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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培玲: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母親

2016-01-18 16:28:28 | 來源:正北方網-內蒙古日報 | 作者:錢佔元 | 責任編輯:許浩成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在大青山、土默川和晉西北傳頌著一位深明大義、毀家紓難的巾幗豪傑喬培玲,人們親切地稱她王老太太。1940年2月,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姚喆派薩拉齊縣遊擊隊指導員楊思華等同志,把王老太太和她的家人接上山。

原標題:革命母親喬培玲

抗日戰爭時期,在大青山、土默川和晉西北傳頌著一位深明大義、毀家紓難的巾幗豪傑喬培玲,人們親切地稱她王老太太。她帶領全家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參加抗日鬥爭,她的家是一個可靠據點和秘密聯絡站,國難當頭,她變賣家産資助八路軍和遊擊隊。1943年,延安的報紙以《革命母親》為題,報道了她的英雄事跡。

1884年,喬培玲出生在歸化城土默特陶思浩村(今屬土默特左旗)名門望族家庭,19歲嫁到美岱召鎮河子村(今屬土默特右旗)家大業大的王家。1915年秋的一個雨天,得知土匪進村的消息,喬培玲帶著年近古稀的婆母和4個年幼的子女,躲藏在高粱地裏。綏西大土匪盧佔魁率眾匪闖入王家,丈夫王建業在家用火槍抵抗,被土匪打死。家中的金銀財寶、貴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土匪臨走還把房屋付之一炬。年僅31歲的喬培玲含淚操辦完丈夫的喪事後,挑起重振家業的重擔。當年,她的大兒子王培玉10歲,女兒8歲,二兒子王經雨4歲,三兒子王如玉僅2歲。為避微辭,她只雇十五六歲的少年當長短工,親自領這些“娃娃兵”下地勞動,尤其是澆地時,更是不避晴雨,不分晝夜。經過數年之艱辛創業,家業又逐漸發展起來,擁有豪華院落3處、水地500畝,騾、馬、牛、驢十余頭(匹)、羊數十隻,大車二三輛,樹木3000多棵。但是,好景不長,1937年10月,日寇的鐵蹄踏進綏遠的土地,製造了滅絕人性的薩拉齊鎮慘案,這裡的蒙漢人民慘遭殺戮。

面對日寇的倡狂行徑,喬培玲帶領全家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參加了抗日鬥爭。兒女們的愛國思想是與她的言傳身教分不開的。喬培玲雖然沒有文化,但她給孩子們從小就講自己出嫁前聽戲記住的《三國演義》《岳飛傳》《水滸》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全民抗戰後,她又對全家人説:“要不怕苦、不怕難,抗戰要抗到底。沒有國,怎能有家?抗戰,兒子完不成,孫子接著幹!”子女們正是在她的教育下,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出,參加了革命。王培玉擔任薩拉齊縣抗日民主政府的保管員,悉心照顧八路軍傷病員和幹部家屬。一天,他出溝為傷病員搞藥品,遭到日本鬼子伏擊,不幸中彈犧牲。王經雨組織薩拉齊縣遊擊隊,自己任隊長,並擔任薩拉齊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王如玉參加了八路軍,後在中共薩拉齊縣委任職。孫女王友梅是薩拉齊縣抗日武裝唯一的女幹部。就連她收留的大陽洼行乞的張同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以王家長工為掩護,從事秘密抗日活動。張同的長子、喬培玲的義孫張佔元也參加了八路軍,解放後任土默特右旗政協副主席。

那時,王家成了開展抗日鬥爭的—個可靠的據點和秘密聯絡站。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和動委會派中共黨員于源、劉啟煥、王弼臣到土默川開展地下工作,以走親戚、當長工為掩護,經常吃住在王家,研究工作,傳遞情報。王弼臣名義是王家的長工,但─天也沒下地勞動,也是以長工身份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劉啟煥擔著貨郎擔,走村串戶宣傳抗日,被劉啟煥稱作乾媽的王老太太(喬培玲)為他置辦貨郎擔。劉啟煥有好幾次被敵人盯梢,他扔掉貨郎擔轉移。丟了貨郎擔,乾媽再給他置辦,前前後後置辦了好幾副。

王老太太還是—個合格的警衛員。一天晚上,于源、劉啟煥、王弼臣和王經雨正在前院研究組織抗救會事宜,突然響起了咚咚的敲門聲,院子裏的狗汪汪叫個不停。王老太太機智地把同志們藏到後院的地窖裏。然後,她從容地去開門。偽警察以查戶口為名,鬼頭鬼腦地東張西望,問這問那,王老太太鎮定地應付過去。這個地窖也是王老太太替黨藏油印宣傳材料和革命刊物的秘密地方,從未被敵人發現。

