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鄭柏峪
鄭柏峪，1947年6月出生，1963年考入北京四中。1968年高中畢業之後來到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幹諾爾蘇木（鄉）紅旗嘎查（村、隊）插隊，後曾任嘎查領導班子委員、副隊長、代理書記。1981年回到北京，先後在輕工業部生産司和政策法規司任副處長、處長。1999年國家輕工業局撤銷時提前退休，到草原志願從事生態保護活動。
一位老知青在52歲退休之後，義無反顧回到自己三十年前插隊的草原做治沙治鹼的生態環保志願者，不僅因為那裏留下了他的青春，還因為草原廣袤的愛給了他故鄉的皈依感。當桃花源一樣的故鄉深陷環境惡化的困境時，草原的兒子鄭柏峪把自己的後半生再度交給草原。——編者
1999年，輕工部撤銷時，有個政策是工齡滿30年者可以提前退休，而上山下鄉的知青，插隊的時間是計入工齡的。鄭柏峪1968年就去內蒙古草原插隊，他就在這個時候從輕工部退休了，當時才52歲。
此後，他選擇了做一個生態保護志願者，返回到插隊十餘年的草原做實事。他這個志願者是從自掏腰包、吃苦受累幹起，“好多人覺得我有點傻，不去幹點兒別的卻做這個，不但不掙錢，還要貼錢。其實我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由的。”
“老知青們常常把草原稱作‘第二故鄉’，可是在我的心中就沒有第二，草原就是我的故鄉。只有到了草原，又體會到了鄉親們的親情，我才真正有了故鄉的概念，才有了故鄉的感覺和感情。這是我在退休以後從事草原生態保護的精神基礎。”
他不把草原稱作“第二故鄉”，不僅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第一故鄉”在哪，戶口簿上填寫的那個籍貫——河北遵化嗎？實際上他就沒有去過他的原籍；從小生長其中的北京城嗎？他感覺，在北京並沒有相對應的能稱為故鄉的土地。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因為在廣袤美麗的草原上，他曾經壓抑的青春得到了恣意的伸展。
插隊：在鄭柏峪眼中，草原風物就是現實中的“桃花源”
1966年他在北京四中高中畢業。那時候招工的單位是一個一個到學校來的，最好的去向就是第一撥兒參軍的，他們班上有3個人走了。然後就是首鋼來招工，這是能夠留京的。接著是“三線”的單位來招人，青海鑄造廠、陜西重汽，等等。這之後就是到農村插隊的了，最早是去北大荒兵團，之後是去延安、山西的，最後一撥兒才是去內蒙古的。鄭柏峪屬於那種只能排在隊尾的，因為他父母的問題沒解決，一直在挨鬥。
1968年，鄭柏峪插隊到了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幹諾爾公社紅旗大隊，現在叫查幹諾爾蘇木（鄉）紅旗嘎查（村），在錫林郭勒草原中部，草原和沙窩子交界的地方——沙窩子是當地人的稱呼，就是最近這些年因為沙塵暴而為人熟知的渾善達克沙地。
