，畏兀兒族史學家廉惠山海牙，党項族的余闕，沙剌班（漢名劉伯溫），蒙古族的史學家泰不華等人一起參加修史，開創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遼史》修成，脫脫命掾史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元順帝穿著禮服迎接，“觀者以為近代無之”。不久後脫脫去職，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魯圖領銜，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順帝召見阿魯圖等人于宣文閣，阿魯圖説：“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順帝對他説：“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為君者宜取以為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為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為宰相事，善則卿等宜仿傚，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由此可見，順帝非常重視三史的編修。
順帝親政之初，任用脫脫進行“更化”，其經濟政策主要是蠲免賦稅、削減鹽額、立常平倉等。但當時元朝統治已十分腐敗，加之天災連年，因此國家財政收入不斷減少，經濟狀況依然不容樂觀。
至正九年（1349年），脫脫第二次拜相，為了挽救經濟危機，脫脫採取了變鈔與治河兩大政策。對於變鈔之法，遭到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呂思誠的強烈反對，經過一番爭論後，脫脫仍決意變鈔，設寶泉提舉司來掌管。所謂變鈔一是印造“至正交鈔”，實際上就是在舊的中統交鈔上加蓋“至正交鈔”的印，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鈔並行使用，而至正交鈔的價值是至元寶鈔的兩倍；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形成錢鈔並用的局面，並以鈔為母，錢為子，以錢來實鈔法。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鈔買鈔”，即用新鈔來搜刮民間的至元寶鈔，用銅錢“以實鈔法”也是一句空話，因為沒有白銀作為準備金，是不可兌現的。變鈔之法實行以後，很快就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史載“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其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寶泉提舉司為了軍需而大量印鈔，使至正寶鈔的價值更加貶低，“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間，黃河決口，脫脫不顧眾臣反對，起用賈魯治河，使黃河恢復故道。順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詔治河，由賈魯指揮15萬民伕和2萬戍軍展開浩大工程。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時間，大功告成，賈魯獻《河平圖》。但就在治河期間，韓山童、劉福通等白蓮教勢力製造獨眼石人、發動元末農民起義，為元朝挖好墳墓，因此後世將元亡歸因于治河。事實上賈魯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沒有民伕響應起義，只是白蓮教勢力利用了治河來發動起義而已。正如《元史》所評論的那樣：“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