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擁有記者的睿智、詩人的浪漫、作家的激情。
他從小飽讀詩書，立志有一天成為一名作家。如今，他徜徉在文學的海洋裏，享受這份悠然自得的快樂。
源於對文學的熱愛，使得他如今成為一名“三棲”作家，新聞、文學、史學兼顧，記者、作家、史學家為一體的雜家，他就是蒙古族作家陳鶴齡（阿勒得爾圖）。
幼時立志當作家
初見陳鶴齡，在他的辦公室內。
還未踏進房門，一隻溫順的小花貓早已等候在陽臺上，看到主人歸來，便開始“喵喵”地叫了起來，並用它那胖乎乎的身體在陳的身邊蹭來蹭去。
寬敞明亮的房間內，藏書隨處可得，而這也只是陳鶴齡全部藏書的“冰山一角”。現年54歲的他，時任《中國文化報》內蒙古記者站站長，同時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他被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所熟知，除了2004年結集出版的兩卷本文學作品集《縱酒踏歌》之外，更多的是由他撰寫的《蒙古秘史考論》、《蒙古民族發祥地考論》、《走出石窟的北魏王朝》等史學著作的問世，對蒙元史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對於集記者、作家、史學家于一體的陳鶴齡來説，他更認同自己是個作家。他説：“將來還是要回歸到寫小説的宿命上，蒙元史文化研究並不是我的特長，我只不過是對現有的空白以及一些誤區進行補充和糾正，而當一名純文學作家是我從小的夢想。”
陳鶴齡，生於遼寧，8歲隨家人遷到內蒙古興安盟突泉縣。每年農閒季節，父親都會自己編劇本，然後組織村民去表演。陳鶴齡受父親影響，開始對文學産生興趣。之後，他借助一本殘缺不全的《新華字典》和一盞煤油燈，從大隊書記家借閱了許多明清小説和當代小説，由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併為日後的寫作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
“《烈火金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岩》，小説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對我的影響很大。”如今再憶往事，陳鶴齡仍然能清晰記得。那個時候，同班級還沒有一個同學和他一樣這麼癡迷的熱愛讀書。這麼多年過去了，陳鶴齡每天在工作之餘仍然堅持讀書，一拿起書本便能看七八個小時。
稿費比老師工資多
1976年，高中畢業後，陳鶴齡回到了農村。
“農村的生活非常艱苦，我認為我不能一輩子都在那裏生活。”為了改變命運，讀書成為陳鶴齡唯一的途徑。生産隊訂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成為他的“必修課”。他認為只有看更多的書，才能不被這個快速前進的世界所遺忘。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由於歷史原因，陳鶴齡與大學失之交臂，但他沒有放棄。勞動的間隙，人們總會看到一個勤奮的小夥從隨身攜帶的黃色軍挎包中拿出書本孜孜不倦地學習。同時，他在高中語文老師的指導下，開始在突泉縣廣播站發新聞稿，並成為突泉縣廣播站的優秀通訊員。
1979年，陳鶴齡考上了突泉縣師範學校。兩年後，他的第一篇反映新時期農村改革題材的3000字小説《紅幌高挑》在《興安日報》發表，反響強烈。他也拿到了第一筆8元的稿費，興奮至極。
至此，這位年輕人開始了他的創作之路。開始將自己的小説、散文等作品投往各個報社和雜誌社。“稿費一個月40多元，比老師的工資還要高，那個時候我是我們班唯一一個可以不去上課的學生，但不是蹺課，而是經常出去採訪。”
1991年起，陳鶴齡開始從事專職新聞工作，1996年任《中國商報》內蒙古記者站站長。2002年5月起改任《中國民族報》內蒙古記者站站長。兼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副秘書長、中國飯店協會副秘書長。1996年以來，他先後四次被自治區黨委宣傳部評為宣傳內蒙古優勝獎先進個人獎。他的作品多次刊發並被國內多家媒體轉發，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悲觀但卻不消極
“每天早上7點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打開電腦‘偷菜’，一偷半個小時，很認真，要是碰到被狗咬了還會很生氣。”陳鶴齡笑著説道。一個54歲的人，仍然具有大男孩的品質。偷菜、養貓、看書、散步，生活簡單而充實。
攀談之間，可以感受到，這位溫文儒雅的作家是一位思想豐富、內心卻有那麼一點孤獨。他悲觀卻不消極。
正是因為這些孤獨之美，才成就了他作品永恒的生命力。在他的散文和詩歌裏，我們可以看到帶有朱自清和徐志摩式的憂鬱色彩。用他自己的話説，“那些文字看了讓人心疼，不能碰，一碰就會流血。”經歷過創傷、曲折等許多磨難，陳鶴齡通過散文和詩歌將自己對生活和情感的糾葛毫無遮掩地寫了出來。
2004年12月，他撰寫的40多萬字的兩卷本文學作品集《縱酒踏歌》出版，這是他從事業餘創作20多年來的第一次結集。2005年，《縱酒踏歌》研討會在內蒙古舉行。時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的陳光林、時任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陳瑞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建功、國家民委專職委員鐵木爾等領導蒞臨參加，這在我區文學活動中並不多見。
2006年，《縱酒踏歌》榮獲內蒙古自治區五個一工程獎，回報他的是6000元的現金獎勵，而這又與他之前聆聽的名家講座密不可分。
1983年，陳鶴齡成為興安盟文聯第一屆創作班學員。同年，他去溫州參加了由溫州市文聯和《文學青年》雜誌社共同舉辦的全國青年作家筆會，聆聽了高曉聲、曹玉模、嚴承志等名家的文學講座。1984年陳鶴齡就讀北京人文函授大學，1985年8月進京面授時又聆聽了艾青、蕭軍等文學大師更為精彩的文學講座。
“這幾次的學習對我影響很大。聽完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文學是這樣的，在後來的寫作中，情節的構思以及用筆等等都有了改變。”陳鶴齡説。之後，他寫的散文、特寫、報告文學等不同體裁的作品先後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青年文學》、《內蒙古日報》、《草原》等國家級報刊上發表。
濃厚的民族情感
“我熱愛我的民族，熱愛我的祖國。”談到對史學、蒙元史的貢獻，陳鶴齡説這些都源於民族情感。
因為熱愛，所以依然對生活有激情。在創作上，陳鶴齡積極向上，一旦認準的事情便會做到底。對蒙元史文化的研究與探索，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自從2004年之後，機緣巧合，陳鶴齡一頭扎進了史學堆裏。前後出版的七八本相關書籍，均得到業內人士的認可。
這麼多年來，對於蒙古族的起源、發祥地一直“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但沒有一本書能夠將這些説法集中起來，系統規範化的完整記錄。陳鶴齡做到了，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這上面，幾乎通讀了所有有關蒙古學的史學著作。最後整理了《蒙古民族發祥地考論》一書。
“蒙古帝國畢竟存在了800多年，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你去查資料，各種版本、各種文字的都有，但就是沒有一本畫冊。”陳鶴齡避開寫專著，選取了成吉思汗的畫像60幅，2007年由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成吉思汗中外畫集》，作為對自治區60週年的賀禮。畫集被譽為“填補世界文化史空白之作”。
2011年，他所編輯的《蒙古秘史考論》出版。目前，他所寫的另一篇關於察哈爾文化的産生與興起的相關著作《察哈爾論》正在出版中。
最近，陳鶴齡正在著手一部長篇小説的創作，題材跟新聞記者有關。陳鶴齡説：“我是一個會有悲觀情緒的人，但創作上卻很積極向上。我是作家，不是專職的學者，作家的宿命終究要回歸到純文學的創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