“去之前我很擔心，因為那兒是純牧區，又是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地方，怕自己不適應。但是到了以後，很快我就愛上了那裏。一是那裏的蒙古族牧民十分淳樸、真誠、好客，人與人之間充滿親情，拿我當草原人民的兒子看待。二是我在那裏受到信任和重視。當時我是個‘黑五類’子女，離開北京的時候我對當兵、當工人都沒有敢想，只想當個農民，可是幾次報名去農村都沒有能去成，最後是無奈之下才到草原來的。但是到了草原之後，牧民們信任我，讓我當了大隊領導班子委員、副隊長，後來還當了代理書記，使我感到人格和尊嚴受到了肯定和尊敬。三是草原景色的美麗，環境的清醇，十分適合我的口味和心理。”
在鄭柏峪眼中，草原風物就是現實中的“桃花源”。
紅旗大隊大部分地域是草原，西南邊是渾善達克沙地的北部邊緣，最特別的是其中有一個很大的湖泊——查幹諾爾湖。多少年之後，鄭柏峪都清楚地記得初見查幹諾爾時的那種震撼：它那麼大，水天相接，波濤滾滾，簡直就像大海一樣。幾個知青當時都是大叫著撲向查幹諾爾湖。不是他們大驚小怪，查幹諾爾是面積達到100平方公里的大湖，放眼望去，浩瀚無垠。
從牧民口中，他知道了查幹諾爾的更多神奇之處：它是地理現象上典型的內陸遷移湖，100多年以前，它在東北方40多公里之外的奧龍寶力格，當時叫海延諾爾，滋潤著一片水草豐美的牧場。後來由於給它供水的高格斯臺河某一個夜晚忽然決口，老湖就遷移到了這裡。現在的查幹諾爾是兩個緊靠著的湖，東邊小的是淡水湖；西邊大的是鹹水湖，中間有一道天然堤壩。到了春季，大批候鳥來到查幹諾爾度夏，有天鵝、大雁、野鴨、蒼鷺等二三十種，其中很多是我國的珍禽。春夏季節，查幹諾爾湖周圍生機勃發。
鄭柏峪也疑惑：草原上哪來的這麼多的水呢？老鄉告訴他説，水是從沙窩子裏來的。老鄉説的沙窩子，地理名稱就是“渾善達克沙地”。在後來的知青歲月裏，鄭柏峪無數次進入到沙窩子裏，每一次他都被這一片沙漠綠洲的美景心折、沉醉。渾善達克沙地全部面積有兩萬多平方公里，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有水沙地，在地勢低窪的地方，地下水會冒出來，形成沙泉、沙湖、小溪、沼澤，有的地方好似江南水鄉，有的地方似西部狂野，有的地方又似非洲疏林。沙地北部是典型的草甸草原，還有熔岩臺地和火山群，更有兩個巨大的湖——查幹諾爾湖和達來諾爾湖。
回歸：“這就是巴扎圖？”“我乾脆回我的草原幹環保去得了。”
開始的時候，知青們5個人組成一個組，但是牧業的勞動其實特別簡單，一個放牛的一個放羊的再加一個下夜的，三個人就夠了，5個壯勞力聚在一起，經常沒有活兒幹，後來就都分散了，知青們住到牧民家裏去，插隊真的插到蒙古包裏了。鄭柏峪在紅旗大隊一插就是十年，他回顧那時候的生活，比較艱苦，但是不勞累，“草原上沒有累的活兒，都是悠悠逛逛那種。草原太大了，我騎馬最長一次走了整整一天，到100里外的月光大隊參觀那裏知青修的水電站，背著乾糧袋，從早上走到太陽西斜，我一直在馬上。” 他説那些年基本上都是處於遊蕩的狀態，因為他幹過的活兒換得特別多：放羊、下夜這些都幹過，也當過赤腳醫生、民辦教師，後來還進了大隊的領導班子。“我們草原不是按階級路線排隊看待人的，不那樣看問題，而是就看你這個人，人好就是好。因為在內蒙古過去也沒有搞過劃階級鬥牧主，當年烏蘭夫給中央寫過報告，説在牧區不要搞階級劃分，中央同意了，所以沒有這種階級鬥爭的‘傳統’。在草原，我才可以背負著這樣沉重的家庭包袱，在七十年代就入黨了。”
1974-1976年間，大部分知青同學都回京了，他卻因為在大隊當幹部，一直沒走。1977年恢復高考，本來他也想考大學，但是那年正趕上草原鬧雪災，大隊書記去世以後，他擔任了代理書記，抗雪災的責任重壓在肩上，自然就放棄了高考。