1939年初,王老太太每天晚上叫家人都到後院睡覺,把前院騰出來,讓給大青山下來的軍陣幹部和地下工作人員住,她和大兒子負責招待和放哨。王經雨剛組織起遊擊小組,沒錢買武器,王老太太就慷慨資助,一次就拿出大煙土200兩,賣掉換槍支。


1939年9月,王經雨因除掉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美岱召鎮警察署漢奸,暴露了身份上了大青山。他帶領遊擊隊活動在薩拉齊縣一帶,給日偽軍以有力打擊。敵人圍剿遊擊隊,並喪心病狂地迫害王經雨的家人。具有民族氣節的王老太太面對日偽軍的迫害,擲地有聲地説:“活著不做亡國奴,死了不做亡國奴的鬼。”為了躲避敵人,她一面變賣家産,繼續資助八路軍和遊擊隊,一面帶著家人東躲西藏。從1940年到全國解放,她走遍晉西北的偏關、平魯、朔縣、神池、五寨、左雲、右玉、嵐縣、興縣等地,又來往于內蒙古的涼城、清水河、豐鎮、察右前旗、集寧、卓資山之間,行程難以計算。

1940年2月,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姚喆派薩拉齊縣遊擊隊指導員楊思華等同志,把王老太太和她的家人接上山。上山後,王老太太和戰士們同生死、共患難,住窯洞,吃野菜,轉山頭,挨餓受凍,但她從不叫苦,總是説“這點苦算個甚!”

1942年,日寇對大青山遊擊根據地實行大掃蕩和經濟大封鎖,根據地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斷炊的事經常發生。乾糧多為炒扁豆、蠶豆、莜麥。王老太太已是牙齒脫落的老人了,吃這些東西往往牙床磨出血。她吃一粒蠶豆,要在嘴裏含很久,直至用口水泡軟,才能嚼爛咽下。敵人瘋狂掃蕩綏西,綏西專署、薩拉齊縣政府機關和部隊暫時撤到外線。為了給部隊減輕負擔,王老太太堅決要求和兩個孫兒及幾個傷員留下來,隱藏在深山野嶺的石崖下、山洞中。他們冷得不行就在地上挖個坑,坑裏點上火,上面蓋上石板,就算是火炕。她和孫兒們以野菜充饑,把節省下的糧食給傷病員吃。綏西專署副專員靳崇智返回這一帶活動,給王老太太留下2斤蠶豆圪糝,就這點糧食,他們維持了40多天,一直堅持到敵人撤退。


1943年春的一天,日寇掃蕩井兒溝,王老太太和戰士們一樣爬10多裏的陡山,靳崇智回憶錄中這樣説:“這天,老人家正患病,一邊走—邊嘔吐不止,但她仍然堅持和同志們行進在崎嶇的山間小路上。同志們看到這位年近花甲的老母親挪著—雙小腳,艱難地走在佈滿亂石荊棘陡峭的山路上,心裏非常不安,都想過來攙扶她走。但她怕影響部隊的行軍速度,不忍心拖累大家,堅決不用攙扶。腳疼得實在不行了,就跪著走,遇有陡坡就爬著上。同志們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後來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給弄了一匹馬讓她行軍時騎,但她經常讓傷員騎著,自己跟在後面走。”有一次,在武川紅軍貝“轉山頭”,王老太太的鞋底磨破了,仍在艱難地行走,究竟轉了多少個山頭,難計其數。據她的孫兒、包頭市政協原副主席王友眾回憶:“我跟著祖母轉過的山頭有東溝、石湖、小北溝、猴山、八峰山、井兒溝、大陽洼、德勝溝、後窯子、彭叔營、紅軍貝、毛不浪梁、馬化龍壩、泉子貝等。”王老太太為抗日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極大地鼓舞著戰士們的鬥志。大家表示,我們這些年輕人更要豁出性命打鬼子。

王老太太還是位“好後勤”,她像慈母一樣關心愛護著戰士們,經常給戰士們洗補衣被,釘鈕扣。她還是─位“好護士”,好多傷病員在她的精心護理下,傷病痊癒後重返前線殺敵。小戰士高志的腿負了傷,因當時沒有藥,傷口嚴重化膿不能行走,王老太太不僅為他端屎倒尿,還為他翻山越嶺尋找草藥,每天給他清洗傷口,直到他傷好痊癒歸了隊。

1966年5月,王老太太因病在家鄉去世。她毀家紓難,帶領全家參加抗日鬥爭的感人事跡,至今還在內蒙古西部地區被人們傳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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