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政策反生態,生態安全屏障成要錢招牌

    4月17日出版的中國科學報發表題為《改變“反生態”的草原政策》的署名文章。文章作者為內蒙古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海山。文章剖析了蒙古高原畜牧業發展的生態機制，指出遊牧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而“現代化草原畜牧業”政策推行的定牧定居，使牲畜喪失了強壯體魄、免疫力和衛生環境，對牧民實施獎補，不僅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還加劇了牧區草原開發，令其急劇退化鹽鹼化和沙化。

　　文章指出，牧區政策由農業部“頂層設計”，中央財政投入項目拉動實施，各級政府往往説得多，做得少，有時甚至是以“現代化”“生態”“有機”“科學”之名在做一些反生態的事情。以保護草原為職責的某機構領導建議，“以開墾草原彌補耕地減少的缺口，以保障國家耕地面積‘紅線’”。長期負責農業部有關牧區工作的主要領導認為，“在牧區推廣網圍欄是為了從財政部要錢”。政策實施者一直打著保護“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招牌向國家要錢，起到的卻是破壞“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效果。

　　文章還擔憂地表示，近幾年，最好的草場——草甸草原地區已發生劇烈退化，認為草原生態惡化的機制亟需改變，呼籲調整現行草原牧區政策。

　　以下為全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草原。 CFP 資料

　　2014年春節前，習近平主席在視察內蒙古時明確要求：“內蒙古要把保護基本草原和保護耕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加快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轉變步伐，探索一些好辦法，幫助農牧民更多分享産業利潤效益，掌握一條符合自然規律，符合國情的綠化之路”。

　　習近平主席這句話對內蒙古牧區建立可持續發展機制具有決定性戰略意義。

　　長期以來，牧區發展政策一直是農業部“頂層設計”，並且由中央財政投入項目拉動實施。在這種政策制度運作機制背景下，各級政府往往説得多，做得少，有時甚至是以“現代化”“生態”“有機”“科學”之名在做一些反生態的事情。

　　在世界牧區中，蒙古高原草原生態環境是氣候乾旱程度最高、植物生長期最短、牧草生物量最少、春季大風日最多、冬季最寒冷且持續時間最長——集如此多“不利”特點于一身的牧區。延續千萬年的遊牧生産方式不是由哪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是蒙古高原極端脆弱乾旱草原生態環境選擇的結果。只有一年四季不斷遷移，才能保障地表枯草層和稀疏植被，以有效保護土壤水分、養分、溫度和牲畜健康與有機肉奶——草原畜牧業生産力，還能有效躲避各種頻繁的自然災害，降低災害與疫病風險。

　　定牧定居使牲畜喪失了強壯體魄、免疫力和衛生環境。近些年，強力實施牧區牲畜良種化，國內外“優良品種”把各種新型疫病也帶入牧區，創造了牧區疫病風險新紀錄。

　　內蒙古草原畜牧業發展目標被確定為“現代化草原畜牧業”。而歐美發達國家至今沒有“現代化畜牧業”這個概念。

　　發達國家對畜牧業的原則性要求是：一是畜産品無公害，二是生産對環境友好。而今天發達國家也沒有完全做到這兩點。

　　然而，千萬年來，蒙古高原傳統遊牧生産過程是“刺激”牧草再生的“創造”牧草資源和改善草原生態環境的生産過程。1975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寫道：“遊牧生活是利用乾旱草原而不毀壞它的最具建設性的生産方式”；“大草原的遊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開發大自然，卻又不把它變為不毛之地”；遊牧生産出來的畜産品是沒有任何化學污染的有機産品。

　　更為可貴的是，千萬年的遊牧生産方式在極端脆弱的乾旱高原上創造出了舉世無雙的生態文明——遊牧文明。而遊牧文明為相鄰其他文明的形成發展提供了生態安全和文化“活力”。在這些乾旱高原地區， 過去、現在和未來，遊牧文明都不能缺少。歷史形成的各種文明對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論到何時，中國至少需要遊牧文明提供生態安全。人類社會需要遊牧文明提供可持續發展文化價值觀、智慧、技能以及有機畜産品等稀缺“資源”。

　　現在牧區的政策是退牧還草，減少牲畜，給點補助費，但給的錢根本不夠買飼料。因物價和畜牧業生産經營成本上漲等因素綜合作用，實施獎補政策以後，錫林郭勒盟北部牧區90%以上牧戶靠貸款過冬春，牧民生産生活困難加劇，金融企業收入增加了。

　　結果是，實施退耕還草政策10年後的2010年，最應該徹底退耕還草的阿拉善盟耕地面積反而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多！

　　開墾草原給內蒙古帶來了大面積沙漠。實行“定牧定居”後，整個牧區草原在短短20年內整體急劇退化鹽鹼化和沙化；而改變遊牧生産僅僅幾十年，中國的生態安全已經成為國家重大而緊迫的戰略問題。

　　與之相反，千萬年來，蒙古高原、天山南北和青藏高原的遊牧生産方式給整個東亞地區提供了生態安全。

　　以保護草原為職責的某機構領導建議，“以開墾草原彌補耕地減少的缺口，以保障國家耕地面積‘紅線’”。暫且不討論這樣做的生態風險，如此的18億畝耕地，能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嗎？ 長期負責農業部有關牧區工作的主要領導認為，“在牧區推廣網圍欄是為了從財政部要錢”。以這種動機進行“草原基本建設”，能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嗎？

　　近幾年，國家又投入鉅額資金，在牧區實施“十個覆蓋”工程，以改善牧民生計，強化牧民定牧定居。但是，如果不改變草原生態惡化機制，與前些年的“圍封轉移”“退牧還草”“禁牧休牧”等諸多建設項目工程一樣，投入越多，對國家、草原和牧民的危害越大。

　　如果説，過去草場退化從乾旱地區向濕潤地區擴展，近幾年，草場劇烈退化發生在最好的草場——草甸草原地區。 每年7、8月份，草業老闆們涌入草原，以高價收購牧民草場的打草權，牧草種子還未成熟落地，就將牧草的種子和草根一起摟走，當地政府還稱其為“政績”。

　　內蒙古牧區在國家長治久安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有很多，但首屈一指應當是“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因為，這是攸關國家生存的問題。然而， 在牧區，“國家生態安全屏障”一直以來只是向國家要錢時用的招牌。而在牧區發展政策與“建設”實踐中，多是破壞“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效果。這一態勢迫切需要扭轉。

　　原標題：學者談遊牧重要性：草原政策反生態，生態安全屏障成要錢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