1978年他離開大隊到阿巴嘎旗的宣傳部又工作了三年，1981年是因為父親落實政策才回到北京。他的父親原是輕工部的，挨鬥挨了20年——1959年開始鬥的是“歷史問題”，本來1965年就要“解放”了，“文革”又來了，接著鬥，一直到1978年才給正式平反解決問題。那時候家裏的四個孩子四散：大姐早在1959年父親出問題時就送到伯父家寄養；也到內蒙古插隊的弟弟結婚後正在呼和浩特市上學；小妹妹雖在京，也已經結婚離開家了。這樣，落實政策時可以調一個子女回到父母身邊，於是四人中唯一未婚的鄭柏峪就調回了北京，那年，他34歲。
進入輕工部工作，鄭柏峪適應得很快，因為他既有基層工作的實踐又有三年機關工作的經驗，這都成為他的優勢。到九十年代初，他擔任了政策法規司政策處和集體處兩個處的處長。然而到了1999年機構改革，12個專業部摘牌時，他還是選擇了提前退休。一個原因是，經過了10年，他對於機關工作已經倦怠了，他參與做過的很多文件起草工作，事後看，一點兒用都沒有。繁冗的過程卻把自己的精力、思想、信心……整個人都耗沒了，就覺得特沒意思，“我乾脆回我的草原幹環保去得了。”
離開草原回北京之後，每隔四五年，鄭柏峪都惦記著回去看看，特別是1996年以後，基本上年年都回草原，草原的變化讓他憂慮：不僅是生態問題逐漸顯現——渾善達克沙地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荒漠，大海一樣的查幹諾爾湖居然正在乾涸，而且他更為他的鄉親們發愁：距離北京雖然不算多遠，但是草原地廣人稀，資訊閉塞，人情淳樸，知識有限。已經出現的問題也不知道怎麼反映、如何解決。“那時候已經開始動心，我的故鄉陷入這樣的困境，我怎麼能看得下去！怎麼可能置之不理！到我退休，正好有時間有精力為草原做點實在的事情。”
“再回沙窩子，看到紅柳林大片大片地枯死，過去被茂密的紅柳淹沒的巴扎圖現在成了一片黃沙丘，一棵紅柳都沒有了，當人們告訴我這就是巴扎圖時，我驚訝得竟然連呼了三遍：‘這就是巴扎圖？這就是巴扎圖？這就是巴扎圖？’眼淚差點沒掉下來。”
“過去烏裏雅斯太東坡上漫山遍野的沙地柏現在已經分割成了一片一片的，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了，而以前一兩個人圍不過來的大榆樹現在幾乎全死了。山丹花、黃花幾乎絕跡，草原上的狼、猞猁、大鴇沒有了，兔子、黃羊、狐狸、沙雞也少多了。而連續乾旱之後，蟲子特別多，像蝗蟲，多到1平方米有160多只，汽車一過，路上碾得就像肉醬一樣。”
懷疑：治理草原荒漠化，植樹造林到底行不行？
他的環保志願者之路，是在跌跌撞撞之中，屢敗屢戰，最後才找到了方向。他總説：我和專家學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完全是在環保實踐之中知道哪條路是行不通的，一步一步摸索出來，最後才知道。
回去的第一年，鄭柏峪搞了四個苗圃，那時想法還是傳統的植樹造林對抗荒漠化。這個苗圃的項目也是他跑到府去，説服某國際大企業得到無償贊助27萬元。幹勁十足地去種樹，最後，四個苗圃只有一個建在沙窩子裏泉水旁邊的存活下來，能為自己提供點兒樹苗，另三個，一個沒建起來就夭折了，一個是“特別高級的”，進口的加拿大速生楊樹，“但是第二年就被蟲子吃了，因為它太好吃了，還沒長起來就讓蟲子全吃光，而且也不耐凍，冬天凍死不少。”這個苗圃也垮了。最可悲的是建在查幹諾爾湖邊上的苗圃，種了約10萬棵樹苗，但是澆水就澆不起——用抽水機從湖裏抽水直接澆，也是不行，到熱天，水一澆上去就滲沒了，根本存不住，而且澆水之後往上泛鹽鹼，土變得白花花的，10萬棵樹苗全部死亡。
苗圃失敗之後，他又去搶救沙地柏。20多年以前，沙地柏在渾善達克沙地多處可見，根系紮在沙地裏，爬蔓大片地覆蓋著裸露的沙丘，不但防風固沙，而且還是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如今，大片的天然沙地柏已經消失。沙地柏項目也是他努力促成的項目，試驗利用比利時科特姆教授（聯合國荒漠化公約委員）發明的高科技材料“保水營養劑TC”來培育沙地柏，簽字是在比利時菲力普王儲來華訪問時簽的，因而這個項目成了兩國的合作項目。
但是栽種沙地柏時也遇到了鹽鹼的問題，它就是不愛生長。撞了南墻之後，他才開始懷疑：治理草原荒漠化，植樹造林到底行不行？學習、探究之後才知道，降水量不到600毫米的地區，種樹根本不可能活。更重要的是，錫盟草原是古代海洋沉積出來的，50釐米的表層風沙土之下，全是鹽鹼土。植被遭破壞之後，表層土被大風刮跑，變得很薄，甚至鹽鹼土就直接露出來。因此這一帶根本不可能種活樹，澆水就會返鹼，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一下子，過去插隊那些事全聯想起來了：蓋房子用的白幹子土，特別結實，硬邦邦的，可房子錶面全是白霜，就因為是鹼土啊。六七十年代，“牧民不吃虧心糧”運動，大隊也曾翻地種莊稼，一澆水，白花花的鹽鹼面全出來了。這些全想起來了，就知道理論所説的沒錯。“等我查到德國的裏希霍芬1908年在中國西部考察兩年後講到，中國是鹽草原，我一看到這個觀點就如獲至寶。是啊，查幹諾爾往西100公里不到就有一個鹼礦，有兩米厚的純鹼。中國荒漠化的重要因素就是鹽鹼化，這個觀點，我跟學者們最大的區別就是，我從年輕時代的感性認識開始的。”
“了解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區別之後，就發現它們有本質區別，從根子上就不一樣。牧業是靠天吃飯，降雨不好，草場退化，我就得搬家，人的生活是去適應自然。而農業就不一樣，是開出一塊地來，想出各種辦法去跟天鬥，改造成適應人的需要，本質是跟自然對抗。我不是開始就聰明，而是環保實踐有了碰壁的經歷才知道哪些行不通，也知道只能保護草原，企圖改造草原的路子是走不通的。比如保護水源這一條，保護不了的水源，已經幹了的河湖，就利用耐鹽植物覆蓋，固定風沙土，重建表層土壤，恢復植被。這些，都是一步一步探索才明白的。”
“高格斯太河經常斷流，查幹諾爾自然好不了。查幹諾爾的湖岸連年不斷後退，經過連續三年的大旱，2002年春季全部乾涸！80平方公里12萬畝的湖面全乾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而且幹湖盆底有大量的鹽鹼粉塵，在春天強風暴到來之際形成鹽鹼塵暴，成為生態災難。我聽説，鹼塵暴颳起來時昏天黑地，伸手不見五指。人們不敢出門，鹽鹼粉塵吸進呼吸道造成呼吸困難，咳嗽；露天的牲畜渾身是白色的鹽鹼粉末，咳嗽，打噴嚏，紅眼睛，極為痛苦。我特別希望親自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治鹼：幹湖盆就像一望無邊的雪原，可是那不是真的白雪，而是白花花的鹽鹼！
2002年8月，鄭柏峪自掏腰包2萬元，請了一個考察組來到查幹諾爾考察。乾涸的湖盆平得就像壓路機壓過了一樣，伸向遙遠的天邊，一片耀眼的黃土，一棵草都沒有，蘇木的領導告訴他們，此前的大風把鹽鹼粉塵都刮跑了。為了親眼看到鹽鹼， 2003年3月，他再次帶領一個考察組來到查幹諾爾。雖然有思想準備，但仍然被驚呆：幹湖盆就像一望無邊的雪原，可是那不是真的白雪，而是白花花的鹽鹼！
他邀請參與考察的專家包括中國人與生物圈計劃國家委員會秘書長韓念勇、地質科學院研究員韓同林、沙漠問題專家景愛、草原專家劉書潤等人，考察和研究的結果令考察組震驚，這些鹽鹼粉塵不但給當地造成生態災難，而且經風力搬運和沉降作用會污染下風方廣大地區，這種化學塵暴的危害程度要大於普通沙塵暴，是沙塵暴源治理中的新情況，目前世界上也無成熟的治理方法可參考。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宋懷龍介入後出現了轉機。宋懷龍結合多年對耐鹽鹼植物、鹽鹼地的複合生態治理的研究，在考察查幹諾爾後提出，在鹽鹼湖盆上種植鹼蓬等耐鹽鹼植物，防鹼固塵，恢復植被，最終將鹽鹼幹湖盆轉化成新草原。2003年夏季，宋懷龍和鄭柏峪一起，開始在查幹諾爾幹湖盆試種鹼蓬。他們自己拿錢購種子，端著臉盆自己栽種試驗。
鄭柏峪真正親身感受狂虐的鹼塵暴，是在 2004年5月，鄭柏峪和宋懷龍到查幹諾爾種鹼蓬的時候。那天一上午都風和日麗，但到下午1點多鐘，天有點渾，風力漸強。
“忽然，同行的嘎查小夥子依德爾大叫：那傢夥來了！只見幹湖盆中一股白色的煙柱騰空而起，像原子彈爆炸一樣，不斷擴大上升，直衝上千米高空。幾分鐘之後，風在湖盆中捲起大片白色煙塵，就像海嘯中的浪頭，也像一堵白色的煙墻翻滾著、呼嘯著迎面撲了過來。我趕緊拿起自己的錄影機、照相機一頓猛拍，因為這些鹽鹼塵暴爆發的鏡頭實在太珍貴了，起碼在中國是第一次被抓到，極其有價值。我大概拍攝了半個小時，實在忍受不了鹽鹼對呼吸道的刺激，只好離開了查幹諾爾。”
“這場大風一直刮了三天，停止以後，一場喜雨從天而降，查幹諾爾的鹽鹼都被水溶化了。誰知五六天以後，經過太陽的暴曬，鹽鹼又出來了，不過這次出來的不是粉塵，而是結晶的鹽鹼，就像冬天玻璃上結的冰花一樣，而在坑凹的地方鹽鹼結晶有鉛筆粗細，就像水晶簇。”
找到種鹼蓬這個辦法，鄭柏峪又開始奔走立項，如今項目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種植了鹼蓬近4萬畝。每年夏天，鄭柏峪都和越來越多的志願者們一起在查幹諾爾種鹼蓬、栽沙障。
付出：我只好簡單回答説：“我高興。”
自從鄭柏峪投身生態保護，受苦很多，付出也很多。開始時，他要自付車馬食宿費去草原，而且那時候只能坐長途車，路況不好，一趟要走12-14個小時，在北京上車時熱得很，過了張北就走夜路，凍得不能開窗戶。2003和2004年，考察化學塵暴項目，在鹽鹼水裏泡得腳都脫了皮；在鹽鹼塵暴中拍攝資料片，眼睛都進鹼土了，渾身鹼土也沒有地方洗澡。辦項目就要求人，那更不在話下。
搞生態保護的志願者必須要有付出精神，往裏搭錢自然也不奇怪，他粗算過，這些年光跑路花的路費大概有五六萬，直到2008年以後有項目資金的支援，路費才不用花自己的錢。用高清帶子租高清機器拍攝資料片，又投入了大約八九萬，還不算他那個慘敗的“草原旅遊項目”也賠了1萬多。
“常有人問我為了什麼又苦又賠錢還要幹環保，其實我也很想給他們解釋清楚，可是對某些人確實是解釋不清楚的，我只好簡單回答説：‘我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